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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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近代西欧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发展的最高阶段,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则是这个发展阶段的最高峰;而与黑格尔哲学同时形成的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则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源头。这两种对立哲学的同时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但如何说明它,至今仍是一个问题。深入考察将会发现:从发生上看,它们两者实来自同一个母腹——康德哲学,并经过同一的发育阶段或中间环节——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从而表明,以叔本华哲学为开端的整个现代非理性哲学思潮是在它的对立面——德国近代理性哲学思潮中孕育出来的。从内容上看,理性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虽是对立的,可又有交叉和重合,因而是互补的。为了从理论上真正扬弃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上这两大对立的思潮,有必要从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以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关系为线索,对它们进行重新考察和系统研究。

  

  1、西欧近代早期理性哲学的兴起与衰落

  

  在17世纪科学反对信仰、理性反对神学的斗争中兴起的西欧近代哲学,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提到了首位,尽管在知识是来源于理性还是经验的问题上相互对立,但都一致主张,在人类知识范围内审视一切、判断一切的最高权威和标准不是宗教的启示和教会的权威,而是人类理性;而且都相信人类理性能够认识世界,得到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建立起由这样的知识组成的真理体系。就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认识论上的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同属于“理性主义”范畴,或者说,都是理性哲学。近代哲学所共有的这种理性信念、理性精神或理性原则,在笛卡儿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论证,正因为如此,笛卡儿被公认为近代哲学的始祖。

  笛卡儿和近代哲学家把理性称为“自然之光”,意即人所具有的一种天赋的抽象思维能力——认识事物,形成关于事物的清楚明白的概念、判断和推论的能力。它具有如下的特点:首先,这种理性是和我、主体或自我意识结合为一的,是与事物、客体、世界相对立的“主观理性”。它既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可以说尚无主客观之分的原始统一的理性,也不同于黑格尔那里主客观对立统一的绝对理性。其次,这种理性的最高的思维规律或原理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或矛盾律(实即为不矛盾律),据此事物总是被二分(分析)为彼此对立的两类,而理性也就总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在涉及实际的事物或存在的认识时,理性的最高原理则是因果律,或如莱布尼茨从逻辑层面所说的充足理由律。最后,这种理性自身作为诸对立(如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理性的认知与非理性的意志、情感、欲望、冲动、本能等等)中的一方始终与它的对方僵硬地对立着,它只能是它自身而不能同时也是它的对方,因而始终受到它的对方的限制,没有统摄对方、超越对方也超越自身的真正的能动性和发展。这样的理性后来被黑格尔称为“知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称它为“思维着的知性”,并将它和“辩证思维”对立起来称之为“形而上学思维”。以这样的理性为最高原则的近代哲学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形态的理性哲学,或如黑格尔所说的“知性形而上学”。

  前康德的西欧近代早期理性哲学是在唯理论哲学和经验论哲学相分立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两派哲学家、特别是唯理论哲学家(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在调和思维和存在、理智和欲望以及在理性的客观化和能动化等方面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在循着片面性的道路向前推进时,却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被他们揭示出来的日益增多的对立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样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他们所代表的理性哲学向其对立面的转化:一方面是唯理论哲学在莱布尼茨—沃尔夫派那里所完成的把一切对立的和解都统统归于上帝的宗教神秘论,一方面是经验论哲学在休谟那里的彻底发挥所达到的怀疑论。

  

  2.休谟怀疑论对未来哲学发展的双重启示

  

  休谟认为,事物的因果必然联系原理是我们关于实际的事物的知识的根本原理,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这个原理本身有什么根据?他从唯心的经验论出发论证说,这个原理既不是如唯理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明的先天的理性原理,也不可能是如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以经验为根据的理性原理,而只能是以人心的习惯或人的自然本能为根据的主观原理,所谓因果必然性只不过是人心主观习惯的必然性,而不是事物之间的客观的必然性。这就表明,理性既不可能是人类知识的最高权威和标准,也不可能得到关于事物的普遍必然的知识。由此可见,休谟的怀疑论是对包括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内的整个理性哲学的否定,更确切地说,是这种理性哲学的自我否定。

  休谟认为,怀疑论者为了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守住自己的范围——理论认识或哲学思辨的范围,而不要在实践、生活中坚持怀疑论。因为在实践和生活中,人们不能不从因果关系的客观必然性和外部世界客观必然存在等信念出发,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无法生活和生存下去,就是自取灭亡。所以,在他看来,最能驳倒怀疑论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业务和工作。把理论认识与实践生活这样自觉地分开,是休谟怀疑论的一个根本特点。但他的这种分离是极其表面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讨论知识的哲学问题时,他怀疑的矛头实际上已指向实践生活的基础了。按照他的看法,实践生活由以出发的那些对于客观必然性和客观存在的信念本身并没有理性或经验的依据,而是以人的自然本能(由求生的本能而来的各种欲望、倾向、能力等等)为依据,而这种本能和其他的本能一样也可能是错误的、欺骗人的。正是在这里出现了理性和本能之间的冲突。(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09页)一方面,自然本能的确足以使理性暂时摆脱怀疑论,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免除理性对它的各种作用的怀疑;另一方面,理性虽然能揭穿本能用以骗人的一切方式,但由于理性除了空洞的同一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原则来解决自己必然遇到的各种问题,它的这种无能又使它最终不得不求助和依靠本能,如在回答因果必然性观念的来源问题时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休谟提出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生活的分离,无非是他用以应付他所发现的理性和本能的冲突以及本能在冲突中的优势地位的一种不了了之和无可奈何的方式而已。就此而言,休谟的怀疑论标志着近代早期的理性信念、理性主义的衰落和预示着非理性信念、非理性主义在未来世纪的“大爆发”。(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11页)

