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探求中国哲学的多样形态

——陈壁生提问陈少明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2 次 更新时间:2008-09-25 11: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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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问:作为一个1958年出生,1977年开始学术探索之路的学者,您是在一系列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的气氛中度过您的青少年时期的。并且,您自己在求学之前也有过晒盐、钻井及炊事工种的经历,这些对您的人生道路以及学术追求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1958年,“大跃进”,也算中国现代史上值得记取的年份,不过,它和其后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对太小的孩子没有直接的影响。而1966开始的十年“文革”则不一样,那刚好是我接受早期教育的年代。从小学到高中,当时学制是九年,随后又下乡二年。很难概括那种影响的性质。近几年,断断续续读过一些“文革”的回忆文章,声调反差极大。说它“史无前例”是真实的,它的确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政治动员。在这样大规模长时期的社会运动中,地位、教养、年龄、性别与遭遇不同的人,感受自然不一样。对我来说,能够提上来的大概有三点:第一点,是感受到“造反”的热情。这种热情同反对政治强权,追求社会正义的理想是有联系的。第二点,是对社会科学的兴趣。从小就熟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类词汇,有耳濡目染的效果。不过,就熟习的那种大叙事,世界观化的取向而言,其言路更像人文学术。第三点,对待知识比较有常识感。对用理论曲解经验的现象司空见惯后,比较注意拆解各种“解释”的招术。同时,即使论域很抽象,也希望保持跟经验的关联。不过,这可能仅是现在的一个解释而已。关于“文革”的感想,有机会应另外谈详尽些。

  

  问:您恢复高考后报读文科,“误入”历史系,在您的简介中,您特地提到“幸得没在哲学系读本科”,四年的历史系学习对您后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答:我是在《抽象人生》中写过,因为读了普列汉纳夫的书,《论一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误把历史哲学当史学,所以进了历史系。后来研究生考哲学,算是走上“正轨”,恢复原来的兴趣。当然,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哲学系情形多数也不怎么样。千篇一律的“哲学原理”,不是教哲学探索的态度与方法,而是提供一套现成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本科没念哲学系,后来写作也就自然没有那种套路的限制。至于史学,虽然没深入,但也有些边缘的收获。例如,培养一种时空的想象力,对思想史上的人物或运动的处理,会有一种坐标感,讨论问题注意瞻前顾后。即在特定的背景中描述思想的功能,而非抽象的评价其对错。你知道,大部分哲学训练无形中是会驱逐这种感觉的。

  有,就是意识到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塑造,主要是通过特定的历史叙述来完成的。问题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后来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解释框架占统治地位。它提示我们,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有历史的必然之路。上世纪下半页,党内居高位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胡乔木等,都是历史学家。这情形在今日是不可想象的。由历史学家与由经济学家(特别是学管理的)所阐述的意识形态会非常不一样。这也是观察现代思想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

  

  问:八十年代,您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开始在思想界崭露头角,您的第一篇“成名作”,应该是发表在当时的《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第三辑的《从比较哲学角度看康德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1987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康德哲学对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构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您的这篇文章虽然发表了近二十年了,但是其中的观点仍然没有过时。那么,当时您是基于什么问题意识而写这篇文章的呢?

  答:“成名”谈不上。它是我8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因陈平原的推荐,有机会发表在当时的新潮刊物上。选题的背景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当时的主调是批判传统,很多批判是以中西比较的面貌出现的。我本能地倾向于启蒙的立场,但学位论文不能按五四时代那种抽象比较的套路来写。当时因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影响,读了一点康德哲学的书,刚好又有贺麟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提供资料线索,经导师丁宝兰先生的同意,就定下这个题目。文章用心的地方有两点:一是把以“文化”为单位的比较,变成以不同文化在接触时表现的思想经验的探讨,把问题具体化。二是把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与康德有关的思想纳入真善美三分法中分析,把历史叙述结构化,有点讨巧。不过,我当时了解的康德哲学是比较表层的,只是那些思想前辈们谈论的康德也不重细节,所以我知识不足的漏洞容易被掩盖。康德哲学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的确有很大影响,但不只是康德,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甚至近代西方的唯理论、经验论都如此。要比较全面看待这种影响的后果,对我来说,是在写这篇论文的十年之后,即写出《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析》(刊《学人》第13辑,1997年)的时候。

  

  问: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著述,包括了《儒学的现代转折》(1992年)和合著的《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1995年,再版改名《近代中国思想史略》),是您早期的主要学术成果。您探索儒学在现代的命运,是基于什么样的关怀呢?

  答:其实,讨论儒学的现代命运,不是我一开始的自觉选择,同时,我后来关心的对象也不限于儒学。那个时代之所以被称为“文化热”,是因为人人都在谈文化。梁漱溟,冯友兰,李泽厚,庞朴,汤一介,杜维明,余英时,刘小枫,甘阳,张志扬,梁治平,金观涛与刘青峰,角度立场可能有所不同,但几代人都一齐在论文化。《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拯救与逍遥》及《兴盛与危机》等书,一时洛阳纸贵。我同许多同辈人一样,兴趣显然是被当时的思潮推着走的。当然也有人以为观念文化的力量没那么大,朱学勤后来就讥讽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儒学的现代转折》同《被解释的传统》(与张永义、单世联合作)在线索上有关联,前者谈现代新儒家,后者是追溯其背景,由此而注意到经学文化同现代意识形态的复杂联系。《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1995年)中的有些文章也是围绕着相关的主题而展开的。

  

