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如何从国有到民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1 次 更新时间:2008-09-27 11:35:56

陈志武 (进入专栏)  

  

  来源:南风窗 记者:赵灵敏

  

  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开始于1980年代初,从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铁”,到后来的买断工龄、“从头再来”,再到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里,相关的争论和反思从未间断,并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达到了高潮,最后甚至延伸为对改革开放的前途和合法性的探讨上。

  而这一系列的讨论,多集中于国有、私有哪个更有效率,以及国有资产改革会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但如何从根本上落实缺位的全民资产名义“所有者”,一直是一个被避而不谈的问题。

  2007年年末以来,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多个场合呼吁把国有资产平分给老百姓,让国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此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来拉动内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年8月,记者在北京就相关问题和陈教授做了交流。

  

  国有资产改革的误区

  《南风窗》: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您对这个领域的改革有何评价?

  陈志武:过去30年的资产财富国有,总体效果是积极的。特别是跟印度相比,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工业产能、建设基础设施等等。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汇集起来,又没有资源的国有,所以,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因此,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我们不能总是投资建厂、修路、盖大楼,而忽视消费,现在已经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增长不足,而不是工业投资不足。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现在要改了,消费也是发展经济、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

  对于以前总处于温饱边缘的农业社会,生产能力低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那种“发展经济等于扩大生产建设”的观念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谢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产能的扩张。

  所以,过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为什么要把国企民营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必须从财富的国有还是民有,谁更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谁更能促进经济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问题。

  在生产性资产民有的社会里,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个经济和社会一片繁荣。可是,在中国只有GDP增速超过9%时,社会才能体验到繁荣,因为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过工资的有限上涨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缺乏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我认为,民有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南风窗》:那么民有化的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南风窗》:金融、石油、国防等行业的民有化还会牵涉国家安全和产油国战略的问题,但不进行民有化又难以提高效率,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陈志武:金融、石油、国防等行业掌握在私人手里会危及国家安全,我看不出来。拿石油业的情况来看,因为垄断的日子太好过,相关企业根本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也没有动力寻找替代能源,从长远讲,这使未来的国计民生更不安全了。在人类历史上,懒惰、不思进取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任何的有形损失,只不过人们看不到而已。

  在工程机械行业,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都是民有、民营企业,所有者都是私人,他们有威胁国家安全吗?反倒是这些企业的不断创新,使中国工程机械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势不可挡。

  在美国,国防这样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产业,也完全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的国防采购,从战斗机到爱国者导弹,都是由政府向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私人企业采购的,甚至在伊拉克打仗的,都有私人保安公司承包许多本来由军队做的战务。没听说过这些企业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私人企业在利益驱动下,效率更高,更好管理,这一点哪个行业都是如此。

  

  私有化与民有化的经验教训

  《南风窗》: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及其所造成的寡头、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志武: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权力不受制约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

  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这些企业在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

  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

  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 ”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

  中国目前的公有制在现实层面常常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明目张胆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理论上,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到今天,还是连一份国有资产清单都没有,更不用说有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国有企业财务报表,给老百姓看。

  所以,我所说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说是虚的。

  现在,我们应该探讨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一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问题,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亿公民手中,让他们明确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这实际上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这是民有化。

  

  民有化的推进条件

  《南风窗》:中国现在推进民有化条件成熟么?

  陈志武:中国今天要搞民有化,相对要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的人们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也有近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南风窗》:目前中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民有化,其中的腐败和权钱交易问题怎么解决?政治改革和民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问题?

  陈志武:在一个缺乏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社会里,才更需要民有化,让缺乏制约的政府权力没有腐败的资产基础。

  因为民有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约政府权力的效果。国有制让人民从属于政府权力,而民有制则有利于对政府权力制约体系的建立,因为大部分人有了财产特别是资产性财富后,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规模,人们实现自己财产价值的愿望会更强烈,权利意识会增强,会更理直气壮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质疑。

  因此,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难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进行民有化改革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中国的民主。

  《南风窗》:罗马俱乐部在几年前曾经出过一本书《私有化的局限》,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在您看来,私有化的边界和局限是什么?是不是私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好?

  陈志武:对一个国家,私有和公有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取决于以下因素: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架构,是否有高水平的民主,司法是否独立。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越高,对公有制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因国有制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会越低,公有制的边界就越宽些。只有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拥有充分的监督权力时,委托代理成本才可能降低。这就对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其次是人口的多少。新加坡、瑞典、丹麦这样的小国可以搞公有制,因为这些社会的人口才几百万,同质化程度很高,使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减少委托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而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企资产管理的复杂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委托代理成本远胜过公有制能带来的任何好处。当然,一个办法是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13亿人的公有资产,但官僚体制人数多,在信息和资源上占有优势后,不仅道德风险会出奇地高,而且让老百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

  再次是跟一国的发达程度、发展阶段有关。在中国需要高速工业化、需要建立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时期,经济靠投资驱动,那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以高些,这有利于资源的集中投资,有利于快速工业化。但是,一旦工业化发展成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国有资产比重太高,反而会切断经济增长对社会能产生的财富效应、阻碍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不利于经济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因此,工业化了的社会里,国有经济的比重必须降低,其边界应该变窄,否则,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

  

  国民权益基金的操作

  《南风窗》:今年以来,您多次提到了民有化的重要性。那么在操作层面,在如何将国有资产民有化的具体做法上,您有何设想?

  陈志武:用人均一份的改革模式,公平、透明,最大限度地杜绝权钱交易。

  理论上具体做法是:由150家左右的央企组成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包括各辖区的国有资产。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同时存在。

  然后,给全体国民每人同等份额的国民权益券,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购买其他人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当然,可能或有很多人选择买全国、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公民权益基金股份,也可能会有人去买新疆、山西等地的能源矿产公民权益基金股份,那么这些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价就会上涨。这样就会形成竞争的局面,价格低的国民权益基金就会想方设法提高经营水平和效益。

  2006年底,国有企业净资产总值约13万亿元,人均大概1万元,如果按目前GDP的增速10%计,每人每年就有财产性收益1000元,一个三口之家就会增加3000元左右的现金流,这对拉动内需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问题的关键是,老百姓过去基本只有工资这条单一渠道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现在是通过民有化改革、放开资产升值这条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的时候了,这是从根本上解放民间消费的改革。另外,国有制经济必然靠投资、靠出口驱动增长,而如果要依赖国内居民消费驱动增长,就必须先把资产产权民有化。

  现在,民有化改革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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