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合法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4 次 更新时间:2008-09-30 12: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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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进入专栏)  

  

  世纪之交,一些关于鲁迅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言论从不同侧面对鲁迅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没有理由逃避后人再选择过程中的审视与批判。对权威的挑战是文明发展的前提,如果世纪之交的中国人仍然没有向权威挑战的勇气,那就真的太可悲了。然而,并非一切挑战都是等值的,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一条直线,在时间的链子上延伸出来的新环往往有进化也有退化。这一切取决于一代人精神生成的资源和背景。

  20世纪是人类充满矛盾、困惑和迷失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基于人性深处的非健康因子因为各种问题而膨胀,最后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大规模的战争和各种空前的灾难。虽然一个世纪的历史最终证明人性的善必将战胜恶,健康必将战胜疾病,但是,邪恶和灾难留下的精神上的创伤和污染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正因为这样,世纪末的中国人面对着一个复杂的全球文化背景,也面对着一种复杂的国内文化现实。就全球背景而言,一方面是全球化进程随着冷战时代的基本结束而迅速加快,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高速推进;一方面是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口号仍持续回响,反思或反抗现代性的思潮此起彼伏。就国内而言,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扩大着现代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是各种复杂的因素仍然守护和滋生着现代性的阻碍力量。这一切在特定的背景上形成了当代文化的复杂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前现代与后现代再次成功地对现代文化实行包围,从前后不同的方向联手对现代性发起了进攻。因此,鲁迅及其文化选择事实上早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战。那些公开的言论只是冰山浮出海面的一角,或者是潮流涌动而掀动的几缕波纹。

  认识这种挑战并作出必要的回答,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其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如何评价一个思想文化巨人和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而是涉及当下的选择和新世纪的文化发展之路。面对这一课题,我深感自己力量的薄弱和学养的不足。然而,这不应该成为逃避的理由。

  

  一、世纪末的文化民族主义与鲁迅的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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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80年代之后,中国文化流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向着民族传统回归。在“抵抗外来压力”的特定背景上,弘扬传统成为中国大陆的一种文化导向和战略举措,并且成为一种最为广泛的文化实践活动。由于一系列阶级性的概念已经普遍受到冷落,民族性的概念成为一时的热门:“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代替“贫下中农”和“革命同志”而成为群体认同的标志;“民族意识”和“我的中国心”代替“阶级感情”和“革命理想”而成为实现凝聚力的希望之所在。于是,国学热,儒学热,孔子热,庄子热……学者们纷纷加入弘扬传统的行列,引经据典论述民族文化传统之辉煌。据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中国古代的典籍,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是世界的绝对冠军。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决不能忽视,更不能忘记。否则就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1]传统文化似乎真的具有超时代的品质,将永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似乎真的博大精深,包罗一切,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似乎真的不仅是治理中国社会不可缺少的法宝,而且是医治西方社会现代病的良药,可以担负起拯救世界的使命。于是,悲观者为现实社会的礼崩乐坏而顿足捶胸,哀叹古老的礼义之邦如今实在不成样子: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纲常失序,四维不振。“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以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虽未禁绝,大都束之高阁。偶尔有人提到,也不受欢迎。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当是过去革新人物大力宣传‘礼教吃人’的结果。”[2]乐观者奔走相告:文化发展的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因此,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象鲁迅那样从西方拿来,而是象郑和下西洋一样向世界传经送宝。一种设想非常美妙:在未来的世纪里,西方文化彻底衰弱了,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全世界都将到中国朝圣取经,啧啧赞叹而且山呼万岁。

  与此同时,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开始流行:民族文化传统不但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动力和资源。现代化已经给中国带来了社会失序、道德失范和心理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是实现文化整合的精神力量,道家思想可以调节人们的心理失衡并化解人们的内心焦虑。于是,让传统与现代接轨成为一些人致力的伟业。儒学与现代化、道学与现代化、孔子与现代化、孟子与现代化……直到鬼谷子与现代化的关系都成为热闹话题。政府立项的研究项目充满了“儒学与现代化”、“孔子与现代管理”等重大课题。民间学术团体的各种活动都以弘扬传统命名。甚至鲁迅研究的时髦话题也成了鲁迅与孔子、鲁迅与儒家文化、鲁迅与中国传统……。研究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人们也开始努力寻找那些反传统斗士们身上的传统因素,似乎他们之所以成为新文化的巨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的挣脱和叛离,而是因为他们仍然是黑眼睛、黄皮肤、说汉语、读经书;似乎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对传统的重估,而是因为它在反传统的时候仍然继承了传统。

  传统是如此的伟大而辉煌,当然应该恢复和弘扬。一切传统习俗都得以发扬光大,一切历史遗迹都得以修复如故,一切古老的殿堂都得以粉刷一新。虽然阿房宫、颐和园和万里长城实在无力重建,但重建的呼声却不绝于耳。就连在五四过后倒掉的雷峰塔,不也已经搞出了十套重建方案而将付诸实施吗?这可以算是一个象征。与此同时,文学界出现的是旧文人的审美情趣和种种所谓民族传统的登场。作家们沿着老庄的精神路线徘徊于历史长河,或忘我于自然山水、沉醉于花鸟鱼虫。作为大众的文学和艺术,几乎每一个历史故事都成了一部新的通俗小说,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人公,帝王将相的荒淫无耻都作为民族文化遗产而成为肯定和赞美的对象。至于出版界,奇门遁甲、阴阳八卦、命相风水、炼丹采补……还有什么陈年旧簿子没有再版?而且,一切都出师有名,因为“弘扬的目的是让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我们的过去,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而加强我们的自尊心、自傲心,加强我们的爱国主义,又从而增强我们的凝聚力,真正达到安定团结的目的”。[3]

