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基:再观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6 次 更新时间:2008-10-06 18: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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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基  

  

  伊夫林·S·罗斯基(Evelyn S.Rawski)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是她在1996年4月12日夏威夷檀香山召开的第四十八届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所做的主席发言,其后,发表在1996年10月第四期的《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全文分为六个部分。

  

  1967年,何炳棣教授在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小组讨论会,提交了一篇题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总结了清史研究状况。罗斯基教授认为清代的统治是与当代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关系问题直接相关的,所以为了解中国,她综合考察了近二、三十年里的研究著作,将目前关于清史的阐述与何教授发表的观点做了个比较,认为关于清统治的性质和意义的学术认识,已经有了一些较大的转变。

  罗斯基教授在文章第一部分中介绍了近年来清史研究的概况。她首先指出,许多学者认为满文文本不过是汉文文本的翻版,因而忽视了满文文件。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通过对军机处档案目录的调查,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许多珍贵的清代中晚期的满文文件从来没有被译成汉文”。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满文官文书是清代早期讯息传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经常是避过汉族官员的。直到嘉庆朝,清廷仍要求收到满文指示的八旗官员、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统掌军队的将领及满族官员须用满文回复朝廷。这些满文的奏折、朝廷书信和其它中央政府的公文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尚未被完全发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清代的满文档案资料。1977年故宫博物院出版《宫中档康熙朝奏折》,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在北京和台北档案馆的资料已对学者们开放,从而促进了最近的学术研究的发展。新的《满汉大词典》和近年来满文文本被有选择地译成汉文,也减轻了研究者的工作负担。

  罗斯基教授又提及最近几十年里,获取清史研究方面的汉文资料也变得越来越便易了。中国大陆及台湾均再版了《大清会典》和《大清实录》,同时出版了许多起居注(《清代起居注册》、《康熙起居注册》、《雍正起居注册》),作为对《清实录》的补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的汉文宫中奏折(《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乾隆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加之台湾所藏的档案资料,为得出更高层次的评断开辟了新的视角。有关宫廷造办处的档案资料,以及有关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治病医疗的档案资料也已被编辑出版。清史研究的其它来源还有重新出版的关于八旗历史的重要刻本(《八旗通志》、《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当时人的记录(如昭梿的《啸亭杂录》)以及宫廷历史(《国朝宫史》)。

  罗斯基教授还介绍了一些研究机构。台湾满族协会,建立于1981年,聚集具有满族血统的人。在中国大陆,满族学研究会出版双月刊《满族研究》。参加东洋文库组织的满族历史研讨班的日本学者编辑了重要的有关八旗的书籍。日本满族史学会也发行研究通讯。一些欧洲的期刊,像有名的《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和《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定期重点发表一些关于满族文学、宗教和历史的文章。在美国,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发表之处,如期刊《晚期中华帝国》(Late Iniperial China),1967年以《清史问题》为名,由清史研究学会出版了首期。北京故宫博物院发行的《故宫博物院院刊》经常发表有关清史的文章。此外还有期刊《历史档案》及自本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初发行的期刊《紫禁城》。一些出版社,值得注意的像紫禁城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文史出版社,都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清史研究方面的书籍。

  罗斯基教授所提出的对于清代的新认识是建立在过去二十年里出版的一大批研究著作的基础之上的。例如,运用档案资料论述八旗贵族的产生,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对1644年前满族都城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说明汉和东北亚政治因素在这些政治中心的融合,这一论题同样也出现在对清都城北京和热河的研究当中;有关清代陵庙和皇室人口统计学历史的研究,为研究清统治者的寿命和生活条件提供了依据;其它对于宫廷嫔妃、皇子和皇帝侍卫的调查亦为研究清廷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其中包括太监们的生活情况;关于八旗家庭在北京分布状态的研究,及对北京方言和北京地名满族化的分析,提醒我们注意到北京非汉族历史的方面。学术研究成果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首都的考察上。中国东北诸省、内蒙古、青海、新疆和西藏的学术机构,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汉、藏、蒙、维、满文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了许多历史论著,主要探讨清与这些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些研究给学术论说注入了新的观点和解释,使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了解到清廷与非汉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她还提到由民俗学者收集的有关口头传说得到了出版发行,较大地扩展了我们对满族文化及对其他通古斯民族和蒙古人文化认识的视野,也进一步证实了满族对于东北各民族的影响。

  在第一部分的最后,罗斯基教授作了个比较,认为今天研究清史的学者都赞同何的观点,即清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朝廷,它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但是问题不是在于清成就的伟大,而是在于清成功的原因。何以为答案是早期满族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汉化的政策。恰恰相反,新的研究成果显示清成功的关键,至少可以从缔造帝国来说,在于其具有利用与内陆亚洲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并使对非汉地区的管辖区别于对前明所属省份管辖的能力。罗斯基教授说到,对于清代历史的演绎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何炳棣教授关于清代是中国民族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的观点,表达了学术界的一致意见。但她又继而指出,这个观点正由于目前的学术动向和新的研究成果而被重新评价,现今许多学者反对那种在本世纪论说中的“清”与“中国”的合二为一,清史研究提出了在我们称为汉文化的形成中非汉民族作用的重要问题。

