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关于“新闻自由”之说

——对喻权域先生《看法》一文的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1 次 更新时间:2008-10-12 23: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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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若 (进入专栏)  

  

  喻权域先生的《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下面简称“喻文”),广泛论述了我国新闻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表现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关注。他在篇首强调理论研究的逻辑性,这是很对的。笔者这几年也深感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已是当今新闻理论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只有下大力气加以纠正,才能使这门学科真正走上科学的轨道。

  不过,笔者在认真拜读喻文以后,却又发现这篇文章本身就存在许多概念和逻辑问题,需要商榷。这里主要就喻文所说“‘新闻自由’之说不通”这一点,发表些看法,同朋友们共同探讨。

  

  新闻自由之说在中国的出现

  

  喻文是从80年代“胡绩伟鼓吹‘新闻自由’”以及当时的学潮引出自己对新闻自由的看法的。这样写当然有其特定的用意。新闻自由之说究竟哪一年在中国出现的,现在难以考证;但是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它出现的时间远比80年代要早得多。

  中国自有报刊以来,一切主张改革、要求进步、宣传革命的报刊,总是受到反动统治者的压制和迫害,它们也一直在为争取自身的自由权利而斗争。这种斗争,长时期间主要以言论、出版自由为口号,体现这种斗争成果的某些文献写的也往往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例如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1945年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规定:人民应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但是,从抗战后期起,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统制政策,进步新闻界进一步提出了新闻自由的主张。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允许《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出版,同时却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并且不断在新闻传递、报刊发行、印刷条件、物资供应等诸多方面设置障碍,使这些获准出版的报刊仍然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闻传播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蛮横地禁止《新华日报》披露事件真相,报纸总编章汉夫就曾为此严词责问新闻检查官:这样做,报纸的“新闻自由权利在哪里?”[1]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继续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和新闻审查制度,“允许你出版,又不允许你有新闻自由”。于是,《新华日报》联合重庆广大新闻界,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取新闻自由、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2]国统区各地的新闻、出版、文化界纷纷响应,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一度遏制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昆明文化界1945年发表的一次宣言中曾经这样写道:“尊重人民的愿望,一片废除新闻检查的洪流,冲破了、摧毁了残余法西斯阴影”,“争取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热潮,弥漫全国”。[3]

  上述简要的历史回顾告诉我们,新闻自由口号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进步新闻界、出版界反对国民党反动当局新闻统制政策长期斗争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政治口号之一。最晚在40年代,这一口号已经传遍全国,成为广大新闻界、出版界捍卫自身权利、争取政治民主的重要武器。

  还应该提到的是,二次大战之后国际上对于基本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提倡,也对中国新闻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8年4月联合国召开的新闻自由会议,通过了《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同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46年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国际记协)以及后来另行成立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国际记联),先后通过了各自的章程。上述文献都有关于新闻自由的表述,这些表述当时就在我国的新闻刊物或新闻学著作中传布开来,新闻自由的概念也就被我国新闻界广泛接受。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革命前辈前赴后继、历尽艰辛争取得来的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珍惜、得到保障。新闻自由,如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一样,理所当然地要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成果继承下来,并且积极付诸实践。对于这一点,我想我国人民、我国新闻界的多数朋友,大概都不会反对的。试问谁会公然主张建立了新中国,就该把民主自由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再也不许谈论它呢?

  

  新闻自由之说不通吗

  

  对于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并且已经广泛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新闻自由概念,喻权域先生却认为是“不通”的。“不通”的主要理由是:“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新闻’是名词,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我们知道,“新闻”是个多义词,使用在不同的场合或不同的词组里,会有不同的含义。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谈论。这里只就喻文的说法先提两点异议:(1)在政治学范畴,自由权利既同主体的行为相关,也同行为的主体相关,因此,表达行为主体的名词+自由,这样组成的概念是常见的。诸如“黑人自由”、“妇女自由”、“人民自由”等便是。(2)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表述事物名称的名词同“自由”二字相连也是完全可以的。例如“人身自由”、“学术自由”、“婚姻自由”等等便是。人们从来没有以“黑人”、“妇女”、“学术”、“婚姻”等词是名词为由,认为它们“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从而否定“黑人自由”、“妇女自由”、“学术自由”、“婚姻自由”的提法。可见喻文据以认为“新闻自由之说不通”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喻文一边以“新闻是名词”为由反对新闻自由概念,一边却又不断地使用种种“名词+自由”的提法,短短几百字内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喻文引用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原文以说明“言论、出版自由的由来”,那末请问freedom of speech,or of the press,这里的speech、the press,是不是名词?喻文引用了1946年联合国文件中的freedom of information,这里的information是不是名词?为什么翻译成中文时又悄悄地加上了“流通”二字成了“信息流通自由”了呢?喻文还引用了1948年联合国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的everyone has the right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请问这里的opinion 和 expression不也是名词吗?译成中文是“人人有主张及发表之权”,这不正说明用的是名词其实还是在表示行为吗?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喻文对于the press 的解释。喻先生应该知道,freedom of (the)press 里边的press是个名词而决不是个动词,这点并不因为译成了“出版自由”而有所改变。喻先生还应该知道,press 一词直接译为“新闻”已是十分普遍的事,诸如press communique(新闻公报)、press conference(新闻发布会)、press report(新闻报道)、press release(新闻稿)、press secretary(新闻秘书)、press censorship(新闻检查)、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国际新闻学会)等等便是。因此,人们把freedom of press译为“新闻自由”也是完全正常的、顺理成章的。再说,the press 用于泛指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界,远不是从1995年出版的《剑桥国际英语词典》开始的。早在1946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著名的调查报告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通常译为“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事业”)时,就明白声称报告中的press一词是指包括广播、报纸、电影、杂志、书籍在内的所有大众传播媒介。[4]1956年,施拉姆等人出版The Four Theories on the Press时,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5]所以,实际情况并不是喻文所说的“原有的出版(press)和出版自由(freedom of press)已不能涵盖”(事实上人家仍然到处在用freedom of press,他们照样“涵盖”得好好的),只不过是喻文作者没有正确理解press的真实含义、或者说是只知固守它的旧义罢了。

