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美国人民的历史》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5 次 更新时间:2008-10-02 09: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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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读完本书译稿,掩卷长思,第一个感受是:这种观点的书,在国内久违了。

  近十来年在国内读到的美国历史,以丹尼尔·布尔斯廷的三卷本《美国人》为代表,多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即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贯穿始终。虽然许多著作不乏客观描述和批判性的评论,但作为整体的美国历史,是从“正面”叙述的,以积极、开拓、创新、繁荣、自由、多元、吸纳、包容等等为主体词,以总统执政时期为年号。华盛顿睿智开国,杰斐逊开明制宪,汉密尔顿远见卓识建银行办工业,富兰克林多才多艺倡科学兴教育,林肯勇敢坚定解放黑奴统一国土,小罗斯福力挽狂澜推行新政战胜强敌……,似乎美国历史就由这些总统伟人的业绩所代表。直到当代,60年代以黑人民权运动为先锋的“反文化”运动,80年代新保守主义的回潮,世纪之交高技术推动的所谓“新经济”,如果不是归功于肯尼迪、约翰逊、里根、克林顿这些总统,至少也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时期相联系。

  本书呈现的,是一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美国史,大有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之势。在这本书中,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资本家是元凶,政客是帮凶,“英雄总统”多为配角、丑角。主角则是许许多多遭屈辱、被迫害、受剥削的印第安土著、黑奴、妇女、劳工,还有逃犯、起义者、拒服兵役者、游行示威的群众,以及饱受美国军事侵略和占领的外国老百姓。他们才是讴歌的英雄,同情的对象。

  简言之,《美国人民的历史》是一部“另类”书。它从美国下层人民、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中挖掘了“另类”史料,是揭露和批判美国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生动教材。

  作者霍华德·津恩是美国历史学家、剧作家,波士顿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他反对基辛格的名言“历史就是国家的记录”,拒绝“从统治者、征服者、外交家、领导人的视点来叙述历史”,而要描绘从上流社会以外的人民眼中那个充满着侵略、暴力、饥饿和剥削的世界。

  津恩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揭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与被压迫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所谓“美利坚合众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代表着全体人民一致利益的共同体,而是统治阶级掌握的政府通过政治、文化手段,把人民笼络起来的一张大网。“政府的目标就是平息上层社会的争执,抑制社会底层的反叛,保持现行制度长期稳定。”

  本书开篇即详细描述了英国人入侵北美,对原始部族进行残暴的屠杀和掠夺的过程。欧洲移民以内心深藏着的虚伪和狡诈为驱动力,弱肉强食,以怨报德,用印第安人的鲜血为代价,换取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美利坚文明。

  美国不是“生来自由”的,而是生来就有奴隶和自由人、主子和奴仆、佃农和地主、穷汉和富翁之分。《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并不包含印第安人、黑人、妇女。宣言发表后第4天,在波士顿征兵的广场上,富人掏钱免除了兵役,而穷人只能入伍出征。传统的美国历史书强调的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团结反抗英国侵略,从而掩盖了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独立宣言》的真正内涵在于:由重要人士组成的上升阶层需要大量的美国人来反抗英国人,但他们又不希望彻底打破150年间建立发展起来的财富和权利关系格局。”开国先父们的种种神话该揭穿了。他们不是追求真正平等的正人君子,他们只是在统治势力之间建立权力均衡关系,而从来没有在阶级之间建立均衡。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被推翻后,美国人继续西进。1828年当选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在津恩笔下是“一个土地投机者、批发商、贩卖奴隶的商人,也是美国早期历史上印第安人最凶恶的敌人”。通过欺骗和掠夺,美国在广袤富饶的西部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侵占了墨西哥的大片领土。

  本书痛斥美国的海外扩张。津恩指出,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在驱使美国一次次地发动和参与海外战争;同时,海外冒险活动也有利于统治阶级缓和国内罢工和抗议活动的冲击,虽然美国政治精英未必是有意识地策划了战争,去平息国内阶级冲突。在他心目中,“爱国主义的极端行为就是战争,”“爱国主义向来不失为一种把阶级仇恨淹没在维护国家团结的口号中的方法。”

