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9 次 更新时间:2008-09-24 1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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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术史回顾

  

  本文所谓胡适思想批判专指1954年——1955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不包括1949年前发生的对胡适学术和思想进行的讨论和争鸣,也不包括发生在1952年前后“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相对集中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台湾对胡适学术和思想的相关争论也不在此范围。[1]

  关于胡适思想批判反思的主要学术研究者是美国学者格里德(Jerome B·Grieder),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完成一篇《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批判》,较早从思想史角度清理了发生在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历史。

  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胡明的一篇论文[2],胡明论文主要清理了1949年以后对胡适思想批判的主要事实,同时也对这场批判所产生的后果及影响进行了评述,但限于当时的史料,对1954年发生的胡适思想批判的起源没有深入分析,同时使用的史料也相对单一。因为1954年发生的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在历次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影响最大,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官方背景十分清楚的一次。因为目前关于此次胡适思想批判的官方档案还没有解密,本文试图利用一些旁涉的材料,对此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起源作一点探讨。

  

  二、陆定一、周扬和郭沫若与胡适思想批判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开始于1954年10月10日。当天《光明日报》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同日,毛泽东在此篇文章上作了五条批注,其中第四条是“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3]同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此信中,毛泽东提到:“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4]

  这是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重要文件上,连续两次提到胡适。毛泽东当时把此信批给了许多人,这些人当中有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5]

  10月27日,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涉及胡适的地方是:“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清除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研究界的影响,是一个迫切的重要斗争。”

  陆定一在信中还汇报了近期中宣部组织批判胡适的计划。他说:“古典文学部和北大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决定以全力投入这一研究批判工作,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协同《人民日报》组织若干篇文章(正在写的有何其芳、张天翼等),以进一步批判俞平伯的错误观点,并批判胡适派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此外,拟请金岳霖或任继愈(北大哲学系教授)等人写批判胡适派的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的文章。”

  信中还有更详细的批判胡适的设想。陆定一在信中认为:“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除了在文学方面外,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三十多年来都有相当深的影响,解放后也没有对它进行过系统的批判,因此,从各个方面来彻底地批判这种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清除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各个学术部门内的影响,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斗争的任务,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全部解决。对各个不同学术部门,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而分别轻重缓急。但目前就应该动员各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以便在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批判告一段落后,即可有准备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对于胡适派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判。我们可以准备用一两年时间来对胡适派思想从根本上彻底清算,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6]

  从陆定一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宣部就毛泽东的批示进行过研究,这个研究的主导思想就是中共理论家历来奉行的“宁左勿右”思路,也就是说,当时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通常要比毛泽东本人期待的结果要过头得多。毛泽东只提到要在“古典文学领域”里批判胡适,但到了陆定一那里却发生了变化,成了胡适派各方面的思想。毛泽东本人对胡适的思想并没有系统的了解,他只是一般地知道胡适及其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所以他的批示中主要还是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有看法,至于胡适思想只是顺便提到,而且上纲并不高。就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后果观察,如果当时负责此事的不是陆定一、周扬和郭沫若,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可能达到后来的规模。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此次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理解为观念来源于毛泽东,但执行和实施批判的详细计划却是由中共理论家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可以说,陆定一、周扬和郭沫若是胡适思想批判的导演。

  全国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运动,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主持。周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要把批判胡适思想作为重点。”

  《陆定一传》中特别提到“批判胡适,郭沫若是感兴趣的,原来他们的学术观点就有分歧。周扬拜访了郭沫若双方谈得非常投机。”[7]

  1954年11月28日,郭沫若发表对光明日报的谈话。他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判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它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8]

  在谈话中,郭沫若还特别提到,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就朱东润关于屈原研究文章发表的批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他认为,朱东润研究屈原用的观点和方法基本上是胡适的一套。在这次谈话中,郭沫若还对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了完全否定性评价。

  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发表了《三点建议》。这个讲话的原题是《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在报送毛泽东时,毛泽东认为:“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换一个。”[9]

  1954年12月2日下午1时,周扬邀请茅盾、邓拓、胡绳、林默涵、于光远、何其芳、邵荃麟等人,在郭沫若住处开了一个小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指示。

