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4 次 更新时间:2008-10-14 14: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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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一般地说,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内在规定,构成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和文化所蕴含并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质。作为现代化的当代形式,全球化则是现代性的一种历史展现方式。而全球性问题不过是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历史后果。人们要洞察和把握自身的当代际遇和历史命运,就难以回避对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及其内在关系的深入反省。

  

  一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极具弹性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总是被赋予不同含义。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显然是想强调它的生成性和开放性,但为了说明的方便,仍有必要对现代性作出一种相对的揭示,只是需要意识到这种揭示的局限性而已。

  按照“传统/现代”二元划分,“现代性”的缘起不能不追溯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现代性源于近代意义上的“启蒙”,而文艺复兴则是启蒙的前奏。在以“人的发现”为标志的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信念构成这种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作为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自觉确立了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但它所推崇的“人”一开始只是经验意义上的人。问题在于,人的肉体存在如何才能得到事实上的肯定呢?由于同自然界有效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是作为肉体的人赖以存在的绝对前提,而只有科学理性才能提供这种交换的最有效的手段,对理性精神的追求必然成为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当西方近代思想家进一步追问“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时,他们发现必须预设能够保持自我同一性的认知主体,亦即“先验自我”。于是,感性主体便转换为理性主体。这种转换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得到完成。如果说,近代启蒙意味着 “人的发现”,那么它在哲学上则表征为 “自我”以主体性方式的确立。

  自我的凸显和确立,同时意味着作为其对象性规定的客体的被建构。因此,主-客体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生成,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是现代性的逻辑要求。主-客体关系所隐含的“我向性”维度,预设了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它把作为客体的对象置于从属地位,赋予其手段和工具的规定。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主-客体关系框架不仅为知识论从而为科学及科学主义提供了逻辑前提,同时也展现为人—自然、西方—非西方、传统-现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

  那么,主体怎样才能有效地把握客体呢?那就是“理性”。作为理性的最典型的人文形式,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成为理性方式有效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理性视野下的自我意识,把人的历史存在了解为一个普遍必然的进化过程。现代性的秘密就在于它在确立自身的同时,给出了自己赖以成立的前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人们对它进行批判性反省的可能性。

  以上分析表明,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主-客体二元分裂所形成的对象性框架、主体反思自我和把握客体的理性方式,构成现代性所包含的基本预设和核心理念。

  现代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世俗基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构成了现代性的历史前提。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塑造的是“经济人”,与此相应地,自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研究商品经济的经济学说都把“经济人”作为自己的逻辑预设。商品经济内在地要求一种所谓“数目字上的管理”,这种计量、精确、权衡、算计的方式,无疑为人的理性能力和理性精神的形成准备了适宜的世俗基础。以商品经济为内在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所孕育的契约精神和法治传统,既是理性精神的文化土壤,又是理性精神本身的表现和确证。商品经济的广泛社会化,同理性精神的独断化和不断扩张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无论是在历史意义上还是在逻辑意义上,人的主体性都来自对自然界限的突破和超越。所以,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为性。

  从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说,这种人为性植根于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与动物的本能不同,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动物的活动只能囿于它所属的那个物种赋予它的生物学限制的范围进行。相反,人则是通过改变自然以适应自身来获得生存条件。由此决定了动物的进化主要是肉体器官及其功能的进化,而人类的进化则表现为文化的进化。动物主要是以顺应自然为特点的,而人类则不然。人类只要存在,就不可能摆脱对自然界的超越。人类一旦存在,就不可能回到原始状态,除非选择不存在。这正是文化的不可逆性质所在。既然如此,人类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防止和克服对人的需要和欲望的人为塑造和人为强化,也即追求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而然。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时代,人们在总体上还未建立起一种戡天役物的取向,而是以顺应自然为主导的。然而,这种农业时代的价值取向,到了工业时代便被彻底打破了。在工业时代,最大的“人为”因素就是文化对欲望本身的塑造和技术由手段沦为目的。黑格尔在谈到市民社会条件下市场逻辑对人的需要的“塑造”时指出:“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6-207页)。马尔库塞则明确区分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他认为在工业社会“大多数流行的需要,诸如按照广告的宣传去休息、娱乐、处世和消费,爱他人所爱,嫌他人所嫌,就属于这种虚假需要的范畴”(《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94页)。商业这一现代性的因子所导致的对人的自然需要的“度”的超越,归根到底来自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市场逻辑对人的贪欲的诱发和强化。

