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什么样的平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4 次 更新时间:2008-10-16 22: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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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  

   福利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一种事态下的善完全可以根据这种事态下的功利的善来判断。”相对于功利主义而言,这种观点的要求要少一些,因为它并不另外要求功利的善必须根据它们的总和来判断。从这种意义上说,功利主义是福利主义的一个特例,并且为它提供了一种说明。另一个著名的个案是,根据一种状况下处境较差之人的功利水平,对这种状况的善进行判断的标准,人们常常认为,这种标准是J.罗尔斯提出来的(罗尔斯并不这样认为!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那样,他用社会的基本善而不是功利作为优势的指标)。人们也可以不考虑总和或最低因素,而采用其他效用函数。

  

   功利主义平等是一种福利主义的平等。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平等,总效用平等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种。这种看法是很诱人的:这种平等是功利主义的类似物,它只不过是把关注的焦点从边际效用转向子总效用而已。然而,这种相似并不像它乍看上去那样接近。首先,尽管我们的经济学家常常倾向于把边际和总体看作是属于同一讨论层次的,但是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异。边际效用本质上是一个违反事实的观念:边际效用是当人的收入多了一份时才会产生的效用。如果有某些其他情况不同,亦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收入多了一份,那么,人们所观察到的结果和人们断言将会观察到的结果就会有差异。而总效用则不是一个天生的违反事实的概念;它是否违反事实可能要取决于正在计算的总数这一变量。如果能够增加利益或幸福的事物被看作是所观察到的事实,那么,总效用就不是违反事实的。因此,总效用平等是一个直接观察的问题,而功利主义平等则不然,因为后者需要有一些关于在不同的假设情况下事物会是什么样的假说。这种对比很容易追溯到这一事实:功利主义平等是总和最大化的一个结果,而这种最大化本身是一种违反事实的观念,总效用平等则是某种直接观察到的量的平等。

  

   其次,功利主义为所有利益分配提供了全面的安排,这种安排反映了个人功利总和的排列,但是,从迄今为止的论述来看,总效用平等其实不过就是暗示绝对平等。在处理两类非平等分配时,必然要讨论更多的情况,因此,恐怕也要把这两类情况排列进去。这种排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完成。

  

   最大最小化法则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观点,为这种全面排列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观点是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但被解释时所依据的却是与基本善相反的功利。在这里,事态的善是根据这种状态下处境较差之人的功利水平来判断的;但是,如果在两种状态下处境较差的人分别有相同的功利水平,那么,对情况要根据较差状况居第二位的功利水平来排列。如果它们也相差无几,那么,就要根据较差状况居第三位的功利水平来排列,以此类推。如果两种利益分配,在从较差到较好的全部过程中的每一处排列上都彼此相当,那么,这两种分配就是相等的善。遵循社会选择理论中所确立的一种惯例,我将把这称之为字母排序最小化(leximin)。

  

   总效用平等通过什么方式导致这种字母排序最小化呢?当它和某些其他公理结合在一起,并且事实上和与一些(最近由其他作者从差别原则中推出的)自明的结论非常类似的分析结合在一起时,它就会导致这种结果。(18)考虑四种功利水平a、b、c、d,它们的量值依次递减。可以证明,显然,在两端的两点(a,d)比在中间的两点(b,c)显得更不平等。请注意,这完全是一个只以排列为基础的次序比较,a、b、c和d的具体量值究竟是多少,对这里所论及的比较不会造成什么差别。如果只关心平等,那么可以论证说,(b,c)比 (a,d)优越,或者至少不低于(a,d)。可以把这种前提看作是一种更强烈的偏爱利益分配平等的形式,或者,可以把它称之为“功利平等偏好”。这个前提可以与P.萨普斯的一个公理结合起来,该公理认为,一种分配中的每一单元至少与另一种分配中的相应单元是相等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有的利益分配就比其他的分配占有优势。(19)在二人个案中,这种公理就要求,如果当每个人处在状态x时所获得的利益至少与他本人在状态y时相同,或者当每个人处在状态x时所获得的利益至少与另一个人在状态y时相同,那么就必须承认,状态x至少不比状态y差。此外,如果严格来说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获得的利益更多一些,那么当然可以断言,x严格来说更好一些(而不仅仅是不比y差)。如果把萨普斯原理与“功利平等偏好”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会被推向字母排序最小化。的确,如果要求:无论在人际间可比较的个人利益究竟怎样的情况下,这种探索方式都能提供完整的所有可能状态的排序(即所谓的“无约束域”),并且,任何两种状态的排序肯定只依有关这些状态的资料而定(即所谓的“独立性”),那么,就可以充分地从这两种原则中推导出字母排序最小化。

  

   到目前为止,这些前提(亦即萨普斯原理、无约束域和独立性)而并非功利平等偏好被看作是可接受的,而且在有关社会选择的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认为,如果优先考虑的是关注总效用平等的观念,那么随之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字母排序最小化原则。

  

   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要想从优先原则或个案推论的角度评判字母排序最小化并不是很容易的。正如功利主义不注意人们因受损而提出的要求的作用那样,字母排序最小化忽视了人们因需求强烈而提出的要求。在描述功利平等偏好原则时我们已经指出了次序特征,正是这种特征会使这种方法对潜在的利益获得或损失的量值变得不那么敏感。在前面所提出的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中,我反驳了把这些潜在的得失当作道德判断的唯一基础的态度,当然,这并非是断言它们与道德无关。以前面讨论过的(a,d)与(b,c)的比较为例,设 (b,c)为(3,2)。功利平等偏好会断定,(3,2)比(10,1)和(4,1)都优越。的确,它根本不会对这一个案加以区分。正是由于缺乏对这类“程度”问题的关心,使得字母排序最小化很容易受到批评,人们要么会指责它违背了“使平等等同于使各方的利益平等”这类优先原则,要么会指出它在一些具体个案中有非常苛刻的推论。

