冯志峰:政治学方法论30年:现状、问题与发展

——一项对86本有关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研究报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7 次 更新时间:2008-10-19 22: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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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志峰  

  

  摘 要:对国内1979年以来出版的86本政治学方法论有关教材的调查表明,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总体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研究规范、体系划分、模型设置、逻辑论证、价值取向”五个方面仍存有严重的缺陷,制约了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今后的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要着力实现“大学科和小学科、规范性和经验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结合,进而建构科学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以此推动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政治学方法论;现状评估;研究原则;学科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伟大的改革实践强烈地呼唤着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并用于指导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而政治科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又依赖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根本变革。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支撑,政治学也概莫能外。

  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在极短的时间获得了勃勃生机,不仅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原则,又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而且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但就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原创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研究尚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2]且主要表现为研究方法的落后。研究方法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了政治学研究的开展,削弱了政治学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问题的作用和功效,使政治学研究游离于政治现实之外,导致“学术性与现实性脱节乃至相互冲突,造成论点武断、缺乏严密精巧理论论证的严重后果”[3]。

  为此,有必要对当前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的现状进行评估与反思。笔者在此对86本有关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教材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当前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建构科学的政治学方法论的路径选择,以求推动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发展。

  

  二、研究设计说明

  

  此次调查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 调查样本归集。

  

  归集调查样本主要采用三个标准。

  

  一是时间的选取。时间上选取自1979年4月(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后)至2008年6月为调查时间段;

  二是样本的选取。所选取的样本以苏州大学可资查阅的政治学方法论有关教材为主,包括9本政治学方法论教材和77本政治学基础类教材两个部分。政治学基础类教材中政治学方法论的观点在学界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将之列入可以更好对政治学研究现状进行全面客观地考量;

  三是科目的选取。研究科目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政治学基础类有关方法论内容主要按照多数编著者的研究取向,将研究方法分为传统研究方法、现代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并对之设置了相应的二级科目。二是对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研究科目主要划分为作者国别、作者单位和研究科目。研究科目又划分为质化指标和量化指标两大部分,并设置了30个二级科目。在上述两种研究划分中,科目的设置和数据填列主要是按照每本教材的章节部分所涉及到内容进行填列和统计的。

  (二)调查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决定一项政治学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基本前提”[4]。此次研究,笔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为指导,使用经验研究基本方法,采用定量研究从技术角度出发来揭示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力求做到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即在采用描述性手法揭示教材文本内容基础上,利用文献查阅法和实地调查法两种方式进行分析评估,借助统计表格、数学计量等方法为研究论证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持。

  (三)调查分析框架。此项调查目的是分析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现状,找出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方向。本文第一部分交代研究的缘起,第二部分对研究设计作了说明,第三部分就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述评,继而在第四部分提出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发展走向,结论部分对全文主旨进行了提炼。

  

  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述评

  

  通过对教材作者、基础教材方法论部分和方法论专著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有的缺陷。

  

  (一)政治学方法论教材的作者构成

  

  政治学方法论有关教材编(著)者是教材的创作者,其学习经历和研究环境等相关因素直接影响到教材观点的形成和研究质量的高低。

  

  表1:政治学方法论教材作者部门统计表(略)

  

  由于存在一人多著或一著多人的情况,笔者对教材作者只抽取第一主编86人为核算对象。由表1中可知,我国政治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从事高等院校的教育研究人员所占比重最大,表明高等院校编著者是政治学基础类教材编著者的主体,承担着政治学教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高等院校研究者的扶持力度,同时也应该发挥社会科学院、党校和政策研究机构学者的积极作用。外国教材的作者所占比重为21%,主要以西方学者为主,说明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在政治学方法论专著中(参见表4),我国作者所占比重为45%,外国作者所占比重55%。我国方法论教材的作者都来自高校,外国教材作者和译者也都来自高等院校。从教材指标的分析和作者的分布可知,我国方法论研究水准在科学性方面相对而言还处于劣势,这种状况直接反映出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队伍弱小的实际情况。如果再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外国方法论专著是由我国学界挑选的精品,并未囊括其全部著作,而我国有关专著就是4本,说明我国政治方法研究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应加大方法论的研究力度和扶持力度。

  

  (二)政治学方法论基础教材的研究现状

  

  政治学基础类教材有关方法论研究现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方法论内容的普及性和简略性。大多数教材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普及性介绍,但结构安排在两个方面过于简单。

