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康德哲学体系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00 次 更新时间:2008-10-14 15: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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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康德的哲学体系是什么,由哪些部分组成,其根本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远比最初想到的要复杂得多。问题在于康德的哲学思想,不仅从前批判时期到批判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变化发展的过程,而且在批判时期里也仍然处在变化发展之中。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即使批判时期的康德哲学体系问题,也必须予以具体的考察,不容作出简单的回答。

  康德是近代哲学、也是整个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在18世纪末,经过长达十余年的酝酿准备,发动了一场推翻传统形而上学,即所谓旧形而上学的革命。这种形而上学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近代为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所复兴和发扬,到18世纪末虽已趋于没落,但仍以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的形式统治着学院讲坛。康德创始的哲学革命并不是像怀疑主义那样要从根本上抛弃或否定形而上学,而是要挽救它,改造它,革新它,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和形式,走上科学的坦途,成为一种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由于这种形而上学当时还不存在;所以康德也把它称为未来形而上学。

  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乃是来自纯粹理性的哲学知识的体系,旧形而上学之所以陷于非科学或假科学的境地,是由于没有预先批判研究人类理性本身而盲目地、武断地、自以为是地从理性的先天概念和原理出发进行分析和推论,以回答世界的终极实在的问题、建立起所谓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结果。针对这种情况,康德提出,为了使形而上学摆脱困境,纯粹理性哲学,即形而上学必须从研究程序和内容上区分为性质不同的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批判人类一般认识能力、即“纯粹理性”,或如康德所说,“从理性的一切纯粹的先天知识着眼研究理性能力”[①],判定各种先天知识的来源和限度,以确定形而上学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及其所以可能的源泉、条件和范围,从而把形而上学的前提一劳永逸、坚如磐石地确立起来。康德把这一部分称为纯粹理性的“批判”,而由于“批判”的使命仅在于“清除和平整杂草丛生的土地”,“深入勘探形而上学的地基”,为建立这样的大厦做好必要的准备,所以康德就把这一部分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导论”、“预备阶段”、“入门”或“初阶”等等。随后的一部分是:系统地阐述从已经判定的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原理中引申或派生出来的全部纯粹理性的哲学知识,这即是在业已准备就绪的地基上建构起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康德把这一部分看作是纯粹理性的“体系”,并把它称为“形而上学”。把哲学这样地区分为纯粹理性的“批判”和“体系”,或形而上学的“导论”和“形而上学”两部分,是康德在其整个哲学革命过程中贯彻始终、坚定不移、最重要、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哲学的这两个部分虽然就其性质、内容、使命、地位、意义等等而言是彼此不同的,但它们又是内在联系、不可分离的。第一部分,即纯粹理性的“批判”,由于已经判明了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原理的全部财富,因而也就含有“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整个方案”,以至可以说其中已经孕育着了形而上学的“幼芽”或“胚胎”[②],而第二部分的形而上学无非就是这一完整方案的实施或这个幼芽之发育成长为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第一部分所揭示的纯粹理性的概念和原理既然是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即形而上学由以出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因而这一部分就远比第二部分重要;但由于这些概念和原理在这里尚且是作为单纯的思想形式,其内容尚未展开,因而显得抽象而空洞。第二部分,即纯粹理性的体系或形而上学虽然就重要性而言次于第一部分,但它却包含了由纯粹理性的原理和概念派生的全部概念和原理,因而就内容而言要比第一部分无比丰富;而且它还通过提出例证(具体情况),把“意思和意义赋予了”作为单纯思想形式的那些概念和原理,使它们成为真正现实的概念和原理,这就证实了第一部分、即纯粹理性的批判的正确性,从而“对一般的形而上学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缺少的贡献”[③]。由于这两部分的这种有机的联系和统一,因此康德认为,”形而上学’这个名称也可以指全部的纯粹哲学,包括批判在内”[④]。这就是说,在康德看来,最广义的、即一般形而上学乃是由形而上学的导论(纯粹理性的批判)和形而上学本身(纯粹理性的体系)这样两个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的对象即是纯粹理性,即人类理性中能够独立于经验、先天地认识和实践的那一部分。照康德看来,人类理性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印象和冲动的容器,而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动的、立法的主体,它通过理性的思辨(理论)的使用向自然立法,以确立自然的规律和关于一切实有事物的知识;通过理性的实践使用而向自由立法,以确定自由,即道德的规律和原理以及关于一切应有的事物的知识。与此相应,形而上学首先就区分为纯粹理性思辨使用的形而上学,即自然形而上学和纯粹理性实践使用的形而上学,即道德形而上学。这两者首先都自成体系。但在这两种形而上学中,道德形而上学是关于人的整个职责、关于人类理性的主要目的和最后目的科学,而理性的一切知识、使用、主要目的都必须作为手段从属于理性的最后目的,这就决定了自然形而上学应当从属于道德形而上学以构成一个单一的、完整的、纯粹理性的目的论的形而上学体系。这样,在康德那里,与纯粹理性的“批判”相并立的纯粹理性的“体系”或与形而上学的“导论”相并立的“形而上学”,也即是一种较广意义的形而上学,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包括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在内的“自然—道德(或道德—自然)形而上学体系”。

