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论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起源[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5 次 更新时间:2008-09-26 14: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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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中国人民一贯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本文所指的“两个中国”的概念,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一切旨在将台湾分裂出中国的企图和活动。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指出:“两千年以来,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达到大一统之下的所有中国人的团结。西方关于‘两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受到从周恩来到蒋介石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谴责。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两个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独立的台湾的问题。独立的台湾仍然是我们1949年以来对华政策的主要果实。”[2] 的确,虽然“两个中国”的概念有种种翻版,例如“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等等,中心问题却只有一个,即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中美关系中这个实质性问题的来龙去脉,迄今为止美国出版的有关论著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遮遮掩掩。本文主要利用美国近年来销密的一些政府档案材料,说明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美国政府一直以将台湾分裂出中国作为其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搞“两个中国”的活动尽管时隐时现,却一直是精心策划的。

  

  一

  

  对于1948年底至朝鲜战争前夕那一时期的美国对台湾政策,资中筠同志做了透彻的揭露和分析,[3] 这里仅仅做一些补充。当时的杜鲁门政府考虑过以各种手段阻止新中国政府控制台湾和澎湖列岛,因为它们在美国人眼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初的几个月里,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主张对台湾“撒手不管”的意见暂时占了上风,美国政府文件和杜鲁门声明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是,只要国民党势力还没有被消灭,美国就不准备完全抛弃它。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个中国”的概念就出现在美国官方文件上。1949年10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题为《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的报告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尽一切努力防止承认共产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政府。承认在部分中国领土上的共产党政权,又继续承认在非共产主义的中国领土上的另一个政府,这种可能性应当探索。”[4] 这个提法,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两个中国”这册的最初方案。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美国统治集团中,特别是在军方,存在着一股相当有影响的势力,对于即使是勉强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意见也坚决反对。例如,当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的乔治·凯南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首先,我从来就看不到把台湾归还中国的正当理由,……我还在1949年建议,我们应当重建盟军最高司令部(在日本的美军司令部—译注)对该岛的权力,并且在能够做出满意的安排之前控制住它。”[5]

  事实是,1947年7月凯南向政府建议派遣美军去阻止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他希望让台湾留在日本占领之下,在当时也就是由美国控制。[6]

  如果说凯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政府中主张优先考虑欧洲,贬低中国的重要性,对蒋介石政府较为反感的人,那么麦克阿瑟关于台湾的观点更加引人注目。麦克阿瑟已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著称,主张优先考虑亚洲,然而他心底里并不支持国民党政权撤到台湾。在1949年12月的一次秘密谈话中,他声称在法律上台湾仍是日本的一部分,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国民党政府不过是为同盟国政府代管台湾。他还说:雅尔塔协议以来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以至于没有义务把台湾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相反,应把它建成一个独立的自治国家。[7]

  当麦克阿瑟的观点被汇报给杜鲁门时,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中共军队将于1950年底之前攻占台湾。美国政府此时感到无能为力,决定由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亲自发表关于不干涉台湾的声明。美国统治集团内以武力占领台湾的主张暂时受到压制。

  为了说服国会内保守势力接受杜鲁门声明,艾奇逊于声明发表的几小时之前约见“院外援华集团”的两个头面人物——参议员诺兰和史密斯。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不愿公开干涉的目的,正如他向两个参议员所解释的,是想趁苏联影响在中国立足未稳时,改善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制造中苏分裂;[8] 也正如他在此之前所透露的,“如果我们想要使当前对台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必须小心掩盖想使台湾脱离大陆控制的意图。”[9] 然而到了朝鲜战争爆发时,正是这个艾奇逊第一个提议派遣第七舰队进占台湾海峡。

  就在杜鲁门声明发表的半个小时前,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当声明草稿被散发给最高层领导人征求意见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要求对一段关键性语句做出修改。这段草稿原文是:“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无掠夺的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力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或使台湾脱离中国。”[10] 布莱德雷对于“或使台湾脱离中国”这几个字表示关切。他认为,当共产党力量向南方挺进的形势出现时,美国人可能想让台湾脱离中国。杜鲁门就此同艾奇逊商议,艾奇逊同意将这几个字删去,虽然他本人宁愿保留原文不动。[11]最后杜鲁门宣读的声明中,“或使台湾脱离中国”的字句消失了。

  与此同时,布莱德雷的另一条意见也得到了采纳。他建议在“美国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一句中加进“目前”一词。杜鲁门告诉艾奇逊,布莱德雷“希望加入此短语,因为一旦爆发战争,我们也许必须在台湾取得基地。”[12]

  对读鲁门声明草稿这一加一删,就为日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干涉埋下了伏笔。以上事实不仅表明美国政府早在朝鲜战争之前就准备必要时以武力使台湾脱离中国,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美国外交的决策过程,特别是在有关战略问题的决策过程中总统、国务院和军方的相互牵制关系。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紧张对峙,加上美国国内反共浪潮的高涨,使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在美国外交中常常处在优先地位,从而使美国军方势力在外交决策中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美国军方眼中“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促使政府决策机构提出除同新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以外的种种方案,以求控制台湾。上文引用的1949年10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见一成立一个包括台湾当局在内的反共的“太平洋联盟”。该文件还提出,“美国应该取得对台湾和澎湖的所有权,并将它们转交太平洋联盟托管”;为此目标应采取三个步骤:第一,“应在一个和平协议中从日本取得(对台湾和澎湖)的所有权,通过同国民党中国的谈判使得中国放弃要求;” 第二,通过联合国进行托管; 第三,设法使美军在战时能使用台湾作为基地。[13] 以后发生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正是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活动,企图使台湾脱离中国的。

