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98 次 更新时间:2008-10-07 14: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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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关于过去否定“土地私有”的理由

  

  有朋友说:他并不反对土地私有化,但是他认为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土地首先集体所有,然后再到私人所有。他认为我是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因此征求我的看法。

  我对他说:其实我以往在土地问题上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驳论,而不是立论。我觉得现在的土地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仅仅说什么私有、公有是意义不大的。因为你讲公有,就有一个所谓“公”是什么的问题,同样要说私有,也有怎么私有的问题。

  以前的主流意见否定土地私有制,我觉得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

  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著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动力主要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

  还有人说土地不能归农民私有,是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说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讲不能让它私有,我觉得这也是极荒唐的,道理我已经多次讲过。

  但是你要说,我就是主张土地私有,这个也很难说。讨论这个问题时张晓山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他说,有人之所以主张把地权交给农民,是为了遏制“圈地运动”,因为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势者不用向农民买,通过“征”的方式想抢走就抢走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我们就把土地宣布为农民的私产又能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承认土地私有权,但是我们承认城市住房的私有权,人们是有房产证的,但是政府要“征”那不还是照样征吗?也没有说因为它是私有的就只能自由购买了。

  而且从法律来讲,的确也没有哪个国家在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允许对土地完全采取自由交易的做法。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由于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用地,国家会跟你协商,但最终协商不成功的话也不会允许你任意漫天要价的。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国家都有一个我们称为“征地权”,或者更法律化一点,“最终定价权”。如果你漫天要价,基于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有最终定价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可以“征”。既然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规则,而我们国家事实上对已经私有的住房也是要征就征的。那么,土地私有权是不是能够真正起到为农民保住土地的作用,恐怕也值得讨论。因此地权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离开政治、法律体制的改革,任何“所有制”方案都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征地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这里我要讲,重庆的钉子户事件之后,包括江平先生在内不少人都指出,为公共利益征地,其实在宪政国家、私有制国家都有其例,而且举出新伦敦案例等。我觉得这没错,但是有一点,在认定公共利益方面,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为公共利益而征地,而在于公共利益到底怎么认定。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条件下,限制产权自由的具体程序是什么。这是我们跟这些国家最大的不同。

  在许多西方国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制,但是公共利益对土地产权的干预和限制,一般来讲都比其他形式的财产要大。这在经济上其实是基于土地财产的一个独特属性,就是它有区位的垄断性。也就是说,其他财产可以有替代,因而就有竞争,比如说我要买房子,你不卖我可以买别人的。但区位往往就没有这个可能,有些地方是独一无二的。我记得好像是弗里德曼还是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私有产权通常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限制。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比如说一个沙漠之国,如果它有唯一的一眼泉水,假如泉水所在的这块地是私有的,那么,这个私有显然就不能是自由的。因为泉水是唯一的,他就可以漫天要价。那的确是比较麻烦。

  这个问题在农业时代不突出,因为对于农地来讲,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的土地,可替代性就大得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种粮食。而且就生产粮食这个功能来讲,差别很大的土地也能互相替代:你以为你这土地特别肥沃就奇货可居?你这一亩能产两千,我就到别处买四亩亩产五百的,不就替代了?但是,土地进入非农利用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工程用地的时候,土地主要的价值因素就不是肥沃、生产率等,而是其独特的区位,而这些区位往往又不可替代。这个情况下占有土地的人如果任意要价,那的确会导致重大公共利益受损。

  有人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在公共利益方面有具体的限定,比如在产权法中应该列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比如说盖政府大楼叫公共利益,如果盖商品房就不叫公共利益……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种列举没有多少意义。因为什么叫“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列举的范畴。“公共利益”老实说很大程度是“公共”主观认定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新伦敦案例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营利性企业要用这块地,但是新伦敦的市民都认为应该让这个企业进来,因为,新伦敦原来是美国的一个潜艇基地,它原来的产业链条主要是为这个基地服务的,但冷战结束后基地取消了,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很多人无法就业。因此,当地人普遍认为应该招商引资来改善就业,那么这个招商引资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性行为了,政府要用这块地来安置这个企业,显然也不仅仅是对企业有利的事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营利性的企业用地,你都不能说仅仅是商业行为,无需公共干预。相反,如果是盖一座政府大楼,是不是就一定是公共利益呢?也很难说。现在政府盖豪华大楼,老百姓对这种行为的利益认同往往还不如对盖商品房的认同。你怎么能断言这一定就是公共利益呢?所以我觉得界定“公共利益”的唯一办法其实就是民主。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你就无法界定清楚公共利益。你要“客观”地划定什么叫公共利益,通过划定一二三四来列举,我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即便因公共利益也不能随便拿个人做牺牲,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是四步:

