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8 次 更新时间:2008-10-18 18: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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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宏  

  

  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农村和城镇基尼系数基本上都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一阶段性特征与改革的阶段性高度吻合;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自1992年以来一直大于或等于014;城镇基尼系数及其贡献率增长最快,目前是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首要影响因素;城乡差距及其贡献率波动性较大。

  关键词: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城乡分解;主观差距和客观差距

  作者程永宏,1970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教授(北京100872)。

  *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研究"部分资助,项目编号05&ZD049.

  

  一、引言

  

  对改革以来全国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影响因素和现状的判断,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央政府也一再强调调节收入差距的紧迫性。目前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学术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收入差距水平究竟有多大,二是中国目前收入差距水平究竟是否合理。前者是一个实证问题,需要通过对经验数据的研究得出客观结论,后者是一个规范问题,需要在准确的实证研究结果和正确的收入分配理论基础上,给出合乎逻辑的证明。本文拟从实证和规范两个角度探讨这两个问题。

  要想客观地判断收入差距水平、性质及其影响因素,首先必须对某些关键性收入差距指标进行定量的测度。众所周知,度量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这是由基尼系数相对于其他不平等指标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所决定的。改革以来,对中国基尼系数的经验研究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但同时也存在重要的缺憾,主要是:第一,目前大部分文献都只关注农村或城镇内部基尼系数,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定量研究极为有限;第二,对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与农村和城镇内部基尼系数的关系缺乏了解;第三,所有研究都只涉及少数年份,改革开放以来连续时间序列的农村、城镇和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研究几乎是空白。

  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既有数据方面的,也有方法方面的。由于目前统计部门调查的收入数据都是城乡分离的,根据这些数据,利用现有的方法无法准确计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与农村和城镇基尼系数的关系涉及基尼系数的组群分解问题,这是基尼系数相关方法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至今还没有得到完善的结果。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有意义的尝试。

  在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计算方面,李实等根据两次全国性调查计算了1988年和1995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李强等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1994年进行的全国范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1994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这些调查对于准确了解当时全国收入差距的状况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这些调查只是在个别年份进行的,无法提供长期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于是,其他学者试图利用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离的统计资料,对传统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进行改进,计算总体基尼系数。例如,陈宗胜、周云波提出一个"分层加权"计算公式,并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计算过1988-1998年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但该算法存在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胡祖光、董静和李子奈也分别提出了一些经过修正的算法计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由于一些技术或前提条件方面的局限性,这些算法的适用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难以用来计算长期时间序列的基尼系数。此外,王祖祥计算中部六省基尼系数的方法对于计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在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城乡分解方面,由于方法上的缺陷,至今没有文献进行过这一尝试。

  向书坚引用Sundrum 提到的一个分解公式,计算中国1981-1995年的全国总体基尼系数。

  该分解式针对的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形,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两个亚组的收入分布完全不重叠。这在现实经济中是难以满足的:中国城乡收入分布高度重叠是一个明显的事实lu.Bhatacharya和Mahalanonis lv 较早提出一个一般化的基尼系数组群分解方法,Mookherjee 和Shorrocks lw 做了进一步分析和论证。该方法无需亚组收入分布不重叠的假定,但以出现一个交叉项作为代价,该交叉项的大小取决于各亚组收入分布函数的重叠程度;交叉项的经济意义也颇有争议。Silber、Shujie Yao也分别用不同方法给出类似的分解形式。

  Bourguignon 、Shorrocks 等曾经指出:基尼系数不满足加和可分解性(additivedecomposability )条件,不能进行完美的组群分解。Bhatacharya 和Mahalanonis、Silber、Shujie Yao等的结果也的确不符合加和可分解性条件。加和可分解性条件主要是指:对一个收入总体进行完全划分后,总体不平等指标应该可以表示成组内差距加权平均与组间差距的总和;组间差距指标与总体不平等指标的定义相同;组间差距是各亚组平均收入的函数,与亚组内部不平等无关。

  但事实上,加和可分解性条件过于严格,其中一部分是非必需的,甚至是有缺陷的:组间差距指标与总体不平等指标的定义相同,这一要求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意义,仅仅能够满足数学形式上的对称性;组间差距只是各亚组平均收入的函数而与亚组内部不平等无关,这是存在疑问的。

  可见,Bourguignon和Shorrocks 提出的加和可分解性条件并非没有异议。事实上,Shorrocks 在其1980年的论文中也承认:Blackorby等认为组间差距应该反映组内不平等,而不应该仅仅以各亚组人均收入的函数度量组间差距;Blackorby、Donaldson 、Auersperg 进一步论证了单纯以亚组平均收入的函数度量组间差距的缺陷,并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以各亚组"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equally2distributed2equivalent income ,EDEI )的函数度量组间差距的新方法,其实质是把亚组内部不平等转化为"平均分配的等价收入"而纳入组间差距指标。