  津恩甚至认为,不但美国对菲律宾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义战,连反法西斯战争都未必值得颂扬。希特勒德国固然可恶,但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的政府同希特勒德国并无本质差别。他举例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关押迫害,同法西斯行径如出一辙。美英苏对即将战败的德国狂轰滥炸,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都应归入战争罪行一类。

  二次大战之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军国主义照旧存在,而且变本加厉。美苏两国以远胜于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机器,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它们也都谋求对自己的人民实行控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只不过各有各的办法——在苏联更野蛮一些,而在美国则更老练一些。”

  对美国在60-70年代进行的越南战争和1991年发动的海湾战争,作者也进行了类似的道义谴责,对越南和伊拉克的涂炭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重彩描绘了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

  美国民主的虚伪,在津恩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揭露。民意调查明明显示绝大多数的选民赞成增加对百万富翁的征税,但轮流执政的共和、民主两党从来对此都是置若罔闻,因为它们的后台是大公司大老板。从水门事件到同大财团相互勾结,政界丑闻接连不断。共和党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是津恩眼中最无耻的当代政客。对民主党领导人,津恩还相对手下留情。他讥讽道,美国的总统选举,就是公民每4年去一次投票站,在两个性格不令人生厌、观点正统、肤色白皙、衣冠楚楚的英国人后裔中间做选择。

  百分之一的美国人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财富,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事实。在穷人队伍中,黑人、拉美裔、妇女仍然首当其冲。美国正在分裂成巨富和赤贫两个阶级,而没有一位主流政治家会谈到这一点。政府面对贫困群体的抗议声浪,一手拉拢——用经济诱饵把少数穷人吸纳到现存制度之中;另一手弹压——用暴力驱散抗议的组织。监狱人满为患,当然是穷人居多,因为富人不需要犯罪就能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法律永远偏向富人一边。

  津恩描绘的日益深重的美国危机还有可救药吗?他的结论是悲观的:只有出现一场伟大的、全社会的公民运动,把反奴隶运动、劳工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力量统统联合在一起,才能把美国带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谁能领导这样一场运动呢?津恩没有指出来,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人民希望出现一个“新的国家改革党”。

  本书的中国读者大概会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持津恩这种观点的左派学者,在美国学术界处在什么位置,有多大影响?简单的回答是:美国左派学者人数不多,影响却不算小,而“异端思想”在美国社会所起的作用,也十分值得分析。

  本书多次引用两位前辈美国学者的思想和成果。一位是黑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杜波依斯(1868-1963),他一生追求黑人的自由和平等,不在强权和利诱面前低头。另一位是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1874-1948),他因1913年出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而名噪一时。该书对美国立国进行经济分析,大胆揭露阶级矛盾。比尔德被称为上个世纪之交“进步历史学派”的代表,同弗·杰·特纳创立的“边疆学派”一起,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美国史学界几乎独领风骚。他们代表的思潮,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反映了那一时期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反托拉斯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

  尽管“进步历史学派”近几十年来受到保守派和五花八门的新史学思潮的强劲挑战,左派思潮至今在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名牌大学课堂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本《美国人民的历史》自1980年初版以来,已经25次再版重印,总发行量达42万多册,在美国可以算十分畅销了。不过要提醒读者的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材往往反映不同观点的相互对立,但代表主流观点的教材,仍然会居于主流地位。

  本书的观点,对于80年代以前读过美国历史的中国读者来说,也许算不上新鲜突兀,因为那是中国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在美国学术界,从研究“大人物”转向反映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妇女、少数族群的生活和要求,也早已成为一股潮流。但是,今天我们一些人在介绍美国、研究美国以至整个世界时,阶级观念似乎日益模糊,精英意识(特别是渴望从平民步入“上流社会”的意识)潜移默化地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大款、明星、“领导”,成为社会的主角,追逐的对象。“留学美国”,成为众多青少年的向往,好象那里既然是精英的天堂,也就是普通百姓的乐土。《美国人民的历史》这部书,可以成为我们的一服清醒剂。

