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书香五院

——北大中文系叙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2 次 更新时间:2008-10-13 16:22:08

温儒敏 (进入专栏)  

  

   五院是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在北大问路找“五院”,人家不一定清楚,得问“静园六院”在哪?因为五院只是6个院落的其中一个,按顺序分别命名为一院、二院、三院,等等。这样简单的名字并不好听,不像朗润、蔚秀、镜春、畅春等那样能引起各种美丽的联想,所以也难叫得起来。不过本系老师同学也都喜欢叫几院几院的。例如要去中文系,一般习惯说“去五院”。静园六院在燕园中部,东侧紧靠图书馆,往西是勺园,南边矗立着第二体育馆,三面包围的中间是北大幸存的大草坪。十多年前这里还不是草坪,是果园,每到秋天我还进园去买新摘的苹果。那时最大的草坪在图书馆东边,图书馆要扩建,把草坪占用了,学生抗议,校方只好派人把静园的果树砍掉,改造为草坪。六院就坐落在静园草坪的东西两侧,每边3个院落,一个挨一个。六院中的一至四院建于20年代,原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几年前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从台湾回大陆访问,特地到一院寻踪,他母亲七十多年前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曾寄宿于一院。燕京是教会学校,学生比较贵族化,每间宿舍只住一人,还有保姆侍候。五院和六院是后来加建的,这样东西各3座,显得对称完整。如今六个院落都是人文学科院系的所在地,自然和这种传统的风格也比较协调。草坪西侧是历史系、信息管理系(图书馆系)和社科部,东侧是俄语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六个院落的风格统一,院墙花岗岩垒砌,大门进去,左、右、前各一厢房,成品字型,其间以环廊相通。都是二层,砖木结构,脊筒瓦顶,两卷重檐,青灰砖墙,朱漆门窗。近年北大新建了许多楼,大都是现代新式建筑,尽管也力图往传统风格靠,毕竟难得真味,在众多簇新楼宇中,六院更显出它独特的韵致。

   中文系五院居东侧3座院落之中,坐东朝西。进单檐垂花朱漆院门,拾级而上,是个大院子。右边一古松,蟠曲如盖,常年青绿。左边桃树几株,幽篁数丛。门内侧两花架,垂满紫藤,最引人瞩目。到春天,院门被一串串紫藤装点得花团锦簇。盛夏来了,枝繁叶茂的紫藤又把院门遮盖得严严实实,从外往里看,真是庭院深深。还有那院墙和南厢背阴屋墙上满布的“爬山虎”,也是五院的标志物之一。灿烂的时节在深秋,红、黄、绿三色藤叶斑驳交错,满墙挥洒,如同现代派泼墨。盛夏则整扇整扇的绿,是透心凉的肥绿。顶着太阳从外面踏进院门,绿阴满眼,顿生清爽,即便有烦恼也都抛却门外了。

   踏过院子的石板小径,便到了正厢门,朝上看是两卷红蓝彩绘重檐,下为连排的朱漆花格门窗,庄重大方。进屋去,上为木雕天花横梁,下为紫红磨石地板,往左或往右都有环廊,再拐弯,是一个个分隔的小房间。二楼结构和地下大致相同。整个楼宇全由砖木构设,没有炫耀的装饰,却有内敛温和之氛围,让人亲切放松,毫无压迫感。

   五院南侧还有一小门,出去,又一个园子,是后院,和哲学系所在的六院相通。后院毫无章法地长满了侧柏、加杨、香椿、水杉、石榴等各种植物。哲学系刘华杰教授曾很留心做过调查,这里的植物种类居然达到三、四十种,简直就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小植物园了。因相对封闭,平日少人问津,园子有些荒芜,却更显幽静。有时看书写字累了,到后院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容易想起鲁迅笔下那个神奇而又温馨的“百草园”。五院北侧原来也是一个对称的园子,近年变成了停车场。可惜,可惜。

   “文革”前北大中文系办公机构不在五院,在文史楼,“文革”中师生“三同”,一度搬到学生宿舍32楼。1978年10月我考取中文系的研究生,到学校看榜,还是到32楼。我正在门口张贴的复试告示上“欣赏”自己的名字,卢荻老师(当时她还在北大中文系,曾担任过毛主席的古诗“伴读”)从楼梯下来,向我连连“恭喜”。不过等我几天后正式报到,中文系已经搬到五院。算算,一晃,30年都过去了。

   五院虽小,却用的上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一句。平时比较安静,外来联系公务或参观的不算多,来者多为本系师生。遇到学术会议、开学报到,或者研究生报考、复试、答辩,等等,就人流不断,甚是热闹。来中文系讲学的国内外学者名人多,讲座完了,都喜欢在五院门口照个相留念。暑期给外国留学生办培训班,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身影在五院交织,中西合璧,华洋杂处,也是一种别致的风景。

