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有感于自由主义者拥护读经运动及其对什么是自由主义的澄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0 次 更新时间:2008-10-12 19: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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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进入专栏)  

  

  由蒋庆等人发起的读经运动作为一种保守主义者的行为受到大陆一部分人的欢迎,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个多元主义格局的形成没有保守主义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它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诸神竞争”的一个“神”。保守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浮出水面,扮演现代生活舞台上的一种角色,去捍卫一种(组)价值,正如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民间的而非官方的)所做的那样。

  

  但是,一批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如秋风、刘海波、王怡、范亚峰等,也撰文支持读经运动,这就有点儿奇怪了。这批自由主义者的学理背景基本上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那一路自由主义,而鉴于国内自由主义市场上的“哈耶克主义”之卖俏,也鉴于大部分国内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对这批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的沉默(可视之为默许),我们可以断定,拥护读经运动,或者说拥护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拥护政治保守主义(表现为权威主义),不止是少数自由主义者的行为和观念。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从它在90年代再度“浮出水面”起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气息,这不仅仅表现在自由主义者拥护读经运动上,拥护读经运动仅仅是自由主义浮出中国大陆时就具有的特有性格的一系列展示之一。要了解自由主义的这种性格,就必须去了解它的浮出背景以及它与保守主义之亲和关系的缘由。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1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真的具有亲和力吗?国内盛行的“哈耶克主义”共识真的是自由主义唯一的学理基础吗?

  

  一

  

  其实,国内学者对所谓哈耶克之“保守主义”的认同是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误导。我左读右读哈耶克著作,没看到什么地方表现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倒是看到他白纸黑字的否认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2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与哈耶克相反,视保守主义为自己的伙伴,甚至认为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我认同哈耶克的观点: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手、甚至是敌人。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保守主义的,恰恰相反,自由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与保守主义作持久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力量衰退后是更加强了而不是更隐没了,以致罗尔斯的大弟子斯蒂芬•霍尔姆斯清醒地意识到当代的“反自由主义”力量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右边而不是左边,为此他专门撰写著作予以回击,这就是著名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

  

  为什么霍尔姆斯把来自右边的也即保守主义的力量视为对自由主义的更严重挑战?这是因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主义的根基正在遭受保守主义力量的侵蚀。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什么?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传统性”根基相反,这一根基恰恰扎在“现代性”之中,也即由现代性所体现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等等这些理念之中。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观念相反,自由主义从它来到世间起就不可能不是理性主义的,如果把理性主义批倒了、否定了,那么自由主义也就完蛋了。正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把理性主义所保持的怀疑主义精神而不是非理性的盲从、信仰和狂热作为他们的阵地,而右边的反自由主义者们也总是把理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来攻击。

  

  我们且看蒋庆是怎样通过否定理性来否定自由主义的,他写道:“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即要启发儿童的理性与自主精神••••••这是几百年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老调,这种教育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清明的理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清明的理性判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因为自己理性的法庭具有审查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威,任何外在权威都必须服从自己理性的审判。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没有看到,在现实层面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让学生“放羊”。”(蒋庆:“读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3)蒋庆在此把理性与自主精神相联,再恰切不过地道出了理性主义的根本意旨。这意味着,理性主义是个人自主的前提条件,对理性的否定就是对个人自主的否定,而个人自主是自由主义的真正核心。从蒋庆上述言论的保守主义精神看,他的真正敌人是个人自主,为否定个人自主,他才否定理性主义。否定理性主义的根本意义,对于他,就是要把盲从权威(圣人、经典、传统)凌驾于理性自主之上,不否定个人自主,权威无以为立。这对于保守主义者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保守主义的天然品质就是尊崇传统权威,为捍卫传统权威,它必须与理性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并不是说它要否定个人自主才尊崇传统权威,而是说它要尊崇传统权威才要否定个人自主;否定个人自主不是其目的,而是从其真正目的出发必然地要采取的手段,这个真正的目的就是:捍卫传统权威。保守主义一贯认为,在传统权威面前没有理性对话的可能性,个人理性的评判、审视和检验没有置喙的余地,崇拜和遵循必须是无条件的。

  

  可见,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天然对手以致敌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天然朋友。可是,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把保守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捍卫传统权威——作为他们同样的目标,而与其结盟而非与其论辩。尽管这一目标肯定不是终极的,因为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捍卫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把捍卫传统权威作为捍卫个人自由的手段来追求,这使他们与保守主义相区别。但是,同样是捍卫传统权威,保守主义者们要抑制或起码消弱个人自由,而自由主义者们却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除非他们所理解的传统是歧义的,否则我们会认为这里发生了逻辑混乱:同一个传统怎么可能既敌视个人自由又保护个人自由?这一问题我们先放一放,下文再来讨论。这里我们把问题接续到上文:既然理性主义关乎自由主义的存亡,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行为却与保守主义者一样,也加入到贬低以致反对理性主义的阵营中去?

