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14 次 更新时间:2008-10-03 21: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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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中的一本,而且引进的相当及时,这边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已经由三联书店推给读者了。

  陈志让先生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过何柄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回忆,我们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学术近代 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 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的一板一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

  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的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还居然可以这样写的。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实在是太传神也太简洁了。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实际上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 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从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第次当家,都是军 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作主,当家作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 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 其**,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原本,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被大家骂成军阀混战。于是道统和法统打架了,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 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 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对象,就是汉阳 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死活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 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 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 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 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 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 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 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 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的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 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 其它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 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断然做不到把天下的新闻出版业都变成党天下,所有这个界里的 老板化为看门的家丁。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力、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啄,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 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大学里 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 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 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 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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