  第一步,确定这用地是不是公共利益。比如我们要征地盖一所公立医院,就要举行广泛的听证,在议会中讨论,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从这个角度讲,民主的确是不太有效率。我对此深有感触,我在哈佛的时候,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装配线广场”(AssemblySquare),原来是通用公司在当地设的一个大型汽车总装线,后来美国制造业衰退,这个地方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停产了,停产后这块地就空着。就为了这块地怎么利用,一直讨论了十几年,到我走的时候都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有人认为应该盖廉租房,有人认为应该建商业中心,还有人认为它就在米斯提克河边,基于生态的考虑,就应该让它空在那里……没有讨论出结果。要说是太没效率了。但是有一点,一旦这个讨论有了结果,那就大家确定这是公共利益了。哪怕就是引进一个营利性企业,也是公共利益。否则哪怕是政府办公楼也不是。

  第二步,就是自由交易尝试。即使是公共利益,也没有理由说就是要侵犯个人的所有权、强制个人做出“牺牲”。先要跟你做交易,看能否达成购地意愿。如果这个价格双方都认为合理,那当然就解决了问题。如果谈不拢怎么办?比如出现个钉子户,他漫天要价,而且这个价格显然不合理,怎么办?

  第三步,请个中介的评估机构给出一个价格,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钉子户本身,是中立的第三方,他出来评估这块土地到底值多少钱,不能漫天要价。第三步做出后,这个价格双方都接受,就成交。如果双方仍不能接受,当然假定是钉子户不能接受,钉子户认为他的房子还值更多的钱,那怎么办?

  第四步,还要讨论所谓的替代方案选择,就是考虑不用他这块地怎样,可不可以换个地方?替代方案选择又要经过讨论。如果结果是替代方案不可行,或者代价太大有损公益,原来方案还是要执行。到了这一步,公权力就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了。这是最后一步。这种情况下钉子户还要漫天要价,别说政府,公众和舆论也不会同情他。通常也就不会有什么钉子户了。但前面这些个程序在我们的体制下几乎都是缺位的,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仅仅在产权法上“客观”界定,能起什么作用呢?中国能制订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征地的法律吗?世界上没有这种法律,中国就算承认私有制,也不可能把私有制搞到这种地步。但只要允许征地权,就有一个权力怎么行使、公益由谁认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产权”问题了。

  

  “集体化”与“被集体化”的区别更重要

  

  所以土地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一个“私有”就能了结。但是要说“集体所有”那就更麻烦。我始终认为,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对立很可能是个假问题。如果要说真的有对立,我觉得“集体化”和“被集体化”倒是非常严重的对立,而且是根本性的对立。“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远远大于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区别。什么叫“集体”?我自己干叫“单干”,大家一起干叫“集体”,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构不成对立。只要大家愿意集体一起干,在哪一个“私有制国家”会阻碍这种做法呢?就是在美国,大家真想要集体干活也没有人说不行的。我讲过,当年美国是个全球社会主义者都很喜欢的地方,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跑到美国去做实验的,如欧文、卡贝等。从来没人禁止他们。如果最后搞不下去了,那是他们自己后来不能合作,自己散伙了,没有别人不让你搞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那和“集体主义”是最没关系的。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维辛算不算“集体”?奥斯维辛的苦力显然不是“单干户”,他们在一起干活,但你能说它是个“集体企业”吗?如果这一大堆囚犯算“集体”的话,那么把他们关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么“集体主义”呢?当然不需要。老实说,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是不需要有集体主义的,反而是这些人要逃出来需要集体主义,这些人如果各顾各,根本就逃不出来。

  

  “小岗悖论”其实不悖

  