  同日下午3时,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上述诸人外,还增加了范文澜、老舍、侯外庐等20余人。原来有一个计划,要开若干个讨论会,展开学术界的自由讨论,要提高学术水平。这时周扬发现这个计划没有战斗性,没有党性立场,是学究式的计划,根本不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批判和肃清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这个计划,经过讨论,一致同意。

  这次会议称为“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会议以后,正式成立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下设一个办理日常研究讨论事务的秘书处,由刘大年、陈白尘、刘桂五、陈翔鹤、田钟洛五人组成。

  周扬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说:“请郭老挂帅的事,我和他说了,他表示很积极,上述委员会,算是他的一个司令部。他说这是一个‘讨胡委员会’。”[10]

  在组织这次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过程中,从已见的材料分析,周扬至少见过毛泽东两次。

  1954年12月2日,周扬再次就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也改定为:

  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召集人艾思奇

  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召集人侯外庐

  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召集人范文澜

  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召集人冯友兰

  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召集人黄药眠

  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

  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召集人尹达

  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召集人张天翼

  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召集人聂绀驽。

  关于讨论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讨论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11]

  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批判胡适思想讨论会正式开始。分别举行了关于“胡适哲学思想批判”和“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两个专题讨论会。[12]

  1955年1月14日,召开了“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第二次讨论会。就艾思奇的论文《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进行了讨论。约有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13]以后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主要通过报纸和杂志来进行,各地大学和文化机关都有所行动。

  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理论家陈伯达、胡乔木没有出面,这也可以反证对胡适思想批判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主动性,政治压力并不普遍存在,这是此次胡适思想批判区别与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特点。批判胡适的文章,主要出自文史哲学者,比较知名的是李达、张如心、艾思奇、孙定国;作家没有批判胡适,只有上海作家吴强写过一篇。胡适批判委员会里的成员茅盾、老舍和邓拓没有专门写文章。王若水回忆说:“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14]

  1955年第1期《新建设》杂志发表社论:《积极展开学术上的批评和自由讨论》,社论中特别提到:“战斗的火力必须对准胡适反动思想在文化学术界的遗毒”。这个说法是王若水在《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一文中最早使用的,原文是“前哨的第一枪既然已经响出,战斗的火力就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15]

  在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发表讲话,题为《三点建议》,其中明确赞同王若水的话,他说:“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说法”。[16]当时和王若水有大致相同经历的学者也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到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中,1956年高教部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以金岳霖和哲学系青年讲师、助教汪子嵩同志等的互助合作为例:先是汪子嵩同志等集体写作了一篇批判胡适政治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老教师反映:‘年轻同志真有两下子!’当时金岳霜正在写批判实用主义的文章,苦于有些观点搞不清楚,希望年轻同志帮助。而汪子嵩同志等也感到对杜威、胡适等的著作读得不多,占有的材料有限,批判不易深入有力。针对这种情况,,党推动他们进行互相合作。经过拟定提纲、收集材料、进行研究、集体讨论和反复多次修改,结果写出《实用主义所谓‘经验’和‘实践’是什么?》这篇论文。一般说老教师占有材料比较丰富,而新生力量观点比较正确。但新老之间的这种互相合作,绝不是材料和观点的简单结合,而是贯穿着一系列的思想斗争的。如金岳霖曾经把杜威的哲学——美国帝国主义的哲学,说成是美国人民的哲学,经过汪子嵩同志等作了一定的钻研和准备,然后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辨,他才表示‘恍然大悟’,认为这是‘没有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另一方面汪子嵩同志等从金岳霖那里也得到不少帮助,他们说:‘金岳霖有时对问题看得比较深,能引用杜威的话来反证,打得很准!’又说:‘和金岳霖合作写出的文章,我们感到更有把握。’这说明在互助合作中经过自由讨论和反复争辨,取得一致的观点,并且互以所长相补所短,彼此都有收获。”[17]

  当时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完成了大量批判胡适的文章。胡适认为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此他并不介意。[18]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的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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