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试论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1 次 更新时间:2008-10-15 09: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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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忠武  

  

  摘要:北大历史系演讲稿。“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同各位分享并请教,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比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个迫切的问题:一个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端正这个在我国漫长的国史中一个极其不正常甚至迹近荒谬的学术现象。”

  关键词: 费正清 哈佛学派

    

  罗(志田)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能够来到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和五四的圣地,来作学术报告,是我的梦想。现在梦想成为事实,我感到非常高兴,也感到十分荣幸。我要特别感谢各位教授为我提供这个完梦的机会,也感谢各位同学在开学的忙碌中抽空前来捧场。

  今天我的讲题是,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成败得失。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同各位分享并请教,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比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个迫切的问题:一个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端正这个在我国漫长的国史中一个极其不正常甚至迹近荒谬的学术现象。(1)

  哈佛学派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在1950年代初期一手开创的中国学流派,取代欧美早期以英法学者为主导的汉学(sinology),独领风骚数十年,对当代西方和世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了主导作用,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发挥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哈佛学派的应时而兴,主要是国际的客观形势促成的;二战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盟主,建立了势力遍及全球的、甚至超越十九世纪大英殖民帝国的民主大帝国。(2)同时,中国人站起来了,新中国在东方屹立并日益茁壮强大,首次在朝鲜战场同不可一世的美国较量,打成平手,从而对美国在东亚的战略、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

  这种崭新的严峻国际形势为哈佛学派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客观背景。时势造英雄,费正清正是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在他任教的哈佛大学锐意改造西方的传统汉学,开创现代的中国学Chinese study,为美国霸权事业的世界战略和激烈的美苏冷战斗争而服务。所以,美国中国学的兴起一开始就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因而其研究成果先天就带有学术上的功利性、实用性和局限性,而埋下了衰微的伏因。所以,可以说其成也美国霸业,其败也美国霸业。

  开创一个学派,除了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外,还需要相应的师资、人才、经费、图书,哈佛大学都得天独厚,是美国其他一流大学无法比拟的:师资,有治思想史的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治经济史和精于考据的杨联升,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清华大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郁郁乎盛哉的气象;人才,有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精英,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经费,除了充裕的哈佛燕京学社之外还有各种基金会的来源;图书,有藏书量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加上费正清本人,适值盛年,精力过人,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学养渊博深厚,治学谨严;又富于领导艺术,精于行政组织,善于周旋交际。真是多才多艺,集众美于一身。所以可以说兼具独力将哈佛大学建立为西方中国近现代研究重镇的一切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但是开创新学派是一个漫长的艰辛过程。首先他必须革新欧美以往的汉学,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研究,仅被视为西方特别是法国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分支或点缀。当时的哈佛东方学系的老学究们认为,东方历史随着乾隆朝1799年的结束而结束。当时的哈佛燕京社社长Seri Eli-sseeff (日名英利世夫)公开宣称,1799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范畴,只能归属于新闻范畴。(3)

  所以,费正清年轻时代也即30年代的美国汉学、中国研究,暮气沉沉。这时在中国学习中文的一批年轻的美国留学生,例如费正清、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顾立雅Herrlee Creel、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戴德华 George Taylor、韦慕庭Martin Wilbur等,都为学成回国後的饭碗问题犯愁。而这时因缘巧合,中国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西化自由主义学者,如胡适、蒋廷黻、洪煨莲、丁文江等。这批心怀大志的美国未来的中国学者就拜在他们的门下,或作为合作伙伴,成为中美近现代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美谈佳话。50年代之后,这些人都在美国的各个重点大学,例如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肩负了开拓、开创中国学的重任并充作先锋。费正清就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和公认的领军人物。

  谈到哈佛学派,这个费正清只手建立的学术王国,(4)其核心还是它的学术事业。费正清的性向,或者是源于英美民族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不喜欢像德意志民族的学者一样,构建抽象的大理论、大体系,也没有建立系统的方法学。但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学派显然具有明确的学则或模式、框架,或者说是做学问的一套清规戒律吧,作为他教授学生、指导论文,撰写出版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的指导思想和准则。

  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个是他治中国史的心法: 强调知己知彼和实用,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所以他的言论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美国式的官方色彩,万变不离其宗,总是为西方的优势文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外交政策出谋划策或辩护。

  一个是他治史的方法学,他虽然没有刻意构建系统的方法学,但他借用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5)设定并构建了一些服务于他的目的的框架、模式或理论:他采用了韦伯Max Weber,1864-1920和柏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的现代化理论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下,他派生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还有就是借鉴汤恩培Arnold Toynbee,1852-1975的文明的挑战-回应challenge-response模式,衍生出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的模式。按此基本模式,中国现代化之所以迟缓和一再失败,归根结蒂,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或儒教,不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要求,例如科学、民主、人权等。所以他的大弟子之一的莱文森Joseph Levenson就写了《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一书,深入阐述此理念,因而深受费正清赞赏。;