  

   除了不关心“什么程度”这个问题以外,字母排序最小化对“多少”这类问题也没什么兴趣——它根本不注意,在较差的处境下追逐利益的过程中,有多少人的利益受到了践踏。这里主要关心的是较差的处境,至于这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比较,还是与数百万或数十亿人的比较并不重要。有时人们主张,如果字母排序最小化可以修改,以避免这种非定量思维,并且,只相对于一种较好处境时的利益不一定是多种较好处境时的利益,而对一种较差处境时的利益给予优先考虑,那么,字母排序最小化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极端的标准了。其实,可以界定一种要求较低的字母排序最小化,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字母排序最小化Ⅱ,这种原则是在如果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两个人不在乎那些变化的情况下,但不一定在相反的情况下,应用字母排序最小化原则。字母排序最小化Ⅱ是一种妥协,它仍然不关心有关两个在乎变化之人的利益量值的“程度”问题,但不一定漠视所涉及的人数的“多少”问题:它要优先考虑一个人比另一个人状况好的情况。(20)

  

   非常有趣的是,这里牵扯到了一个一致性问题。可以证明,给定的规则性条件,亦即无约束域、独立性和字母排序最小化Ⅱ在逻辑上包含了一般的字母排序最小化。(21)也就是说,如果给定子这些规则性条件,在选择字母排序最小化Ⅱ有限的要求,但又与字母排序最小化本身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就无法在每一端的人数问题上保持可能的敏感性。看起来,对涉及利益的程度问题的漠视,也就暗含着对涉及不同方的人数的多少问题的漠视。一种非定量思维导致了另一种非定量思维。

  

   分别了解了对功利主义平等和总效用平等的这些批评的基本特点后,人们很自然会问: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否就不会遭到这两方面的反对了呢?如果功利主义因其不关心利益分配的不平等而受到谴责,字母排序最小化因其漠视利益得失的量值甚至漠视所涉及的人数而受到批评,那么,选择这两者的某种结合是否是一种正确的解决办法呢?正是在这一点上,拖延了很久的功利与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虽然功利主义和字母排序最小化在应用时彼此截然不同,它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处理效用信息,但它们都只关心效用数据。如果说,在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中非功利因素能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就产生于这些因素在确定利益时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可能,在缺少适当的效用数据的情况下,来自于它们所充当的效用信息的代用品的角色。功利主义和字母排序最小化的结合可能仍然会局限在福利主义的圈子中,因而仍需考察一下,福利主义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方法本身是否适当。

  

   J.罗尔斯对福利主义愚钝的一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在计算满足最大的平衡方面, 除了间接相关以外,欲望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要对制度加以调整,以便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我们不会对这些欲望的根源或性质提出疑问,而只问它们的满足是否会影响幸福的总体……因此,如果人们相互歧视,或者把减少别人的自由作为提高自己的自尊的手段,并以此来获得快乐,那么,在我们的考虑中,对这些欲望的满足就必须根据它们的强烈程度来权衡,或者,无论如何要与其他欲望一起来权衡……另一方面,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人们会预先接受某种平等的自由原则,而他们这样做时,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更多的特定目的……觉得自己看到别人自由的减少是一种享受的人懂得,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权利要求这种享受。他以别人的损失作为享乐本身是错误的:这种满足违背了他处在原初状态时可能会同意的一个原则。(22)

  

   不难理解,这种论证不仅驳斥了功利主义,而且驳斥了效用信息对于事态的道德判断的适当性,因此,大体上它是对福利主义的一种抨击。其次,很明显,作为对福利主义的一种批评,更不用说是对功利主义的批评,这种论证所使用的原则,未必是强原则。如果以“别人的损失”作为享乐本身没被看作是错的,而被完全漠视了,那么拒绝福利主义也是站得住脚的。此外,即使这种享乐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只不过它不像从其他方面得到的享乐(例如,从食品、工作或闲暇中所得到的快乐)那样更有价值,福利主义也仍然会遭到拒绝。 J.S.穆勒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即一种功利资源与另一种功利资源之间缺乏“平等”。(23)福利主义所要求的赞同,不仅仅是广泛持有这样一种直觉,即任何快乐都有一定价值(不同意这一点肯定会有点令人扫兴),而且还是这样一个命题(这个命题非常令人怀疑),即对快乐只能相对地根据它们各自的程度来判断,而不考虑快乐的根源和伴随快乐的活动的本质。最后,罗尔斯诉诸了这样一种优先原则,即把原初状态下周全的合意性看作在道德上是适当的。即使那些不接受这个优先原则的人,参照了其他优先原则,例如,自由的不可减少的价值,也可能会拒绝福利主义者的那种只认真考虑功利而不顾及所有其他信息的做法。

  

在对福利主义的置疑中,非功利性因素与道德相关是一个关键问题。自由主义的考虑倾向于某一特定类的非功利信息,我在其他论著中业已证明,这种态度可能要求甚至拒绝所谓的帕累托原理,后者是以功利控制为基础的。(24)不过,还有一些别的类型的非功利信息,人们认为它们具有某种内在的重要性。T.斯坎伦近来讨论了“迫切需要”与功利(或偏好的程度)之间的对比。他也证明,“我们实际用于道德判断中的幸福标准是客观的,”而且,一个人的幸福水平被看作是“与那个人的兴趣和利益无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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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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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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