  休谟的怀疑论就其自觉地局限于理论认识而不在实践生活中坚持而言,可以说是不彻底的。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彻底的。因为在更深刻的层次上,理性和本能的冲突并未中止,理性仍在不断地戳穿本能的种种欺骗。这标志着休谟的理性信念没有彻底泯灭。休谟明确地指出,他并“不冒昧地断言”使他陷入怀疑论的困难对于别人的理智来说“是绝对不可克服的”(《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4页);他声言地道的怀疑论者不仅怀疑他的“哲学的信念”,也怀疑他的“哲学的怀疑”(同上书,第304页);他甚至呼吁,“为了答复已经出现的各种怀疑,就必须拟定出新的哲学原理来”(《致埃利奥特》,引自阎吉达:《休谟思想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休谟怀疑论的这种矛盾性暗示出,为了摆脱怀疑论,就必须把对知识的哲学思考和对实践、生活、行动、信念、本能等等的哲学思考结合起来,完全弄明白知识和行动的原理及其所以有效的共同基础。就此而言,休谟的怀疑论又是在暗示着,甚至呼唤着一种新的、更高形态的理性哲学。

  

  3.康德哲学作为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共同源头

  

  正是康德首先领悟到了休谟怀疑论的暗示,聆听到了它的呼唤。为了克服知识论和道德实践上的怀疑论,解决休谟所揭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本能(欲望、情感、爱好等等)之间的冲突,康德提出和发展了理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思想,将其提高和扩大到了对人的知识能力、欲望能力(意志)和情感能力,即对人类活动的真、善、美各个领域进行立法的地位。康德的三大批判的宗旨就在于确立理性对人类的认识活动、意志活动和审美活动所颁布的先天原理或先天规律,并证明它们的有效性。在康德看来,理性以其先天知识形式在综合统一后天的感觉材料中创造自己认识的对象——自然界,以其先天实践(道德)规律在排斥感性的欲望、爱好等等中创造自己追求的对象——善的意志,以其先天评判(反思)原理在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中创造自己审美的对象——美和艺术,这就是理性的先天原理在各自领域中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效力的根据。康德提出和论证的这种理性统摄一切和创造一切的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原理及其中包含的关于综合统一、二律背反和三分法等思想,将近代早期理性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往后黑格尔集大成的新型的、更高形态的理性哲学的源头。

  但是,与此同时,康德又限制理性的认识能力,认为理性为知识所立的法(时间、空间、因果性等等先天知识形式)只适用于现象,而不适用于作为现象的基础的物自体,因而理性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体。在康德看来,物自体存在而不可知,这就为他说明道德、自由和宗教留出了地盘。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为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康德自己的道德理论中。依照康德的观点,在道德实践的范围内,为了使实践理性所立的法——普遍必然的道德律能够实际起作用,从而使道德成为可能,就必须假定作为现象的人同时具有自由意志——意志有一种绝对的自发性或自由的能动性,一方面能摆脱自然必然性而独立(消极的自由),另一方面能以自已确立的、同时可以作为普遍立法原理的行为准则来决定自己行为的动机。人是否真的具有这种自由意志 ? 这在理论上无从证明,也无从反驳。不过,任何人从自己的道德实践中都可以得到他的意志实际上有这种绝对自发性能力的暗示,并能够体验到,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有道德性,就必须确信自己具有这样的自由意志,这是一个“实践知识”,即道德信念的问题。康德认为,设想人作为现象必须服从自然必然性的规律,而作为本体则具有自由意志;设想人的行为作为现象必须从属于自然因果性,而同一行为从它应当不应当发生看则不为自然的条件所决定,而是从属于自由因果性,为人的自由意志所发动——所有这些都是不矛盾的。正是康德这种人的自由意志作为超时空的本体可以自发地、能动地开始(产生出)一个时空中的现象系列的思想,为后来叔本华意志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源头。

  在康德那里,现象和本体、自然(必然)和自由的分立是以认识和实践(道德)的分立为依据的,因而也就是由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为了把彼此分立或对立的双方结合起来,康德认为有必要设想一种人所不能具有而又与自然同一的“知性的直观”或“直观的知性”,在那里自然的多样性无须任何思维(概念)的中介而直接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由于这个整体本身即是现象和本体、必然和自由的统一,因而它也就可以看作是人类理性借以制定从现象反思本体、从必然反思自由的主观原理的根据。康德提出的这种作为“多样性的直接统一”的“知性直观”的思想既为理性主义的辩证思维说、也为非理性主义的直观说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4、费希特哲学和谢林哲学作为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发育的共同环节

  

  (1)费希特哲学

  费希特认识到,为了解决康德哲学中现象和本体、必然和自由的矛盾,就必须把康德分开的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并进一步发现和阐明它们两者的共同基础。康德尽管承认只有一个理性,但由于他把理性的理论运用(认识)和实践运用(道德)各自的先天原理截然分开,从而造成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分立。针对这种情况,费希特提出,作为主体的理性,即自我,本身即是知性(理智)和意志的同一,它的本质在于它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自发的活动,一种自我设定(建立)它自己的行动(正题)。这种“自我设定自我”的“本源行动”,是一种意志的行动,但从属于知性的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不过,费希特认为,自我在设定它自己的同时也设定了一个非我与自己相对立,他把这一行动称为“反设定”或“树立对立面的活动”(反题)。而在设定对立面的同时,自我也就在它自身范围之内设定起互相对立、互相限制、因而是有限的(经验的)自我(主体)和非我(客体),费希特把这一个设定行动称为综合(合题)。根据合题,在非我限制(决定)自我的情况下自我是认识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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