   五院两层不到30个房间,少部分是教务行政办公室、收发室,大部分是教研室,还有几间大一些的是会议室和报告厅。收发室原在东南角,里外两间,老师和学生来得最多的是此处,等于是中文系的中枢。20多年前,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偏胖的老者,端坐其中,接待师生,他就是冯世澄先生。冯先生负责收发,兼做教务,说话细声漫气,谦和有礼,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冯先生记性极好,五十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好几部以北大为题材的小说,都曾把冯先生作为原型。那时老师收信拿报纸都要到冯先生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就看到王瑶先生骑着单车,叼着烟斗,绕过未名湖来到五院收发室,拿到信件转身就走。谢冕教授大致也是这个时辰来,也是骑单车,却西装革履,颇为正规,见到人就热情洋溢地大声招呼。而芩麒祥、陈贻焮、褚斌杰等许多教授多是步行来的,时间不定准,除了拿信,顺便打听消息,聊天散心。我不止一回看到陈贻焮、黄修己、汪景寿等先生斜靠在收发室椅子上,天马行空地侃大山。那时收发室就是老师们的联络站。这些年为了方便,在五院为每位老师设了一个信箱,还开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沙发电视,香茶招待,可是来系里拿信兼聊天的反而少了。休息室经常都空着,只有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在里边打盹。五院一层东头竖立一排老师信箱,分隔成近二百个灰色铝制小柜,每人一个,许多响亮的名字就在那里展现,甚为壮观。这里倒是来人不断,偶尔见到有外来的文学青年、民间学者,甚至是上访者,往信箱里塞些材料,希望能求见名人,或者就某个问题要“打擂台”。他们大都心怀热望,个性执拗,渴求能引起关注,时来运转。

   五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研室。中文系有9个教研室(还有几个研究所和学术基地),每个教研室在五院都有一个专用房间。其格局多年不变,无非桌子板凳,三五书架,既没有“二十四史”,也不见字画墨宝,很是简陋。20年前,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比如讨论某个领导的指示,或者报纸社论,起码一个月有一两回,老师都来这里碰碰头,发发议论牢骚什么的。有时也开全系老师大会,百十号人坐不下,就在走廊里凑合。记得有一回,某领导到五院传达上级什么文件精神,点名批判某北大教授的“自由化倾向”,刚说到一半,坐在楼梯旁一位白发老师蹭的就站起来,激动而大声地发表自己不同的“政见”。那时我刚留校,对此举未免有些吃惊,但众多老师似乎见怪不怪了,觉得这很平常。这些年没有政治学习一类活动了,全系大会一学期也难得一两回,老师们爱来不来,不知何故大家是越来越忙,来五院少了,彼此见面都要电话预约了。

   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用时髦说法,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讲座,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告示牌,总贴满各种讲座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听讲。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和张扬。也许名人讲座太多,在五院要“制造”所谓“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但这不妨碍学术影响。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油光蹭亮的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便从这里汹涌传播开去了。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王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研究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詹姆逊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名流讲座在五院不知有过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就把教研室当作教室。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陶渊明研究”很叫座,得限定人数,好开展讨论,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谢冕教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那是沙龙式的文坛“雅集”。“孑民学术论坛”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名家讲坛”,汇集了学界各路顶尖的角色,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有些学生社团,包括以创作为主的“五四文学社”或偏爱古风的“北社”,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特别是研究生的Semnimer、开题、资格考试等,如果人数不多,大都在教研室进行。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有些老师住得远,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王理嘉、陈平原、周先慎等许多老师,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拣处理。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写字、看书或和学生谈话。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路货,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却是访学进修的学者常去之地。来访学进修的老师很多,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吵杂不便,纷纷都到资料室来看书。资料室青灯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非常安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里的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稍加修整,改成学术报告厅。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只有简朴的讲台,八十多个座位。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解,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做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不过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旁听族”蹭课的也不少,报告厅常常坐不下。在外边找教室也不难,提前到教务部预约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风味比较“学术”,老师们还是乐于在这里开讲。也有稍微麻烦的。记得有一回我邀请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讲座,7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讲台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感动,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直讲到满头大汗,大获成功。和报告厅相对的楼下,还有一间小会议室,主要供开会或者论文答辩用。许多从这里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可能终生忘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答辩通过后便在这里和老师拍照,从此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顺着北边楼梯上去二楼,靠西一间稍大的,是会客室,也曾做过“总支会议室”。70年代末我们上研究生时,每隔十天半个月一次的小班讲习,就在这里。每次都由一位研究生围绕某个专题讲读书心得,接着大家“会诊”,最后由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导师总结批评,比较有见地的就指点思路,整理成文。记得钱理群讲“周作人思想研究”,吴福辉讲“海派作家”,赵园讲“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凌宇讲“沈从文小说”,等等,我也讲过老舍与郁达夫研究,每人风格各异,但初次“试水”,都非常投入。老钱一讲就是情思洋溢,以至满头冒汗;凌宇则声响如雷,气势非凡。当初讲习者如今大都成了知名学者,他们学术研究的“入门”,最早入的就是五院的“门”。

如今北侧楼上除了会议室,是几间系行政班子的办公室,面积窄小,好在朝南都有一排大窗户,推窗外望,花木扶疏,小榭掩映,倒也别有洞天。1995年,费振刚教授执掌中文系,拉着我担任副系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我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就和费老师及另外一位副主任三人合用一间。分给我的只有一张桌子,歪歪扭扭的。有时找研究生谈事,没有地方坐,就对站着说上几句,倒是可以节省时间。后来图书馆系(原在西侧地下一排)从五院搬出,中文系宽裕一些了,每位负责行政的老师才有单独的办公室。1999年我担任系主任至今,办公室一直就在西侧楼上紧东的一间(就是刚才说的詹明信教授讲学那一间)。说来我与这个房间有特殊的干系。1986年冬我赶写博士论文,那时家住畅春园51楼,筒子楼,房小挤不开,每晚只能到五院,就在这个房间用功。八十年代北大不像现在热闹,即使周末晚上隔离的“二体”有舞会,十一点钟差不多也就收场。夜深了,窗外皓月当空,树影婆娑,附近果园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虫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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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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