  

  刘海波几乎以同样保守主义的口吻这样写道:“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只有在传统中,才有进行边际批评的资格和可能。知识的获得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不一定是理解了才相信,也是相信了才有可能理解。” (刘海波:“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可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如果不是从小就培养质疑的精神,从而使之成人后能够去参与对话而不是“不加怀疑”地捍卫权威外,又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灵魂不就是宽容而非非友即敌的执着吗?而宽容精神难道不是唯有自由主义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吗?如果没有从小就开始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能够得到捍卫吗?价值(善观念)判断和选择的个人自主正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意旨,因为只有培养和保护个人自主,才能根本抵制对个人的善观念的强加。可见海波这里分明是在通过否定理性的普遍怀疑精神来批评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维护,但是,他却说这是在维护自由主义:“蒋庆先生编辑的‘诵本’,并非独出心裁,而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取我国古圣前贤的成法而已。这不是什么专制心态。对历史和前人的尊重,恰恰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终极的权威恰恰在编书者之外。”(同上)对传统权威及其不加怀疑地信仰的维护反而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话语却道出了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普遍信念:对传统权威的尊崇恰恰是对现代人滥用权力(表现为滥用理性)的抵制,其目的恰恰是保护个人自由。这无异于说:对个人自由的否定正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一个非常保守主义的行为就这样转化为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行为。这种转化是如何可能?又是否可能?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二

  

  对理性的不信任在学理上来自哈耶克。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把哈耶克归入保守主义之列,正是因为哈耶克也是通过否定理性的某种优越地位来维护传统的。表面上看,哈耶克与蒋庆这些传统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可实际上他们大相径庭。

  

  秋风在为自己拥护读经运动的行为辩护时,表面上几乎完全遵循哈耶克的论说。他写道:“唯理主义者相信,理性就是要怀疑一切,当然包括传统和经典,只有通过怀疑,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唯独理性、进步本身是不可被怀疑的,因而,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成为一种拜物教••••••由此,那些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便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宣布自己••••••可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一切不能经受他们的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被抛弃”。(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哈耶克一生都致力于对理性之自负的批评,秋风敏锐地把握到理性的自负就是理性要怀疑一切,按照笛卡儿,理性通过“怀疑”一切而“建构”自己的大厦,没有怀疑就没有建构。通过拥引哈耶克的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几乎使理性主义或建构理性主义等同于“蒙昧主义”,以致对理性主义的“谬误”在自由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无人敢为其翻案。既然理性的自负被嘲笑,那么“理性之不及”就成为不可怀疑的了——仍然必须有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所谓“理性不及”,说白了,就是理性不能怀疑一切,必须有所信仰、有所盲从、有所不思。不可怀疑的起点现在不是怀疑本身,而是坚定的确信,确信有某种不经理性的“审判”和“重估”就可以信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蒋庆那里就是经典,就是圣人之言,就是传统权威。对于经典,我们是绝对不可怀疑的,因为“‘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经’中所说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不复有‘天理’了,不复有‘天理’也就不复有‘人理’了;‘人理’源于“天理”,天不成其为天,人当然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说‘经’或者说‘经典’体现了永恒普遍的超越性与神圣性。” (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

  

  可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怎么可能不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检验而成立呢?如果没有理性的审视和检验,没有经过我的自觉认同,我怎么能断定它就是我的指导者而不是压迫者?此类诸问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简直毋需在此多言,因为正是这类问题催生了自由主义的诞生,并使自由主义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和教、正当和善区分开来,使后者具有了宽容的品格,在多元主义的共识下各种善观念共容共存。保守主义者当然不会认同自由主义的这一区分,他们必然是一元论的追求者,他们不可能相信关于善生活的终极观念是一个理性争议的课题,因为对于他们,关于善生活的终极观念具有理性不及的“超验(越)性”与“神圣性”。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而只维持公共领域里的正当、权利及其正义观念的某种信念,后者不可能被视为具有理性不及的超验性,因为它们必须在严格的理性审视和检验下被接受。如果说这就是建构理性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建构理性主义不被确立,多元主义也就不能成立,因为那意味着用理性不及的某种一元性超验善观念来支配公共领域里的正当、权利和正义观念,而后者在自由主义眼光中应该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它只交由理性来处理而不能交由任何善观念来支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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