  康德认为,道德哲学虽然是哲学史上早已有的东西,其地位也优越于理性的包括思辨自然哲学在内的一切其他工作,但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一般说来都是以经验原理为依据的经验哲学,而不是以理性的先天概念为依据的纯粹哲学,因而与思辨自然哲学不同,就还不曾占有形而上学的名称,真正的道德形而上学是一种尚待(康德本人)建立的东西。这样,在康德看来,严格意义或狭义的形而上学就仅仅是形而上学中“从先天的概念出发考虑一切就其为实有(而非应有)的事物”的那一部分,即思辨理性的形而上学或自然形而上学。接着康德又依据理性的系统统一性原理对自然形而上学进行了三个层次的二分:首先将它区分为“只论究在与一般对象相关的一切概念及原理的系统中的知性和理性本身”的先验哲学或本体论(Ontologia,更恰当的译名是“存在论”)和论究所予对象(无论是给予感官或给予其他种类的直观)的总和的纯粹理性的“自然学”(physiologie);进而又将后者区分为以感官对象的总和为对象的内在自然学和以经验对象的超经验联系为对象的超越自然学;复次,内在的自然学又区分为以外感对象的总和为对象的理性物理学或有形自然形而上学和以内感对象、即心灵为对象的理性心理学或思维自然形而上学,而超越的自然学则区分为论究自然全体的理性宇宙论和论究自然全体与自然之上的一个存在者,即上帝的关系的理性神学。康德最后总括起来说:“这样,形而上学的全部体系就是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的:(1)本体论;(2)理性自然学(包含理性物理学和理性心理学两类。——引者);(3)理性宇宙论;(4)理性神学。”[⑤]

  我们可以把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一节中所详细发挥的形而上学的理念,或他所规划的哲学的体系及其构成列表如下:

  

  康德所规划的哲学的体系及其构成,是对于西方哲学史上的传统观念的一种继承和改造。

  首先,康德显然是继承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把哲学划分为理论(自然)哲学和实践(道德)哲学的传统,但对它作了重大的改造和发展。这明显地表现在:(1)以对认识能力的批判(理性批判)作为全部哲学的导论;(2)要求把道德(实践)哲学从经验哲学提升成为纯粹哲学,即形而上学,并和自然(理论)形而上学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形而上学体系;(3)全部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对象都是人类理性自身,——纯粹理性批判的对象即是理性自身,无论自然形而上学或道德形而上学所探讨的都是纯粹理性批判所揭示的理性自身的原理在自然领域或自由领域的应用,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无非就是这样从理性自身的先天原理和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全部纯粹理性知识的体系。