  

  二

  

  从表面上看,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1950年1月5日的杜鲁门声明说“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台湾)现在的局势”,[14] 而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1月15日的声明明确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6月27日杜鲁门却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15] 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如果对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关于台湾的一些列活动和有关文件做一番考察,不难看出美军封锁台湾海峡并非美国对华政策上的“急转弯”。实际上,以前美国政府在强调台湾战略地位的同时之所以没有进行武装干涉,一方面是由于上文提到的艾奇逊等人在政治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军方领导人感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能力有限,在台湾海峡动武,恐怕会顾此失彼。朝鲜半岛上的冲突使政府中主张对台湾采取“坚决措施”的人为美国进行军事干涉找到了机会和借口。[16]

  尽管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美国政策存在着内在的连续性,朝鲜战争毕竟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特别是在侵朝美军遭到中国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之后,美国统治集团对新中国的仇恨达到了顶点。中美的直接军事对抗,打破了艾奇逊等部分美国决策者原来怀有的使中苏疏远的模糊的希望。麦卡锡主义更加猖獗,主张对新中国采取现时态度的人士遭到迫害。同朝鲜战争前相比,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统治集团眼中由一股令人烦恼、绝无希望的残余势力,变成世界反共斗争中必不可少的马前卒,即由包袱变成了工具。维持蒋介石集团的生存并进而把它扶植成为对新中国政权的有力威胁,变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在朝鲜战争前的几个月内曾被看成对美国安全并非利害攸关的台湾岛,这时成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安全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在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宣传新中国政权“不得人心”,“危机四伏”,暗中却不得不承认,在可预见的将来北京政府不大可能垮台或被推翻,而国民党“反共复国”成功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新中国的巩固是美国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在这种背景下,“两个中国”的政策处在酝酿之中。

  美国在朝鲜战争时期策划“解决台湾前途的问题”的第一次公开活动,是在1950年秋天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进行的。9月中旬艾奇逊向英法两国提议成立一个联大委员会,研究台湾地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杜鲁门也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美国将“欢迎联合国考虑台湾问题。”[17]

  美国在这个时机要求联合国就台湾问题采取行动,是有其紧迫感与明确动机的。美国出兵朝鲜打的是联合国的旗号,它武装干涉台湾却是单独干的。假如联合国能调查台湾局势并通过决议支持美国插手,美国就容易找根据未自己的军事干涉辩解,中国对美国侵略的指责,也容易转移到联合国头上。一句话,美国企图操纵联合国,使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合法化”。

  同年10月,杜勒斯提出四点纲领,作为美国在联合国立场的基础,并得到了艾其逊的同意。第一点涉及台湾人民的意愿。杜勒斯承认,在开罗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确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时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但他又说,从那以后中国大陆上出现了一个新政府,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定不应该被用作把大陆政府“强加”给台湾本地居民的工具。第二,杜勒斯提出台湾在归回中国后“自治”的可能性。第三点是关于台湾“永久中立化”的问题。第四,美国希望台湾保持同日本的密切的贸易关系。[18]

  但是,美国在联合国关于台湾的活动很快就搁浅了。11月15日杜勒斯主动要求无限期推迟辩论。因为10月下旬以后朝鲜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军出乎意料地遭受中国志愿军的猛烈打击而溃退,证实了志愿军的规模和战斗力,美国开始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杜勒斯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急剧和大规模地扩大干涉”,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使整个地区可能被侵略战争所淹没”。[19] 但就台湾问题而操纵联合国,显然已经不是美国的当务之急了。在杜勒斯看来,“若在此讨论台湾未来的前途,将是带点学究气的”。[20]

  美国国务院要求联大推迟辩论台湾问题,也是考虑到其他不利因素的结果。首先,美国和英国同为提议向台湾派遣联合国观察团的提案国,但两国在提案所要达到的目标上看法不一致。英国已经承认新中国,美国疑心英国会由于想同中国就香港问题达成谅解而不顾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至少有可能在辩论中不明确支持美国的立场,造成尴尬局面。其次,台湾当局对美英提案和美国企图撕毁开罗宣言十分不满。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找杜勒斯谈话,提出派联合国观察团去台湾将会损害国民党的利益,一方面会造成国民党只不过是“流亡政府”的印象,另一方面限制其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美国不得不考虑台湾当局的立场。

  此外,杜勒斯等人也担心在联合国辩论台湾问题会使杜鲁门政府同许多共和党人的分歧尖锐化。杜勒斯认为,拟议中的联合国提案会被共和党右派解释为放弃美国对台湾前途的单独控制,进而加以攻击,而这个时候正需要避免国会插手这一“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有争议的问题”。[21]

  美国利用1951年9月签订的对日和约再台湾归属问题上做文章,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在联合国的试探性举动。美国在签订对日和约时的主要设计师和谈判代表是杜勒斯。他原先设想过同时邀请蒋介石的代表和新中国的代表参加对日媾和会议,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打消了这个想法。[22] 者对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被排斥在合约之外,合约就是不完整的,因为毕竟中国是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和重要的抗日力量。另一方面,无论是那一方的中国人出席旧金山会议,美国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做法都达不到目的,因为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问题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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