  不过Blackorby 、Donaldson 、Auer sperg与Shorrocks 一样,认为基尼系数不满足他们给定的(组群)可分解性条件。

  他们之所以得出基尼系数不可进行组群分解的结论,是因为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中,都是先验地、抽象地给出某些关于可分解性的一般条件,然后再检验各种不平等指标是否符合这些可分解性条件。由于不同的不平等指标的定义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和性质,若以某些先验的、统一的条件来界定某一指标是否可分解,难以排除这些条件过于严格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程永宏放弃Bourguignon 和Shorrocks 对组间差距指标的个别不合理的限制,实现了基尼系数的城乡分解。该分解方法满足Bourguignon 和Shorrocks提出的、除组间差距指标定义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可分解性条件,而且无需"城乡收入分布不重叠"的假定,也不存在有争议的"交叉项";特别是,该分解式的结构与泰尔指数分解式类似:组内差距的权重等于各亚组收入份额,这使得分解式经济意义更明确。该分解方法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讨论可分解性问题,而是直接利用计算基尼系数的一个新公式,以演绎推理的方法合乎逻辑地导出基尼系数分解公式,从而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成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两个部分,并重新定义了一个城乡差距指标,该城乡差距指标符合Blackorby 、Donaldson 、Auersperg 关于组间差距指标的观点:它将各组内部差距(即城镇和农村各自内部差距)纳入组间差距指标(即城乡差距指标),但纳入的方式与Blackorby 、Donaldson 、Auersperg 不同;程永宏已经较为充分地论证了这一城乡差距指标的合理性。

  本文以下部分将引用程永宏所论证的新方法,计算出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并进行城乡分解分析,得出严格的量化结果,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规范性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其中,第二部分是对计算方法、原理和过程的说明,第三部分对计算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总体基尼系数进行城乡分解分析,第四部分在本文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对关于中国目前收入差距的一些规范性判断进行讨论,第五部分得出一些结论并分析政策含义。

  

  四、关于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规范性判断:主观差距与客观差距的区分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基于家庭人均收入的中国总体基尼系数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0.4以上,并持续上升;若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以个人收入为基础计算基尼系数,则结果会更高;若把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考虑进来,结果会进一步升高。按照大多数学者认同的标准,基于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接近0.4,是收入差距进入警戒水平的标志,超过这一水平,就可能因差距过大而陷入社会危机,拉美国家当前的社会危机与过高收入差距的关系就是一例。

  那么,针对当前中国基尼系数较高的现实,如何对中国收入差距的程度、性质和原因做出规范性判断?这是当前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其中三种较有影响的观点值得深入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总体基尼系数,因没有考虑到地区间价格差异因素而高估了实际差距,其理由是,高收入地区价格水平比低收入地区高,因此,若以剔除价格差异因素后的"实际收入"计算,则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就不会这么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0.4的警戒线是国际经验的总结,不适合中国,因此,中国基尼系数较高并不存在危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利用中国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乡间差距,城乡各自内部差距并不大,因此总体差距大一些也没有关系。

  关于第一种观点,如果旨在用当地价格指数把当地名义收入调整为"实际收入",再计算总体基尼系数,则"实际总体基尼系数"的确会下降,因为一般说来,贫穷地区价格指数较低,富裕地区价格指数较高,剔除价格因素后,地区间实际购买力的差距会缩小,"实际总体基尼系数"当然也会下降。但问题在于,有没有足够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或假设——计算总体基尼系数的时候必须剔除地区间价格差异的因素?是否只能用当地价格指数调整当地名义收入?总体基尼系数有没有必要分为"实际"的和"名义"的?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似乎不那么简单。

  我们必须正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持肯定意见者只考虑到,地区间价格差异会导致各地名义收入在各自本地实际购买力的差距缩小,但忽略了以下事实,贫穷地区的居民不可能永远只在贫穷地区消费,富裕地区的居民也不可能永远只在富裕地区消费;一旦贫穷地区居民进入富裕地区消费,或者富裕地区居民进入贫穷地区消费,则考虑地区间价格差异不仅不会缩小名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的差距,反而会扩大名义收入的实际购买力的差距。因为贫穷地区居民名义收入在富裕地区的实际购买力会下降,富裕地区居民名义收入在贫穷地区的实际购买力会上升,这会导致基尼系数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上升。这意味着没有理由只允许用本地价格指数调整本地名义收入。忽略这一事实,实际上就取消了贫穷地区居民进入富裕地区消费的权利,也取消了富裕地区居民进入贫穷地区消费的权利,这没有任何法律或经济学上的依据;这种情况所暗含的市场分割假设恰恰是与市场经济原理不相容的。实际上,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在地区间流动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例如,西部地区居民往往要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看病、旅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也会到西部地区旅游、投资。

  第二,同一时点、同一国家,地区间价格指数之所以存在差异,恰恰是地区间收入差距造成的。因此,一般说来,地区间价格指数差异可以看作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线性增函数(至少可以认为二者具有正相关关系)。这样,如果仅用当地价格指数将当地名义收入折算为实际收入,再以这种实际收入计算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实质上就等于人为地剔除了一部分地区间差距。因此,基尼系数没有必要区分为"实际的"和"名义的",也从来没有任何严肃的学术文献提出过这种区分。

  关于第二种观点,认为0.4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国际经验的总结,不适合中国,这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因为中国在基尼系数连续十多年超过警戒水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稳定发展。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只是给出一个结论,没有清楚地阐明"不适合中国"的作用机制,因而属于"不可证伪"的命题。笔者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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