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缅怀许毓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7 次 更新时间:2008-10-03 11: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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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进入专栏)  

  

  似乎是转眼之间,许毓峰先生去世已经十几年了。作为他的学生,在这十几年里,我并非常常想起他。只是前不久,应约写一篇谈自己学术道路的文章,才引起我对母校和老师的种种回忆,于是就想起了许先生。近几天来,总是想起他。我知道,我该写一点忆念的文字了。

  在我读书的时代,现在的曲阜师范大学还是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还没有什么博士点、硕士点。但是,那时候有一些出色的老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群老师可谓各具特色:许毓峰、徐文斗、朱光灿、魏绍馨、谷辅林、孟蒙……真是各有千秋,一人一种气派。当时,他们大多是副教授。到8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才大多成了教授,而那时候,我已在他们身边做助教了。在当时的先生们中,年龄最长的是许毓峰先生,最先去世的也是许毓峰先生。但是,他去世的时候并不老,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他逝世于1987年秋天,当时还不到退休的年龄。

  一个印象非常清楚:在校医院最南面那排房子,从东数第二个房间,我与当时的系主任聂建军老师看着许先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然后与他匆匆赶来的孩子一起为他穿上了寿衣。之所以印象如此清晰,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活人停止呼吸,而后变成死人,也是第一次触摸人的尸体。我一直很害怕死人,从未接触过人的尸体,但面对停止了呼吸的许毓峰先生,我却一点也没有害怕。只记得他的身体很热,拉着他的胳膊塞进衣袖,除了他自己不用力气之外,一点没有异样的感觉。

  许先生的公子那时还很小,只知道在一边哭。哭到最后,他写了一封信装进了他父亲的上衣口袋。聂老师说:帮他把扣子扣上吧,那是他爷儿俩的秘密。我知道,许先生长期过着单身生活,与儿子相依为命。我也能感觉到,此时的聂老师很温情,也很慈祥,与平时的样子大不一样。

  对于许毓峰先生,我最初的深刻印象来自他带我们实习的时候。那是1981年的冬天。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我们在第四学年必须到中学进行教学实习。分配给我的课文之一是《阿Q正传》中的“革命”一章。在备课的过程中,就难免要与先生讨论阿Q的革命,也难免要论及鲁迅。我曾经写过几篇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说到刚入大学时的感受,其中有些很不恭敬的话,比如,说学校领导很像大队书记,说教授与看门的老头难以区分。说真的,我在刚刚考入曲阜师范学院时是非常失望的,因为它与我想象中的大学距离甚远。但是,一旦深入进去之后,才知道那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我的所谓藏龙卧虎,并不只是说学校曾有很有来头的教授,也不是说他们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而是有一些不同一般的老师。那时,新版的《鲁迅全集》刚刚出版,少不得要看,而且谈论。作为学生很感兴趣的是关于鲁迅的一些公案。而许先生却说:别看那些注释,要看,就看鲁迅的书信和日记。可惜,我没有听先生的话,因为那些东西很琐碎,也很枯燥。直到十几年之后,我重新阅读鲁迅,才知道当年不读日记和书信是一个多么大的遗憾。如果早读,一些问题也许会明白得早一些。

  在历史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常常误以为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思想僵化。其实,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是否保守和僵化,并不取决于年龄,而是取决于思想的资源和受教育的背景。最先使我产生这种想法的,就是许毓峰先生。