  前段时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小岗悖论”。他说,小岗18个农民集体按血手印冒风险搞包产到户,这个事情在逻辑上很荒谬:假如小岗的农民真能那么团结齐心签订“生死文书”,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干活呢?他们在一起干活都要互相算计,偷懒、出工不出力,那又怎么能在这个事关坐牢的事情上那么齐心?他说“用集体主义精神去脱离一个集体”是个悖论。我说这怎么是个悖论呢?这根本就不是悖论。关键在于:人民公社是农民“集体主义”的产物吗?我当时举的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逻辑上无疑是成立的:把犹太人赶进奥斯维辛完全不需要他们有什么“集体主义”,相反,他们越各顾各越容易被赶进去。但是这些人如果要“逃离索比堡”(我们都看过那个电视剧),那倒是需要集体主义的。各顾各你能逃得出去?

  在人民公社时代,我觉得农民的“集体主义”就表现在“瞒产私分”。人民公社时代有的生产队有对付的办法,就是自己另搞一本账目,产量本来比较高我们报得很低,剩下来的部分就大家分掉,这样上面就不能拿走。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很多地方都行不通,就是因为村民心不够齐。只要有一个人告密,这种事情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有些地方人饿死了,而牛却活了下来,因为我们国家有个“私杀耕牛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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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看明白再批评 logic77 2008-12-14 23:25:41

  铜豌豆提出的第一个和第四个问题,秦先生已经很清楚地论述过了,铜豌豆根本没搞明白秦先生的意思;第三个问题缺乏常识,莫名其妙;只有第二个问题可以一议。批评别人最好把别人的文章读全,把意思搞懂,把逻辑理顺,不然说出来的话胡搅蛮缠、逻辑混乱,让人都无从辩驳,因为实在不知道在说什么。

转贴一篇 aQren 2008-10-08 23:48:20

  “历史周期率”的原因,黄炎培说清楚了吗?
  (这是本人三篇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前面两篇的题目分别是《从指鹿为马到“指驴为鹿”》和《“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谈话。黄炎培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率,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他对毛主席说:在历史上,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天重温这一段对话,我们仍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它鲜活的现实针对性,因为黄老先生担忧的历史周期率正在再次变为现实,他寄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面对今天中国的现状,我想很少还会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政权,正面临着“其亡也忽焉”的命运。这个周期率为什么如此顽固?它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毛主席不是说已经找到新路了吗?找到了新路,为什么却跳不出它的支配呢?
  我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出来,希望有人能帮助我找到真正的答案。

转贴一篇(续1) aQren 2008-10-08 23:47:17

  辛亥革命结束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见证了两次这样的历史重复:第一次以中华民国政权退出大陆结束,第二次的结局现在还很难说,但它的来临已经很难避免。历史周期性重复的现象,并不仅仅见于中国,但为什么在中国它表现地如此明显呢?我想,这固然有外在的原因,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任何事物的变化,其决定的因素都在内部。黄炎培老先生在提醒这个周期率时,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执政者自身的懈怠。这个分析准确吗?从现象上看,好象是准确的。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执政者”,确实都在遵循着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直至颓废腐败的规律。作为一个“民主人士”,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民主人士”的身份,他没能意识到,历史的真正主宰力量其实并不是那些统治者,而是千千万万的被统治者们。因此,他看到了历史的周期率,却没有说清楚它的真正原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主席,显然比他看得要深刻得多。他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他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真正的历史动力的身上。他希望,一个人民自己建立的新生政权,会在他们自己的管理和监督之下,避免“人亡政息”。站在这个角度上,去回顾他领导新中国的时期,我们就会对当时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有所感悟:他其实一直象一位历史的导师,在引导和教育着人民去学会管理自己国家的办法和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一切,说明他是带着遗憾离去的,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办法。当有人以蛮横的态度,将中国重新带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我们只能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痛苦地跟随着。
  如果说,广大的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再次被抛到三座大山底下的命运的话,那么,造成这种命运的真正原因其实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恰恰是受苦受难的人民自己。中国历史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率,是深深地跟植于中华文化这个民族基因之内的,不使这种基因发生根本的突变,周期性的苦难就是中国人民的宿命。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伴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成熟起来的。中国的劳动者,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以农民为主。而且,除了三十年前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们的生产方式又一直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这种年复一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稞籽”,基本上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这种巨大的忍耐力,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性格源泉,也是他们在权势面前逆来顺受,在痛苦面前麻木不仁的根本原因。不到实在活不下去,中国的老百姓很少反抗。同时,这样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目光短浅、斤斤计较而缺乏长远地把握命运的能力。