  文章第二部分题为“独立和不平等:征服贵族”。首先说明何教授所阐发的“汉化”论题,是弗兰兹·迈克尔(Franz Michael)关于清政权形成的开拓性研究中论题的重复。新的研究根据对1644年前清政策形成的分析:国家支持下满文字的创制、东北各部联合成满族的认同、以及有关起源神话的产生,都更多显示的是满族中心观而非汉族中心观。

  与汉族士大夫左右清政府统治的观点相反,近来的研究赞同的观点是:凌驾于汉官之上有一个独立的征服贵族集团,它是由八旗贵族和皇室男性亲属组成的。对于遍布全国战略要地的八旗驻戍部队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并行于文官机构外的军事机构的认识。八旗贵族,无论是满、蒙,还是汉血统,都是这一世袭特权贵族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称号和就任高官的特权受惠于他们祖辈在征服时期的功绩。曾经在前代把持朝政的宦官,在清代受到了在上三旗注籍的包衣们组成的内务府的监管。清统治者任用征服贵族的成员,管理政务,担任帝国周边地方的要职。八旗贵族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主要决策机构。白彬菊在对军机处起源研究中指出,顺治朝(1644-1661)和康熙朝(1662-1722)满族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地位。雍正帝(1723-1735)创建内廷机构,充斥其间的是由他亲自任命的官员。通过内廷机构指挥对蒙古的军事行动,使清帝避免了官僚机构对皇权的限制,并将协议决策控制在极少数亲信的范围内。虽然外廷官员最终得以延伸并削弱了内廷机构的权力,并使军机处制度化,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超越常规的官僚体制,控制对军机处官员的任命。乾隆帝经常安排那些与之有姻亲关系的八旗贵族进入军机处,在其六十年统治的百分之七十三的时间里,军机处满员人数超过汉员。直到十九世纪,征服贵族依然参加最高级的政权机构。关于1835-1850年间政府决策过程的研究,论证了鸦片战争是具有变革思想的满蒙官员与南部中国一批奉行冒险主义的汉族官僚之间僵持的产物。后者指责了满族将领对英作战的失败,并希望推动国民抵抗英国。波勒切克(Polachek)抨击了赢得这场辨论的文人士大夫的“阶级沙文主义”,指出满族集团的政策可能是破坏性更小的一种选择。

  罗斯基教授继续阐发,指出征服贵族还控制着清政府在东北、蒙古、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没有被纳入六部管辖下的省行政区域建置的框架。新疆1884年建省,而东北的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直到1907年才设立。至于蒙古、青海和西藏有清一代从未设省。她又说明征服贵族也绝非铁板一块。有许多研究涉及清初几十年里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内的宗派政治斗争、雍正帝继位之争以及旗主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在十八、十九世纪,皇室亲族作为皇朝的支柱,卫戍皇帝,担负着外交、军事及安全方面各种各样的职能。

  文章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罗斯基教授强调满族中心观对于重新评价清帝国的重要性。随着1759年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并入清政府的统辖,清代的领土扩张达到了顶峰。其背景是多种势力间对内陆亚洲控制权的竞争,先是满蒙之间,继而是清政府与俄国之间。影响清扩张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长城之外,而不在汉族士大夫控制的政治领域内。

  罗斯基教授指出新的研究迫使我们更清晰地注意到,满族能够将来自多种文化背景的武士联合起来,为其事业服务。八旗军横扫长城以南,征服大明朝,而满族仅占其中的一部分。对明的征战,满族依靠了多民族的军事力量,包括汉化的满人、蒙古人及居住于东北的“国境外”的汉人。她认为或许可以把女真/满族这种融合的能力归因于他们在东北亚家乡的地理历史条件。东面的蒙古高原,北方的茂密森林,南部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将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定居的农耕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十六世纪中叶,按照所居生态环境的不同,东北女真大致分为三个部落群体:居住在最北方的是“野人女真”,以渔猎为生;沿嫩江和呼兰河居住的是海西女真,与蒙古毗邻;居住在南方的建州女真,受到来自朝鲜和明朝的商业和文化的影响。但仅用汉化是不能充分地描述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文化的,这些定居耕作的女真人也饲养牲畜、重视骑术、装备弓箭并喜爱打猎。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前征服战争决定性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作用。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族的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清政府针对蒙藏的非汉统治形象的象征。

  罗斯基教授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族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他们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帝王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地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克罗斯雷(Pamela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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