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编译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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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一、康德的生平和著作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的伟大改革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城一个马鞍匠的家庭里。他的双亲都是虔诚派的基督教徒。1732年,8岁的康德被送到培养神职候补人员的“腓特烈学校”接受神学和拉丁文的教育。1740年康德考入哥尼斯堡大学,在学习期间,除了哲学和神学科目外,他对自然科学越来越感到更大的兴趣,以致在1746年他就写成了一部理论自然科学的著作并将其付印。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去世了,康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学校和出生的城市,到东普鲁士偏僻乡村担任家庭教师达9年之久。在这些年里,他不仅取得了教学经验,熟悉了社会和增加了生活阅历,而且利用空闲时间进行了大量的阅读、研究和写作,以致他1754年一回到哥尼斯堡就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极有分量和价值的理论自然科学的论著。

  康德回到哥尼斯堡的头等大事不在于发表他的成果,而在于实现他在大学执教的意愿。1755年4月他向哲学系提交了硕士论文《论火》,经过口试,获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康德又提供了“取得大学授课资格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答辩后被授予讲师职称,即编制外(薪金由听课学生负担)的教师资格,从而登上了大学讲坛,开始了持续达40余年的教学活动。而他的这篇论文也就成了他对哲学的兴趣逐渐上升而超过对理论自然科学的兴趣的标志。

  1756年和1758年康德曾两次向当局申请递补教授职位,都因故未果。1766年康德兼任哥尼斯堡王家图书馆副馆长至1772年。1766年和1770年初爱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先后聘请康德担任教授职务,他都谢绝了。1770年康德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内正教授,这—任命由于他8月提出的就职论文《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通过答辩而生效。这篇著名的论文一般公认为标志着康德“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终结和“批判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开端。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以崇高的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从事于一种伟大的哲学改造工作,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脑力劳动,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与此相应,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过着一种独身的、高尚的和极其有规律的学者生活。随着康德的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在学术界支配地位的确立,他获得的光辉荣誉有增无已。1786年他被选为哥尼斯堡大学校长和柏林科学院院士,1794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的平静而有序的生活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仅有一次蒙上了暂时的阴影。1794年由于正统教会的仇恨,他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申斥,而被迫答应不再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但国王一去世,他立即声明不再受诺言的约束,又在著作中谈论起宗教问题来了。1796年6月,康德讲了最后一堂课,1800年发表了最后一篇文字,1801年底退休,1804年2月12日因衰老去世。

  教学活动是康德作为大学青年导师的重要活动,它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起初他每周至少要讲16--28小时的课,后来减少了也有14小时之多。讲授的课程从一开始就包括了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数学,随后还开设了人类学以及矿物学等等。他的讲演,思想深刻而又机智风趣,充满激情而又循循善诱,引导人们去进行独立的思考。这些讲授在学生那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康德的影响不胫而走,远远地超出了大学校门之外。

  著作活动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根本的活动,它在他一生中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前批判时期”康德著作的特色是:构思精巧,阐述明快,文字优雅有时甚至是华丽,理论性的论著中灌注着火热的激情,即兴式的创作散发着幽默的讥讽,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1755),《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1755),《自然单子论》(1756),《三段论四格的虚伪烦琐》(1762),《证明上帝存有的惟一可能的论据》(1763),《将负量引人哲学的尝试》(1763),《论自然神学和道德的原则的明晰性》(1764),《对美和崇高的情感的观察》(1764),《以形而上学家的梦解释视灵者的梦》(1766),《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1770)在一定意义上也应归属于这个时期。

  进入“批判时期”以后,康德著作的特色为之一变。它们作为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开辟新径和反复探索、艰苦思虑的成果,一方面是重大的主题,崭新的观点,深邃的思想,沉郁的信念,令人肃然起敬,玩味无穷:一方面是刻板乏味的结构,艰深迂腐的术语,冗长纠结的语句,晦涩枯燥的文字,令人望而生畏,难以卒读。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1781),《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1786),《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永久和平论》(1795),《道德形而上学》(1797),《实用人类学》(1798)等。

  

  二、康德的思想发展进程

  

  与康德的平静而单调的外在生活相反,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近代各种对立的思潮相互激荡,思想风暴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思想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曲折反复,一旦形成了容纳百川的哲学智慧的海洋.新的思想潮流又在海底涌动兴起。现在让我们来鸟瞰一下康德的这种思想发展的历程。

  1.早期理论自然科学阶段(1746—1755)