  

  新闻自由概念的实际含义

  

  喻权域先生认为新闻自由之说“不通”还有第二点理由,这就是不符合他对“新闻这个名词”三种含义的解释。

  他所说的新闻的“第一层涵意——‘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实际上是他对新闻概念所下的定义。关于新闻定义问题,本人已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6]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喻文所定义的“新闻”,实际上不是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不是传播领域中辗转相传的新闻;它所定义的实际上是“新闻事实”而已。新闻事实和新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客观世界的范畴。后者属于主观世界的范畴,它是人们对新闻事实所作的认知、反映和表述,从本质上说,它是进入人们传播领域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新闻事实当然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岂止如此,正因为新闻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也根本不可能进入人们的传播领域。试问新闻媒介向公众报道了克林顿绯闻案,客观存在的克林顿、莱温斯基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隐密关系有没有跑到媒介上来呢?

  喻文所说的新闻的“第二层涵意”是“新闻稿、新闻报道”。据他说有了“言论自由”,就不必再提“新闻报道自由”了。这段话有两个问题:(1)喻文不是在申述“新闻这个名词”的涵意么?怎么摇身一变来了个“报道自由”,在这里“报道”二字难道还是名词吗?(2)如果一切口头的、文字的、或是声像方式的叙述,都可以包括在“言论自由”中的话,那么,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批评自由、参政议政自由、信息流通自由、主张及发表自由等等已经在国内外正式文件或法律文献中广泛出现的自由权利的表述,岂不都可以一笔勾销了吗?

  喻文还说“新闻这个名词”的第三层涵意是“报纸的出版”,并据此认为“出版自由”的提法已经涵盖了“新闻自由”的意思了。请注意,喻文第一节曾经明白地说新闻的第三层涵意“是指报纸”,可是到这第十节里却摇身一变(又一次的概念偷换)成了“报纸的出版”。汉语中的“新闻”竟然可以解释为“报纸的出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专门去查了许多汉语词典或新闻学词典也未见有此一说。倒是英语press一词除了可译为“新闻”外,确有印刷、出版之意,喻文也许洋为中用,把press的含义借用过来了。但是这一借用却又使自己陷入矛盾的境地:既然已经把press和“新闻”等同起来,互相通借,为什么偏偏只许译为“出版自由”而不能说“新闻自由”呢?

  其实关于新闻自由的实际含义,国内外新闻界早有明确的界定和相当的共识,“含混不通”只是喻先生自己的感觉罢了。

  早在1948年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有51个国家代表团参加,包括当时的中国代表团)通过的《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Draft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Freepress)中,就有这样的表述:“缔约各国为了希望其人民充分得到消息的权利得以行使,希望能由新闻及意见的自由传播而增进其人民间的互相了解起见,已决定缔结一项公约以达到这一目的。”缔约国同意“予本国人民及其它缔约国之人民在本国境内依法发表或收取各种新闻与意见之自由,不问其方式为口头,文字,出版品,图画或其他合法运用之视觉或听觉的方法”。[7]很显然,“新闻及意见的自由传播”,便是公约对“新闻自由”的界定。

  1951年国际新闻学会(IPI)发表的文件指出,新闻自由的内涵包含:1、采访自由(free access of news),2、传递自由(free transmission of news),3、出版自由(free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4、表达自由(free expression of views)。

  我国解放前出版的新闻学书籍对新闻自由的概念已有明确的阐述。如1948年出版的《现代新闻学概论》就把其含义归纳为五项:1、采访的自由,2、传递的自由,3、刊载的自由,4、批评的自由,5、发行的自由。[8]解放以后这方面的阐述就更多,新闻出版方面的权威性词书都有新闻自由的词条,尽管措词不尽相同,但却并非“含混不通”之说。例如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编著的《新闻学词典》的界定就相当清楚:“搜集、发布、传达和收受新闻的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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