  大力弘扬传统之际,就很容易发现五四的罪恶:整体反传统,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割断了民族文化的血脉,造成了传统的断裂。五四因此而受到了全面的清算。

  谈到这个问题,不能不注意海外汉学界对大陆的影响。杜维明、林毓生、余英时等人的观点从80年代就为大陆学界所熟知,但是,只有进入90年代之后,在知识分子当中才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呼应。特别是余英时的文章在《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之后,立即引发了一股批判激进主义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五四成为重要的批判对象,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一些人认为:“以科学民主判断文化价值的基本坐标,一方面表现了近代知识分子追求科学民主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发展和文化近代化过程的误解。”[ 4]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著称,一些人认为:“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并且带来了此后中国的一系列悲剧。[5]他们认为“五四的选择虽然是当时知识精英深思熟虑的结果,然其问题的焦点似乎找错了方向”,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意识危机和社会危机并不是到了近代才有,然而近代之前的中国基本上都能顺利地解决这些危机,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变化与前进。如果不是西方列强以炮舰撞开了中国大门,中国社会依其内在的规律似乎应该能够完成其向现代社会的转变。”[6]正因为这样, 解决问题的方向应该是树立民族自信心以抵抗西方侵略,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选择却恰恰恰恰相反:批判传统道德,批判国民性,“使国人对中国旧的秩序与文化传统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与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相比,“五四的破坏性更为严重”,因为“它触及了中国传统秩序的根基,使‘秩序危机’达到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使意识形态不是为社会稳定与有序服务,而是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7]在一些人看来, 甚至白话文运动也是错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五四一代人主张白话而反对文言,是“强行改变一个民族的语言传统”,是“自绝于古典文学”,而且“无异是一次对母语的弑母行为”,“如果站在语言的这个制高点回顾陈独秀要推倒古典文学,无异于要埋葬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存在”。[8]

  在批判或“反思”五四的过程中,鲁迅当然首当其冲。因为正是鲁迅对传统作了“吃人”的整体指控,并且号召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对中国传统表示了最坚决的否定。尽管有人努力说明鲁迅决不全盘反传统,决不主张西化,但这种努力是无效的。因为只要自己读一读鲁迅的作品,就不会把鲁迅看作民族文化传统的卫士。只要在中国寻找反传统的代表人物,鲁迅无论如何都难以逃脱。当然,聪明人一般不会硬碰鲁迅,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象创造社和太阳社那样去硬碰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是很不策略的,只要在弘扬传统上大做文章就已经足够了。这是一种巧妙的的方式,强化一种观念,造就一种目光,鲁迅自然要被消解掉。在90年代,这种观念和目光已经大面积形成。在这种目光的审视之下,鲁迅否定中国传统,丑化中国人民,瓦解民族自信心,助长崇洋媚外心理,大长外国人的志气,大灭中国人的威风,当然其错无法为之辩护。因此,他不仅不是文化巨人,而且是崇洋媚外充分“他者化”了的文化买办,是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吹鼓手!世纪末的青年人开始走出权威的束缚而用自己的眼睛读鲁迅,但是,因为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独立思考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后果:他们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看到了鲁迅对传统的否定态度,弘扬传统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思想基础却使他们对这种态度不能认同。青年诗人于坚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在谈到鲁迅时是这样说的:“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呵!”[9]在一代年轻人中,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鲁迅的文化选择而对其表示失望的。因为一旦把民族文化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体,一旦把文化输入理解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一切对外国文化的赞美就都成了罪恶,一切对本国文化传统的批判都会成为洋奴或汉奸的标志,鲁迅如何能够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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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末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之所以行情一直看好,还因为受到了各种最时髦的理论支持。

  在这些支持中,首先值得提及的是“亚洲价值论”。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保卫者不同,世纪末的传统本位主义者获得了东亚四小龙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迅速发展的有力支持。东亚社会发展的实践使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似乎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想象,也不再只是一个价值信仰问题,而是似乎得到了社会发展的实证。那种努力从古代经典中找出几句能够适应现代化的语录便认定儒学是现代化动力的做法是没有说服力的。但是,面对“儒家文化圈”现代化的社会实践证据,严肃的学者就没有理由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既然在东方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既然“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不要自由、民主和人权也照样实现“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毫无疑问是多此一举。“亚洲价值”的提出毫无疑问意在宣告“儒家文化圈”的现代化有其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方向,可以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可以拒绝和排斥“全球价值”。从李光耀的《文化即命运》,到“东方汤因比”马赫布巴尼的《太平洋之路》,都在试图证明这条道路的可行性,中国的学者自然也要追随其后进行更加同密的解释和证明。因此,尽管有金大中等早就指出这是一种“亚洲反民主价值观的神话”,[10]但在东亚各国仍然大有市场。对世纪末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支持之下,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统无碍于现代化的观点似乎是毫无疑问了。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真是多此一举。鲁迅的选择即使在当时可以原谅,也只能证明他在当时认识的局限,是应该接受历史淘汰的。

  其次是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早在1978年,萨伊德就出版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但是,80年代却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少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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