  在农业时代,人类当然也应用各种技术手段,以有效地获取生活资料,但当时的技术既未超出人的自然需求的限度,也未从根本上危及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海德格尔在分析古代技术的特点时曾说:“风车的翼子的确在风中转动,它们直接地听任风的吹拂。但风车并没有为了贮藏能量而开发出气流的能量”(《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33页)。这意味着,古代技术并没有超出对自然的顺应这一范围。因为它没有“贮存”,而只有“贮存”才标志着人的超出自身自然需求的贪欲和占有欲。其实,马克思对此早就作过经典性的分析。他指出:“人们用‘磨’[《Mühlen,mills》]这个词来表示一切由自然力推动的劳动工具,甚至表示那些以手作为动力的较复杂的工具”(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7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磨”在性质上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的“风车”。马克思认为,农业时代的技术是从属于自然过程的,它并未构成对自然的宰制,但到了工业时代,人们通过现代技术的发明实现了对自然力的占有。“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5页)。然而,机器出现之后,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便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古代技术没有改变自然节奏(因为它还没有对效率的偏好),如人不可能持续劳作、马累了就要休息、风停了风车就不能继续工作……。现代技术则完全打破了自然节奏(因为它对效率有一种本能的偏好和无止境的追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动力,如果它来源于人(甚至来源于牲畜),那么,身体只能在一天的一定时间内活动。蒸汽机等则不需要休息。它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工作”(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因为现代技术“找到了像蒸汽力这样的动力,可以自由地支配它,并且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利用它来推动机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页)。总之,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区别,充分凸显了现代性的人为性特征。

  对现代性的剖析,为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和全球性问题的症结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

  

  二

  

  全球化(globalization)在今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全球化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乃是物质、能量、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交流。这三个层面的依次递进,分别表现为:一是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从而标志着全球化格局的形成;二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三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信息革命,极大地深化了世界一体化进程,构成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

  所谓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形成的,全球化的历史展开过程,也就是现代性不断彰显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现代性构成全球化的内在规定,而全球化则不过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说:“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商品所有者也就发展为世界主义者……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它们的共性[Gemeinwesen]是货币。但是,随着同国家铸币对立的世界货币的发展,商品所有者的世界主义就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而与阻碍人类物质变换的传统的宗教、民族等等成见相对立。……商品所有者就会清楚地看到,民族性《is but the guinea’s stamp》[‘不过是基尼上的印记而已’]。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融化在其中的那个崇高的观念,就是一个市场的观念,世界市场的观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页)。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抽象普遍性(理性精神的内核)在现代世界的支配和统治。马克思在脚注中曾援引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蒙塔纳里《货币论》中的论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如此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页)。这简直就是一幅有关今天“地球村”景象的生动图画!

  全球化的悖谬之处在于,全球化是通过人类交往的扩大实现的,而交往的本意是交往双方的对等沟通和平等对话,然而近代以来的人类交往却是以征服和地位不平等为特征的。 “世界历史”的开辟,其结果也不过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语)而已。在这样一种既定的历史格局中,所谓“民主”和“自由”的神话不攻自破。乐观主义者认为,全球化乃是“民主”和“自由”这些现代性理念的福音。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现代性视野内的民主和自由的内在缺陷,恰恰因全球化而得到空前的放大和强化。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从总体上看,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页)。正如亨氏所描述的,全球化始终是同民主化相伴随的。毋宁说,民主化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亨廷顿乐观地认为:“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页)。

  从理论上说,不同主体之间的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只能是一种民主关系。这是现代性意义上的民主之学理基础。然而,吊诡的是,民主却潜含着沦为“集体暴政”的危险。民主唯一不能约束的就是它自身。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2页)。因为“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12页)。多数原则不仅是操作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民主预设了多数人的意志的天然合理,把它视作无须怀疑和追问的自明之物。

  现代性甚至借助于市场逻辑来为民主辩护。美国学者多恩斯就把民主同市场中的博弈加以类比:“民主政治中的政党相似于追逐经济利益中的企业家”(转引自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中文版(三联书店1999年版)译者后记)。这种相关性似乎为现代性的民主提供了辩护的理由。早在20世纪初,英国学者安吉尔在其《伟大幻想》一书中曾预言:欧洲永远也不会再有战争了,因为战争在经济上不合算(参见黑尔:《全球化改变不了人类劣根性》,载《参考消息》1999年11月24日)。但遗憾的是,持久的和平并没有降临。相反,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仍然构成20世纪这一全球民主化最发达时代人类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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