  在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展示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景象。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要求和冲突枷锁的努力,一方面是枷锁仍然坚固地存在,思想僵化是普遍的现象。许先生是老师们当中年龄比较大的,可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的思想一点也不僵化。最先的了解是一些表面的东西。记得那一年学校团委开始组织舞会。可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进进退退、摇摇摆摆,人们常常弄不清“风向哪个方向吹”。一会儿是上面要求办舞会,可是没过几天,又说不准办了。而在同学和老师中,对于舞会也有种种议论。我在大学一直不喜欢文体活动,对于舞会之类当然敬而远之。一次,许先生问我为什么不去跳舞。我说:我不会,也不喜欢。他说:不会学嘛,年轻人应该跳跳舞,跟女孩子多在一起,交际交际,对身心都有好处。接着,他又自说自话了:“跳舞嘛,还是跳那个‘摇摆舞’,华尔兹没有意思。”完全一副内行的样子。他的话使我有点吃惊:他竟如此超前!谁说老先生保守呢?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的确与50年代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一样,他们从40年代走来,见识过旧大学,经历过现代生活,有自由思想的基础,所以,他们的思想很可能不僵化。

  许先生在1949年前是研究宋明理学的,50年代后改教现代文学。他几乎不发表什么文章,而只搞资料。在当时的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界,这样一心搞资料的先生有两位,一位是薛绥之先生,另一位就是许毓峰先生。但他拿出来的成果很少,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闻一多研究资料》,还是他与人合编的。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发表,只跟学生偶尔一谈。更多的时候是连学生也不多说。那时候我正在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许先生是活的资料库,遇到什么问题,我就去向他请教。当时,我常常到几位先生家中拜访。到徐文斗先生那里去,一般不谈学术,而是喝茶,聊天;到魏绍馨老师那里去,只谈学术,如果没有学术问题,就无话可说;到朱光灿老师那里去,主要是诗歌问题;而无论遇到什么,只要是资料和史实,我就会去找许先生。

  去得多了,有时也漫无边际地闲聊。说起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些是是非非,先生常常冷笑几声,当你倾听他的议论时,他却并不评论。说起文坛上某些地位显赫的大人物,他却常常露出不屑的神情。在我的记忆中,许先生说话有一个特点,常常把一些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儿化,比如,把郭沫若的“若”读成“若儿”,把茅盾的“盾”读成“盾儿”。

  记忆最深的是他回答问题的方式。无论我问什么问题,他的回答往往都是同样一句话开头:“去读原始资料。”当然,他会告诉你:到图书馆几楼第几排书架,某某刊物某年某期,某某人的文章,好好看一下。

  “去读原始资料”,对我来说可谓受益无穷。遇到这样的老师,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有一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我大学毕业前夕,许先生曾经抱着我的毕业论文和我整理的资料到处寻找出版的地方。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五四新诗运动与开拓者群体》。谁都知道题目太大,无法做成一篇一般的论文,但不知为什么,老师们都没有反对。结果是越写越多,最后写了25万字,成了一本书。1981年,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料还没有多少汇集的材料可供参考和使用,我只好大量翻阅旧报刊。在翻阅的过程中,干脆用了最笨的办法大量抄录。那时图书馆已能复印,但舍不得花钱,就只有抄录,有时候请同学帮忙抄录。到论文基本完成的时候,我把这些资料装订成了《新诗运动初期诗歌创作目录索引》、《新诗运动初期理论批评文章汇编》、《〈新青年〉诗歌汇编》、《“三大副刊”诗歌汇编》等厚厚的六册。许先生知道了,曾经拿去看过,送还时提过一些补充和修订的建议。我却不知道,他曾为了这些东西的出版而东奔西跑。在没有办法出版的时候,他又去找系主任,希望系里出资印行。其实,无论我的论文还是那些资料集,都很不成熟,很不完整。没有印行,一点也不可惜。但当我毕业留校任教之后,听系主任亲自对我说起这件事,我还是非常感激。

  我将永远感激许毓峰先生,也将永远在他面前感到惭愧。他给了我太多,而我却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他对我有很多的期望,而我在当时却还没有能力理解他。我现在常常在想,当他一次次说“去读原始资料”的时候,当他在谈话中发出冷笑的时候,当他的神情露出不屑的时候,他肯定有言说的欲望,但在他的身边,却没有人能够与他对话。我能够想象我当时的一脸木然,肯定会使他感到失望,也许,他会因此而更感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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