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3 次 更新时间:2008-09-30 12: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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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进入专栏)  

  

  毫无疑问,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他的文学创作用任何一种主义进行概括都不如用启蒙主义更为准确。从1907年开始,直到晚年,一直执著于启蒙立人的伟业。然而,这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正是启蒙主义把知识分子话语与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区分开来,使知识分子话语既独立于国家权威,也独立于民间大众,因而既无权威可靠,又无大众可依,注定了长路的孤独与寂寞。孤独与寂寞容易导致绝望,借助同路又容易导致方向的偏离。考察鲁迅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过仿徨,有过游移,但仍然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以此为基础建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从他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所面对的威胁,同时也可以看到启蒙主义者的艰难持守。

  

  一

  

  鲁迅最先面临的考验来自国民革命高潮。众所周知,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鲁迅来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但是,广州的革命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方向并不一致。虽然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中不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但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相去甚远。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这位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未完整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主流,而是更多地继承了本土的传统遗产。所以,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却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考察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基本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尺度,其努力目标是个人自由与人权的保障;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是民族和国家,对个人的自由权利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太多,所以争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直到去世前夕,他在一次次演讲和训话中反复强调的仍然是:“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专制政治是相互适应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旧伦理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就必须彻底批判旧文化。孙中山的思想却与此相反,他盛赞中国的旧文化,认为:“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3]“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4]他盛赞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发出叹息:“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5]同时,由于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国民革命显然受到了鲍罗廷等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们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这样,就使得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明显背道而驰。

  在北京受到压迫的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广州各界的热烈欢迎极易使他对革命的策源地产生好感,并因此而产生更多的认同。这对鲁迅毫无疑问是一场考验。初到广州之时,鲁迅的确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革命热潮的影响,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他没有因为身处革命高潮之中就认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仍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他的表现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坚持反传统的文化立场,继续致力于旧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他对革命的广州在文化上的守旧深感不满,因而开始在南方传播新文化的火种。在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讲中,他都一如既往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旧文化,甚至指责中国的文字造就了一个无声的中国。正是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再次反对调和折中论:“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他继续整体性地激烈抨击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二、坚守独立的人格,拒绝革命高调,没有为革命策源地献上动听的赞歌。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到处演讲,甚至无法拒绝种种革命桂冠,然而,却不愿迎合革命的口号,甚至常常说一些煞风景的话,不惜因此而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在一次次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的是:广州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文学也是旧的。他批评广州“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然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他甚至认为,“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6]这些话都非常不合时宜。

  三,作为著名作家,鲁迅没有支持那些穿着高筒军军靴挎着军刀的文学家们正在大讲特讲的“革命文学”,而是反复讲述文艺自身的特性,强调创作的自由和自主。他讲文学的“无用”和“无力”,断定革命时代没有文学。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中说:“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7]

  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独立品格。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楚。以独裁代替民主,以专制压制自由,以群体压抑个体,以所谓革命的主义代替自由的思想,这一切不是一个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的人所能容忍的。鲁迅当时的言论非常谨慎,但是,他的确看了很多,比如,在K委员的眼里,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策源地,连白话都视为异端;报刊成了宣传工具,人的言论要符合革命的尺寸,否则就不能发表……鲁迅对思想禁锢当然不能认同,因为他所向往的革命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而不是让人失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二

  

  从广州到上海,鲁迅遭遇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围攻。其实,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结果。国民革命的高潮不仅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助长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民粹主义的膨胀。改组后的国民党对工农运动的支持和国民革命高潮中对大众力量的利用,使工农大众追求翻身的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尤其是江西、湖南等地,借着国民革命之势,“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8]然而,就在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际,国民党的大多数却对此不以为然,那些家庭富裕的军官们已经无法忍受家中财产被抢、亲人被杀的现实,作为军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不愿承认这种翻身的合法性。于是,乡村的农民运动和城市的工人运动都在一场残酷的镇压中风平浪息。那些阶级斗争的组织发动者也受到了清洗和镇压。当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翻身解放的运动不再合法的时候,一些从业文人不得不转向文学运动,成了鲁迅所说的“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和“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之中的后者。

  这些重返文坛的文学家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他们重返文坛之后没有沿着五四新文学的道路前行,而是一齐拿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主将们开刀,要彻底扫荡新文学和新文化。他们否定鲁迅,嘲弄胡适,扫荡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他们竭力否定文学革命的成就,猛烈批判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新青年》集团和文学革命的开创者进行扫荡。在他们看来,启蒙是浅薄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合时宜的,“胡适之流”的叫喊“力竭声嘶”,“其余一些半死不活的大妖小怪”不过是“跟着一齐乱喊”,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名流’完全不认识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货色。”“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觉悟的青年已经拒绝了他们的迷药。”面对五四新文学的中心北京文坛,他们认为是“一片乌烟瘴气”,所以需要“十万两无烟火药”。[9]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因而向文学家发出了传唤:“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着那龌龊的大众!”[10]如果有人不愿服从,他们就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或者“踢他们出去”。[11]他们从个人主义走向群体主义,从轻视大众走向崇拜大众,因而不仅否定自我,而且否定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要求作家放弃自我而做大众的“留声机器”。这一切,对五四新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首先迎接这场挑战的是鲁迅。他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的Don Quixote”和资产阶级的“一条忠实的看家狗!”[12]甚至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Fascite(法西斯蒂)”。[13]但是,面对围攻,鲁迅没有退却,而是不断迎战和反击,与之展开了一场长期的论战。

  对于这场论战,过去的历史叙述往往从阶级阵线着眼努力抹杀双方的矛盾,或者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而看不到冲突的实质,结果是使其论争的性质模糊不清,冲突的焦点隐晦不明。其实,后人为适应某种需要或在种种限制之下做出的解释远不如当事人的感觉和认识更为可靠。郑伯奇在《文坛的五月》中曾经声明:“这不是我们和鲁迅的冲突,也不是创造社和语丝派的冲突,这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文坛上倾向和倾向的冲突。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郭沫若在《“眼中钉”》一文中也说:“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不错的。他们的确不是批判鲁迅个人,而是批判一种文化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是什么呢?这种倾向正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考察其矛盾冲突,交锋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几个:一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亦即五四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人道意识;二是现代启蒙主义,即以改造国民性为标志的启蒙立场;三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否定鲁迅,首先因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鲁迅的文章中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14]说鲁迅的文章“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15]在他们眼里,人道主义不仅是浅薄的,而且是丑恶的。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这种观点当然难以接受。当他们称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时,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惟有在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反对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早已是一种腐朽的思想,像自由、民主一样属于腐朽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鲁迅却“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为他个人的反抗。”[16]因此,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拼命攻击鲁迅。鲁迅却高度重视个人的自由,对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或者军事势力而大喊革命文学口号不以为然,对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深恶痛绝。他一方面提醒人们注意“笔下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的人们与“指挥刀”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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