  一些中国读者很容易想到的是,像津恩这样的学者,并不以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来衡量社会的进步。他们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公正。他们敢怒敢骂,以揭露罪恶为己任,但却很难提出什么建设性的主张。这种激进言论,对社会发展能起推动作用吗?津恩的回答是:“穷人的哭诉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要是听不到他们的哭诉,你就永远不知道公平是什么。”

  激烈地攻击美国政治家,同现行内外政策大唱反调,甚至尖锐批评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这样的著作,在美国居然还能受到宽容,被用作教科书,也许有些费解。津恩对此间接做了解释。他写道,自然资源富饶、人才济济、劳动力充足、财源滚滚的美国,能使众多的公民愉快生活,它当然可以容忍那些不愉快的少数人,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充当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人造反的压制,主要是通过精妙无比的制度完成的。美国操纵和控制社会的机制,通过不断变革,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发泄渠道,最大的回旋余地,使不同领域的造反者相互隔绝,各自为战。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忠诚,也是反对派难以逾越的障碍。

  正像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知识阶层天生就是批判型的,本能地对商业文明抱有抵触,而更多关心平等与公正。像津恩这样的美国学者,为纠正社会不公而大声疾呼,其主观目的,无疑是要彻底地推翻和改造现存制度。然而是否可以说,他们的社会批判,客观上却起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小骂大帮忙”的作用?诚如津恩所言,美国政治上“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只是在一个阶级内部的权力约束。但是在社会上,还有知识界舆论界人士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监督政府,表达“社会的良心”,到处揭政府的短,批政策的弊端,相互攻讦,各种意见激烈交锋。无形之中,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通了气,情绪得到宣泄,矛盾得到缓解(虽然只能暂时缓解),总危机得以避免,政治社会的大船在左右摇摆中仍然能够行驶而不致倾覆。这个道理,在资中筠等先生的新著《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中已有深刻的阐述。

  照理说,美国左派思想家如此关心社会平等和公正,应该为国家之间的平等多说几句公道话。中国读者更容易想到的还有,既然津恩等人描述的美国人权状况如此糟糕,他们也应当认识到美国没有权利对它国内政指手画脚。但是,津恩在本书中所表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他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旗帜,反对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国家和政府,更是苏联(他称之为“假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强烈抨击印尼、伊拉克、一些中美洲国家的“专制”和“暴政”。在他看来,美国资本家为了在发展中国家赚钱,牺牲了这些国家劳苦大众的利益,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剥削网。同时美国政府为了美国资本家的利益,不愿得罪这些国家的政府,对人权在这些国家里受到粗暴践踏的现象充耳不闻。照这个逻辑,美国人对他国人权管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各国“人民”应该联合斗争,向各国政府争自由,争经济权利。

  由此联想到,在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张就人权问题制裁中国的美国人行列里,是少不了一些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左翼人物的。美国的思想政治阵线,原来如此复杂而又单一。批判“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家,其实是赞成这一原则的,只是指责美国在实践上没有将平等原则贯彻到底而已。个人的自由权利在理论上高于国家权力,社稷是为人民而设立的,因而人民对他们所不信任的政府有权予以推翻。这些成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观念,其实也是本书作者和美国其他批判家奉为圭臬的原则。

  美国人终究是美国人,不管是精英还是异端,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

  本译文依据的是1997年的教学版,删除了其中专涉教学的序言、思考题以及同这个版本对应不上的索引,将它还原为一部通俗的学术著作。四位年轻译者都在国内重要的研究和教学单位工作,要我代为中文版序。读到这样有激情和冲击力的著作,这样流畅生动的译文,我又对照译文翻阅了原著的一些段落,也发现翻译是准确的,自然欣然从命。我不是美国史专家,对美国社会也谈不上多少了解,不揣冒昧,谨借此机会写下一点学习心得,期待这部好书在国内拥有众多读者。

  

  2000年盛夏于北京

  

  [美]霍华德·津恩著《美国人民的历史》,许先春、蒲国良、张爱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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