转贴一篇(续2) aQren 2008-10-08 23:46:03

  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之上,统治中国人民头脑一千多年的,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学说。我无意全盘否定孔子,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孔子学说作为一派,无疑有许多合理和有益的内涵。但是,在汉武帝的宰相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了中国人民精神上的一个巨大枷锁,它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一起,将中国人民紧紧地禁锢住,使他们只能在狭小的生产活动范围内,被动地接受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命运变化,直到残酷的命运逼得他们活不下去。在每一个历史周期里,他们要么忍辱负重地沉默,要么不堪重负地爆发。而一旦爆发,由长期缓慢的生活节奏形成的巨大惯性,又会形成长久的破坏力,造成社会的大动荡。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就显得不同寻常的大起大落。在碰到一个他们不能忍受的皇帝时,他们会“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成功之后,他们又会很快地制造出一个新的皇帝,再次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在这个文化基因之上产生出来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也表现出独特的两重性:要么自甘堕落,要么自命不凡。这些由科举制度规范出来的“读书人”,进入“官场”的,投机钻营,媚上欺下;没进入的,崇尚空谈,百无一用。这种现象直到也今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仅仅以“学位”衡量,我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知识分子中最无能、最令人气馁的群体。当年,毛主席曾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实在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号召,可是就在现在,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苦心呢?相反,有人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弱点的行动,变成“伤痕文学”的素材整整口诛笔伐了三十年。

转贴一篇(续3) aQren 2008-10-08 23:45:09

  有人说,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皇帝,更有人甚至将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黑暗现象的根源也归咎于他。这样的说法,如果不是出于“阶级仇恨”的话,那就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不顾事实胡说八道了。如果他想当一个“皇帝”,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太平“皇帝”。这难吗?不难。只要他维护好那些同他“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们的利益,凭他当年的威望,谁能挑战他的地位?他有什么必要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得罪”自己同志的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可能的类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机会: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一次,由于外族的入侵变成了民族救亡运动;后一次,由于内部的原因变成了向封建文化的大倒退。这次失败,使毛主席试图改造中国文化基因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使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跳出周期率的设想半途而废。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对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要求,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他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当政者号召自己的人民去造反,唯独他做到了。其实,造反的含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破坏,从广义上看,造反其实就是民主。这样说,肯定会让“普世价值”的卫道士们感到恼火。民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定社会结构的法律范围内的民主,第二是超越这个范围的民主。前者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主”,而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法律作主”。我们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的民主有很大的虚伪性,就是因为这种民主只能在资产阶级制定的框框里实行。而真正做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能将这种监督完全限制在当时的法律之内,而是应该允许人民有质疑法律、挑战法律的权力。过去的三十年,人民群众不仅没有机会去实行第二种民主,就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民主权力也被以“不争论”为借口蛮横无理地剥夺了。与此同时,大量的真正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又被冠以“改革”的桂冠大行其道。
  我曾经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许多人讨论过他们的生活。许多人对他们的现状是很不满意的,对今天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每当我问到他们的打算,他们总是回答:“我一个小老百姓,能怎么样?忍吧。”如果受苦最重的人都报着能忍则忍的态度,别人又能做什么呢?我在《“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的结尾处这样说:“还有一条路,但要靠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走”。这条路就是民主。这里所说的民主,不是什么花钱就能买“选票”的民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有理”的民主。那就是,在今天这个“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大声地一齐喊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我有话说!不这样做,我们就只能等,等到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以破坏性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的下一个周期。在这两种历史性的选择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选哪个?