  问:与大多数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不太相同的是,您对西方哲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并且您在课堂上也一再强调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您又不同于以往的冯友兰、牟宗三等先生的路数,不把西方哲学视为一个装中国哲学材料的框架,甚至很少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直接解释中国典籍,那么,在您的学术研究中,西方哲学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具体到您跟张志林老师合著的《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一书,维特根斯坦对您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答:我是因喜欢哲学而读上哲学史,又是为方便入读哲学系而考中国哲学史的,所以一开始就对西方哲学本身有兴趣。有些搞中国哲学的,谈西方哲学是为了寻找一些可供引用的语录,用来装点门面。这种习惯可能起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所形成的态度。冯、牟不一样,两人对西方哲学的某些理论或流派都有系统的研究,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得承认他们的成果是富于启发性的。但哲学不是寻求现成的真理,任何成果都不能当教条反复套用,否则就会把思想的探索变成索然无味的概念体操。

  开始接触维特根斯坦哲学大概是1987年,当时复旦出版社翻译了一本美国人写的《当代分析哲学》,该书以维特根斯坦为中心,叙述有血有肉。同时我又从北大图书馆复印了维氏的《论确定性》与奥斯汀的《怎样用词措事》,慢慢读出点味道来。这成为后来与张志林合作《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一书的助缘。这本书不是以材料的准确、丰富见长,但它触及知识的当代形象问题,对理性作用的有限性提出一些看法,有阅读兴趣的人不少,好像提及它的论文中法学专业的比较多。虽然我充其量只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票友,但从中受益不少。就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这种学问的启发而言,有两点我深信不疑:一是,作为理论的哲学,论证比结论重要。二是,有价值的哲学不必一定是包罗万象的系统,甚至可以不谈本体论。

  

  问:1998年,您的《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出版,其中有一些论文谈到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反思。您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

  这本书初版是1995年,1998年的是再版。书的内容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把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扩展到近现代思想史上,一是以哲学史学科为中心,反思广义的思想史方法论问题。我想我们虽然不能说“哲学就是方法论”,但方法论确是现代哲学的中心课题之一。它的问题与近代认识论的兴起有关。我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兴趣,也与此有关。在《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中,我还写过一章《从家族类似看理想类型》。而注意哲学史方法论,开始起因于思想史、哲学史与学术史关系的划分,而不是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正当性问题的文章是再版时补录的。那时《学人》倡导学术史研究,《中国书评》讲学术规范。我更关心的是作为学术形态的思想史如何表达思想,在所谓思想与学术的紧张中,我比较偏向前者。要问我自己如何评价这本书,对我这样一直处于寻找自己思想出路的人来说,每一本书都是前一本书与后一本书之间的过渡环节。

  

  问:这几年,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是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进行深入的讨论,作为参与者之一,您觉得这场讨论的意义何在?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到您近几年的论文,我们看到了一种转向,您的转向是否跟“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反思有联系?

  答:“中国哲学”正当性(我不喜欢用“合法性”来表达)的讨论,有点把这个学科炒热的味道。本来它可能正在边缘化,突然有人质疑,有人批判,然后又有人辩护,自然会吸引行外人士的注意。就跟前面的文化热一样,也是从批判传统文化开始的。而且,同样最后都趋于一种肯定的态度。我97年发表的《知识谱系的转换》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形成史揭示它的特殊性,并分析相关经典作品的方法论预设。后来又有《论比较哲学——从现代中国学术的经验看》,强化前面的观察。两者都收入《等待刺猬》(2004年)一书中。我的检讨不是要质疑这个学科的存在意义,而是想寻求摆脱流行的教科书式的套路,让哲学史写作更有哲学意味些。所以又在论文《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中,以“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典哲学”两个论域为例,探讨现代哲学研究吸收古典思想资源的可能途径。

  

  问:您是在中国最早把招收“经典与解释”方向研究生的学者,从这一名称,便可见您的研究旨趣,近年您又与刘小枫教授编了一系列的“经典与解释”文丛,那么,您是怎样看待“经典与解释”的?

  答:“经典与解释”是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与比较宗教研究所合作的研究与出版计划,包括的丛书不只一套,主事是刘小枫。小枫兄治学深谋远虑,兼取中西,在学界有持续的影响。跟他共事对我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此外,也与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的“近世东亚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计划有合作,并得到他的帮助。我对问题的看法是,经典离不开解释,极而言之,经典不是写出来的,没有解释就没有经典。而同一部经典存在众多的解释这一事实,表明经典与解释之间有复杂的联系。成功的解释本身就是经典,研究已经获得经典意义的解释,实际是研究思想创新的特殊经验。研究经典解释的传统,也是这个意思。解经,关于解释经验的研究与哲学解释学,是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我更关注中间层次的问题,因为它可能导出具体而深刻的哲学问题来。在《经典与解释》的同名演讲中,我把问题谈得更系统和更浅白些。

  

  问:您的“跨世纪工程”是一部《<齐物论>及其影响》,这本书把一篇三千多字的《齐物论》,演绎成一本二十万字的书。这是您提倡的“经典与解释”的一个范本,您是用什么方法写这本书的?一般来说,一个研究者沉浸在研究对象之中,总是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影响,您对《齐物论》的偏好,是出于性情的投缘,还是研究的需要?这部书的写作,是否对您的思想、性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答:《〈齐物论〉及其影响》,是我研究经典解释的传统的尝试。关于经典与解释关系的一些想法,是在写作中形成的。这本书的线索是,在《庄子》中选一篇最有哲学意味的文章,然后在澄清一些文献争端的基础上,分析文本的思想结构,并讨论它对整部《庄子》思路形成的影响。然后又论述这一篇章在思想史上的影响,从魏晋到民国,儒释道均有反应。书的最后两章及附录《由“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则涉及我对相关哲学问题的理解。我在引言中说,“真正有意思的工作是在被刻意隐瞒同经典有关系的地方,把它揭示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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