  为了替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辩护,费正清构思了满蒙汉共治,然后是华洋共治synarchy的观念,他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海关交由洋人来管理,例如英国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提出了依据国际法的条约秩序或体制treaty system,以取代中华帝国传统的朝贡秩序,为不平等条约和欧美在中国的特权辩护。他的例子就是五口通商和和广州的公行体制,证明清朝以天朝自居,不以平等地位对待来华的西方外交官和商人,所以爆发了鸦片战争和以后的历次侵略战争。还为西方传教士在华的非法传教活动辩护,强调传教士的慈善活动,例如办学校,设医院等,以缓和淡化传教士在华的大量劣迹恶行。

  总之,他选取有利于他主张的事实来论证,西方势力在中国造成的悲剧性冲突,归根结蒂是由于异质的中国儒教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根本不同,水火不容造成的;进而论断,这是人类历史上高度文明向低度文明传播的必然现象,也是低度文明发展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上面只是举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已。

  不过,费正清对于冷战时期中苏共的关系和国共的斗争的认识和论断,倒是非常深刻,颇有预见性。他同他的学生,也是我的指导教授史华兹,都一致认为,中共不是苏联的傀儡,两者不是铁板一块。对于国共之争,他同史华兹也都明智和敏锐地认识到,胜负取决于谁能驾驭中国社会革命这匹野马;由于中共致力于真正的而非口惠而实不至的形式上的大规模土改,赢得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热烈支持和拥护。(6)所以他断定毛必胜,蒋必败。但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必然反共;后来又由于他的研究心得和亲眼目睹,所以基于长远的美国利益的考量,力主弃蒋拥毛,让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致被国民党斥为中共的同路人,而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他终生的遗憾之一,可能是没有像哈佛的日本史大家,他的亲密合作伙伴,芮孝和(E. O. Reischauer)教授当了驻日大使一样,也出任美国第一任的驻华大使。以他的学术地位和资望,他的政学两栖的性格,如果时来运到,也的确非他莫属,而他也是会当仁不让的。

  虽然他的言论和著作,带有浓厚的美国式的官方御用色彩,但毕竟是位宗师级的大学者,所以在治学上,自有一套门径和清规戒律。为了知己知彼,了解中美两国、中西两大文明的异同,两者的内心世界,他治中国近现代史循序而进,先是外交贸易史,其次是制度史,进而是传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以致功力深厚,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少有其匹。

  其次是非常重视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档案、语文和跨学科的现代研究法,也即将中国学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说它是史学方法的革命,也不为过。

  关于构成史学基础的档案,费正清以前的西方汉学,认为掌握了西方学说和西方资料就足够了,压根就不相信中文资料,认为不可靠。这种优越的心态,长期主导汉学、中国学的研究。30年代以前关于中国的学术著作,大半出自传教士之手,例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恒安石Arthur W. Hummel等。专家虽然也有几个,但也不懂汉语,所以根本不能利用档案。

  欧美汉学家这种孤芳自赏、闭门造车的落伍的沙文主义现象,现在被英国牛津大学训练出来的美国的后起之秀费正清打破了;他转而大量利用中文的原始资料,官方档案、笔记、文集等,这是一次相当于革命性的改变。中国明清社会史大家何炳棣教授充分利用地方志,写了明清的社会流动和人口问题大著,就是这种方法应用的典范。

  1960年代初我在读台湾大学的历史研究所时曾经找了份兼职工作,同李敖、张俊宏、陆宝千等一道担任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编辑,参加编辑《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的工作,在这长达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对清史档案下了很深的功夫。费正清向我打开哈佛大学的窄门,恐怕同我这一段的档案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吧。

  关于史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工具,语文,除了上述西方文化沙文主义的优越心态之外,欧美汉学日趋落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过语文关,学中文谈何容易。所以在寄居西方的华裔文史学者,都成了美国权威中国学者如费正清、史华兹等随时可以求教的活字典,如杨联升、余英时等,何炳棣是个例外。所以,大部分所谓的美国中国通,根本没有也不可能精通中文;这样又怎么能期望他们能够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也即中国人的内在世界(mental world)。

  针对这个问题,费正清特别开设清代文献研讨班(Q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Seminar),研究生必修,其目的在训练研究生也就是未来的学者能够进入以深奥的古文撰写的文献,作为理解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基本资料来源。所以让学生到台港学习中文,叫做实地研习field study,以便让美国学生能讲能读中文。如果不能读懂档案文献,不能与一般中国人和学者沟通,要做到知己知彼,只能是流于空谈的高调。

  纵令如此,即使到现在为止,中文包括阅读撰写,仍然是美国的中国学者难以跨越的一道难以过硬的关卡。

  关于跨学科或多学科,50年代后期,费正清将中国学的视野从外交的研究扩大至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并调整研究取向,主张深入开展对人口、社会流动、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的探讨研究。著名的华裔中国近现代学者徐中约(Immanuel C.Y. Hsu)认为,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中国学研究,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并使研究结果更为确切可靠。利用这种锐利的新方法建立了新汉学、中国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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