  从到大学求学之日起,康德就开始接触到了当时的各种思潮,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到英国的经验主义,从对外界物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到对人类心灵的心理学分析,从托兰德肇始的自然神论到伏尔泰开端的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精神,所有这些都在康德的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通过他的老师克努真受到了莱布尼茨一沃尔夫派形而上学的教育和熏陶,通过另一位老师特斯克熟悉了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正是这两种对立思想体系的矛盾在康德早期的理论思维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康德确信只有形而上学才能为道德和宗教的信念提供确定性,因而一生都没有抛弃过形而上学,但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式的形而上学由于脱离现实、空洞无物和学究式的烦琐,进步知识界已是敬而远之,康德对它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小;与此相反,他对牛顿的自然哲学的兴趣却与日俱增,几乎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去。他1746年完成的处女作《对活力的真实估量的思想》就是企图对笛卡儿派和莱布尼茨派有关测量动能的争论作出裁决。这位大学生在序言中宣称,在科学的法庭上,决定性的不是权威和人数,而是理性的命令,任何权威和成见一旦有碍于指示真理就应当抛弃。这就是他要同笛卡儿、牛顿、莱布尼茨以及沃尔夫、伯尔努利等大思想家、大学者进行较量甚至反对他们的理由。青年康德就是以把哲学、科学上的权威和定见都送上理性的法庭来决定对它们的取舍这样一种启蒙的、批判的精神,走上理论思维的历史舞台的。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康德最伟大的理论自然科学著作是他1755年出版的《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或根据牛顿定理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虽然康德对牛顿的自然哲学有着最深刻的信念,但他不赞成或反对牛顿以上帝的安排和第一次推动来说明诸天体的完善结构和协调运动,而主张以自然的原因,即以原始物质(原始星云)本身所具有的两种对立的力——斥力和引力的相互作用来说明这一切。这样,他就提出了近代第一个有科学根据的宇宙自然发生、发展的学说,它们展示的宇宙观不仅是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神学目的论的宇宙观的直接对立物,而且也与牛顿的一经被推动就永远不变的僵化的机械论的宇宙观根本不同,它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辩证法的宇宙观的形成。不过,为了使自己的以牛顿力学为依据的宇宙发展的科学假说同自己的哲学良心、即对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的信念相协调,康德最后还是以某种自然神论的形式把原始物质归于上帝的创造,把物质本身的规律归于上帝的意志,把宇宙诸天体的协调一致归于上帝以此为目标所设计的万物的本性。

  康德在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对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其中包括他提出不可量物的假设的硕士论文《论火》。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兴趣在康德以后的著作活动和教学活动中都还有明显的表现。

  2.前批判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1755—1770)

  康德前批判时期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向其对立面经验主义的独断论转化、而又回到包含有某种“批判”思想萌芽因素的理性主义的、但仍然是独断的认识论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

  (1) 在康德成为大学哲学教师,哲学逐渐成为他主要的研究对象以后(1755—1760),他就不能不郑重地思考他在其中成长起来的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和他深深信奉的牛顿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莱布尼茨—沃尔夫派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无条件地相信纯逻辑的概念思维与现实的存在及其规律间的一致性的独断论之上的,而牛顿的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则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无条件地相信经验思维、即通过经验获得的概念与现实的存在及其规律之间的一致性的独断论之上的。这两种认识论和独断论是直接对立、彼此矛盾的。康德这时对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独断论虽然抱着批判的态度,但总的说来他是站在这种形而上学的立场,企图找到某种观点来调和它和牛顿自然哲学的矛盾。在1755年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则的新解释》中,康德提出,在运用充足理由律于自然事物时,必须区别存在的理由和认识的理由,或实在的基础和逻辑的基础;在运用于人的行为时,则必须肯定承认行为有充分理由(根据)和人的意志自由并不矛盾。康德的这个“新解释”实质上是对沃尔夫把充足理由律归结为形式逻辑的矛盾律(就莱布尼茨本人而言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从而从逻辑上去推论实在和从思维去推论存在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独断论的批评和否定,在康德往后思想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康德调和对立两派的动机的支配下也可能发展出我们认识的世界和真实存在的世界、必然的世界和自由的世界是不一致的思想。这一倾向在次年提出的申请教授职务的论文《自然单子论》里就有了显著的表现。论文的主旨是用牛顿的物理学来改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为了调和莱布尼茨和牛顿在空间理论上的矛盾,康德引进了在古希腊人那里通行的现象和本体(物自体)的划分的概念,认为现象必须从物理学上来研究,物自体则必须从形而上学上来认识。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从此以后一直贯穿在康德哲学思想中,尽管在如何划分和划分的意义上各个时期和阶段上的解释很不相同。在1759年的《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一文中,康德仍在坚持和宣扬莱布尼茨的这一观点:我们这个世界是上帝选择的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而在这个前定和谐的最好世界中个人毫无价值。这表明康德还在做着理性主义的“独断论的迷梦”。

  (2)进入60年代,康德的哲学思想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就是从理性主义的“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开始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独断论,企图通过从经验获得的概念来与现实及其规律建立联系(1760—1766)。如果说在这以前,发现了“自然的本性”的牛顿对康德的影响最大,那么现在,如火如荼的法国启蒙运动则将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首先是发现了“人的本性”的卢梭推到了康德的面前,卢梭成了康德所最崇敬的“第二个牛顿”。卢梭对于康德的深远影响是多方面的,其聚焦点则是卢梭关于人之为人、人的最可尊贵之处在于人的自由主动者资格的思想,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康德的人生观、知识观和价值观。正如康德自己说的:“卢梭纠正了我,我意想的优点消失了,我学会了来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劳动者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权利。” 与此同时,休谟的经验哲学对理性主义及其形而上学的深刻有力的批判,使康德最终觉悟到理性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基于对牛顿经验自然科学的信念,企图沿着经验主义的道路来改善形而上学的基础,但他在这道路上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与此相矛盾的因素,即经验的界限问题。

  在1762年的《三段论四格的虚伪烦琐》这本小册子中,康德将作为莱布尼茨—沃尔夫派形而上学支柱的形式逻辑称作“泥足巨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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