  其次,我们看到,康德关于自然形而上学的划分同近代早期形而上学(从笛卡儿到莱布尼兹)的系统化者沃尔夫关于形而上学区分为本体论、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理性神学的划分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以至连埃·阿迪凯斯、诺·康·斯密等康德专家都认为,康德的划分“绝大部分不是康德的独创,而是从沃尔夫体系那里抄来的”,它们“不是对科学,而是对想了解康德性格的人有意义”[⑥]。但是,我以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囿于他们的看法,而是必须还要看到康德和沃尔夫的划分之间的本质区别,或者说,必须着眼于康德在这里的改造和发展。从外表上来看,他们两人的划分之间的细微区别仅在于:康德所规划的自然形而上学的第二部分是由理性心理学(思维自然形而上学)和理性物理学(有形自然形而上学)两者构成的理性的内在自然学,而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第二部分”[⑦]仅仅是理性心理学。为了理解这一微小区别的本质意义,我们有必要把(1)康德关于自然形而上学的划分,(2)沃尔夫关于形而上学的划分,(3)《纯粹理性批判》中以批判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各组成部分为目标或背景的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的内容划分作一对照和比较:

  

  《纯粹理性批判》中以知性的先天概念和先天原理为研究对象的先验分析论,是对沃尔夫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也是它的代替物,因而实际上也就成了康德所规划的自然形而上学的第一部分或先验部分——本体论。关于这点康德是这样说的:“一种自负以系统学说的形式提供一般事物的先天综合知识(例如因果性原理)的本体论的夸耀名称,必须让位于一种纯粹知性的单纯分析论这个谦逊的名称。”[⑧]《纯粹理性批判》中以理性的先验理念和先验原理为对象的先验辩证论的三个部分(纯粹理性的谬误推论、二律背反和理想)是依次对沃尔夫形而上学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的批判,它们证明了旧形而上学的这些学科作为超出人类理性能力之外的科学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康德并不因此主张从根本上否定或抛弃这些学科,而是认为,只要把它们当作对纯粹理性的“辩证推论”的批判研究,它们就会具有“相当大的消极价值”,即可以起到一种锻炼(训练)理性、使之自觉地限制自己、从而避免或防止超出理性自身能力之外的错误的作用。先验辩证论的上述三个部分就是对纯粹理性的三种不同类型的“辩证推论”的批判研究,因而它们实际上也就是康德所规划的自然形而上学中的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或者至少是它们具体而微的雏型。这样一来,康德关于自然形而上学的划分中,就只剩下理性物理学这一部分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没有其相应物的,而这个部分也正好是沃尔夫形而上学体系所缺少的。[⑨]在康德看来,理性物理学不仅不同于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这类超越的自然学,而且也不同于和它同属内在的自然学的理性心理学。虽然理性物理学作为外感对象的学科和理性心理学作为内感对象的学科,都同样有一个有关其对象的经验概念(某种物质[广延而不可入的存在物]或能思维的存在者〔在经验的内部表象“我思”里〕的概念)为基础,但是只有理性物理学才能先天地从单纯的物质概念综合地知道外感对象的总和即有形自然的许多东西,而理性心理学却不能先天地从能思维的存在者的概念综合地知道内感对象即灵魂、我或思维自然的任何东西,因为内感的形式——时间不像外感的形式——空间那样有常住的东西可以作为转瞬即逝的种种感知印象的确定的基础,因而不可能提供确定的对象来认识,而经验的内在表象里的那个常住的“我”又只是伴随我的一切表象的意识的单纯形式,而不是一种直观,因而不能提供认识一个表象的对象所必需的质料。所以,理性物理学作为一种对于应用于自然的纯粹知性的先天知识(知性的先天概念和原理)的批判,不像理性心理学(以及理性宇宙论和理性神学)那样只具有“锻炼”理性的“消极价值”,而是具有仅在物质这唯一一个经验概念的基础上就能提供关于有形自然的许多先天综合知识的“积极价值”,是一种积极的或肯定的自然哲学。因而只有理性物理学或有形自然形而上学才是康德所规划的除本体论外的整个自然形而上学的主体和核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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