土地私有是一张牌 筑思 2008-10-08 18:47:57

  两位的反驳和担心,甚好。
  但是按照我理解的秦晖,他的意思是:土地私有是防止国家“黑手”的有效武器。虽然存在土地兼并因法制不足的黑暗性,但土地私有带来的自由交换“盲目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可万事总有个“开头难”!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是否可以远大一点?最起码土地私有,老百姓会很高兴!

别人是谬误,你是天真 铜豌豆 2008-10-07 23:05:36

  反对土地私有化的理由都被作者反驳了。好,姑且我们承认他都是对的。那么,有几个问题是否能够解决呢?1、给予农民私有权,农民能够保护自己的耕地吗?拆迁户就是鲜明的例证和响亮的耳光。以村为单位尚不能保住自己的土地,何况个人?衙门?说给书生们自己去听吧。事实上,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土地交易市场的真实、自愿?连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都管不好,何况土地市场?2、土地私有化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支配权,意味着土地可以种粮食,也可以种蔬菜,当然也可以盖楼建工厂。这样的限制只有有效实施规划法才能做到。而目前我国对农村规划并无完善法律制度,一旦私有化成功,农民土地的使用性质会随着城市化波及范围而出现城市化使用的倾向。18亿亩地不是空口说白话,是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保护我国粮食安全(90%以上自给率)的根本保障,如何能够实现?实现不了,就去吃1000美元一吨的大米吗?尔等白面书生吃得起,我等农民吃不起。3、农民就业和土地有密切关系。失去土地(不是兼并而被动失去,而是主动失去)的农民要实现就业就需要相应规模的资本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以及相应的培训和教育投入。这些投入的积累从何而来?土地是否集中是个趋势判断问题,而失去土地是个必然事实。这个事实背后就是资本使用效率问题。4、发展中国家必然遇到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假定土地交易真实而自愿,农民都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土地,那么,下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印度修一个立交桥要拖8年10年,全社会效率大幅度降低。这里,虽然保护了所谓人权,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寄希望于人人爱国,恐怕更是失之于天真了。这里,人权(土地权)和发展权哪个大?任何一个信仰理性思维的人都清楚答案。
  土地私有化之所以不能实施,原因不在于什么土地兼并,事实上,土地规模化经营效率更高。原因在于,在组织生产的过程中,或者经济生产过程中,人口、资源(含土地)、技术积累和资本是有合适的比例的。当人口所占比例过大,而资源、技术积累和资本不足的时候,投入现代生产过程的人口必然不足,只有当资源、技术积累和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以有效率的组织组织更多人投入现代生产。正是因为中国缺乏这一前提,才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乡村居民的经济生活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而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以资本、技术和资源投入为主。实现新的平衡需要生产4要素的重新配比,而这个重新配比如果不能实现,新的平衡只能是纸上谈兵,土地过度开发或者撂荒、进城乡民贫民化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就是可预见的事实。

我读经济学的一点感受 aQren 2008-10-07 17:24:31

  1、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的效率。
  2、分工产生于人们能够被组织起来,奴隶制的直观的强迫组织、资本所有下的隐蔽强迫的组织,都产生了劳动效率提高的效果。
  而从秦始皇帝起中国农村农民的高度无组织,导致了农民生产效率的下降,使得农民在天灾面前迅速破产,以后就是投入到各种黑社会——请注意那是组织——中去,最终就是反复发作的改朝换代,总共24个朝代了吧。
  3、到目前为止组织生产最良好的方式是现代流水线生产,也因而效率最高。而其中工具的改良,大机器生产取代人力生产,是因为人力因时而穷,而作为工具的机器则动力能够不断提供。
  人的劳动,变成仅仅是改良劳动工具!改良劳动工具,劳动效率就不是我们考核的主要指标了。
  4、现代教育的主要作用,教育人们提高改良劳动工具的能力。
  由于在私有制下,人们把改良劳动工具的能力变成自己赚钱,人们不得不重复进行改良劳动工具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的浪费。也就是说,降低了人们的劳动效率。
  5、土地流转后,是否能够提高劳动效率?能够解决中国农村投入到改良劳动工具的费用不足问题?换句话说,能够解决资金从农村流出的问题?
  6、交易成本为零,应该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有可能?在私有制下,信息就是金钱,决定了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只可能增大。
  那么,在私有制下,让市场解决一切问题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欺骗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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