  一是方法论内容所占比重很小。大多数教材对政治学研究方法作了一些专门性描述,但仍有些教材没有设立专门部分来介绍、或根本就没有涉及政治学方法论。如赵宝煦《政治学概论》、马洪《简明政治学》、皮纯协《政治学教程》、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蓝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刘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云光《社会主义政治学》、李景鹏《权力政治学》等编著的教材都没有专门论述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内容。此种情况在我国早期政治学教材中是一个普遍现象,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和科学研究技术的应用,方法论内容介绍所占比重逐渐提高。邱晓《政治学原理》是我国第一本将政治学方法论纳入政治学基础体系进行专门论述的教材,体现出其学术研究理念的前瞻性。但值得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即使设置了方法论内容的教材,其篇幅安排多数也没有设置专章关于方法论的论述,一般为1节或更少,主要表现为对政治学研究方法常识的简略性介绍。华世平《政治学》安排整章篇幅来论述政治学研究方法当属进步之举。外国有些学者做法比较可取,如德国学者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对规范理论、经验分析理论和辩证批判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方法作了深入的探求。英国学者马什《政治科学理论与方法》以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议题为脉络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作了系统的介绍。可以说,此种教材体例的安排使政治学的理论探索与方法研究相得益彰。

   二是政治学方法论内容逻辑安排不够合理。教材对方法论的介绍大多简单采用条块结构,方法论各种概念和体系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关系,基本上都是概念的堆积和空洞的说教,方法论研究存在表层化、平庸化现象,未能以案例的形式进行具体地分析和描述,研究方法缺乏操作性。

  三是方法论内容表现为概略性介绍,常常形成教材内容的雷同或相同,导致教材的质量下降。这在政治学基础类教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许多教材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雷同到近乎逼真的程度,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经费、出版资源和学生资金等资源的严重浪费。

  

  表2:政治学基础类教材有关方法论知识要点分布统计表(略)

  

  2、方法论体系的建构性和批判性。政治学方法体系的建构大致完成,多数教材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要点如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类型、研究技术等不同层次知识作了系统简明的比较性介绍,包括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演绎法和归纳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等。

  在新兴学科发展的影响下,许多学者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治理论、过程研究法、行为分析法、政策分析法、角色分析法、精英分析法、博弈论等知识有不同程度地研究,基本符合“伊斯顿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目标” [5]。这些方法的介绍和运用,使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6]。如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对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了初步的区分,杨光斌《政治学导论》将博弈论的内容引入了政治学基础教材并试图与现实政治实践相联系,表明我国学者正在努力进行理论创新研究。但是,许多教材在吸收国外政治学知识方面缺乏学理上的批判性。一是受简单化的实证社会学观念限制,多数教材通常把研究和介绍国外政治学方法论的视野,仅仅限制在英美政治科学范围内,而未把欧陆政治学方法论更多地纳入研究体系。二是在国外政治学方法论的分析方面,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未能做到批判地吸收和借鉴。

  3、方法论划分的主流性和多样性。众多基础类教材中,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王浦劬《政治学基础》、俞可平《政治学通论》、景跃进《政治学原理》在方法论分类与结构方面比较规范和有所创新,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划分比较合理,代表了学术界的研究主流。

  对于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划分,国内教材对方法论的划分体现出多样性。有的划分为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也有划分为学科性方法、程序性方法和工具性方法等不同分类。笔者按照多数教材的做法,将政治学研究方法分为三类,即传统研究方法、现代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在三种研究方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普遍地、灵活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根本不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所以高明的基本原因” [7]并占据着方法论主流阵地。其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数值也说明,当前中国政治学最基本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

  如表2,传统研究方法中的历史研究比重为7%、制度研究比重为6%、哲学研究比重为5%、法律研究比重为2%,现代研究方法中的比较研究比重为8%、系统研究比重为6%、实证研究比重为5%。

  上述数据表明,传统研究方法已失去昔日强势地位,现代研究方法形成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抗衡的态势。传统研究方法的衰落,主要是由于其不适应现代政治学研究发展的需要、不能对现实政治生活提供合理解释所致。历史研究和制度研究指标数值较高,是由于历史主义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当前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也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现代政治学研究方法由于吸收最新科学知识成果,比较适应当前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和系统分析指标的数值说明了这点。但尽管对实证研究论及颇多,多数教材撰写体例却“缺乏实证研究、严重无视政治实践案例,使学科长期处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状态。” [8]因此,政治学教材的实证研究,目前还停留在介绍和传播阶段,传统的、静止的、定性的学科研究方法依然是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

  此种方法格局的产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待传统和现代研究方法的认识上有偏差。许多学者认为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无力提供对政治现实的合理解释而忽视该方法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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