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5 次 更新时间:2008-09-21 19: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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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2008年伊始,一场低温、雨雪、冰冻的空前灾害突如其来的席卷着大半个中国,至今仍不免使人胆战心惊。当灾情过去,珞珈山出现第一缕阳光时,我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正在此时,何卫平博士送来了他的即将问世的书稿——《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并要我写个序。由于健康的原因,我已搁笔近一年,现在只好重新坐到书桌旁,打开书稿,先睹为快,谁知竟一发不可收拾地阅读下去,感到受益匪浅。现在我就把自己的“读后感”付诸文字作为“序”吧。

  当代西方哲学意义的解释学是以一般“理解”为反思和研究对象的哲学。它从现象学、存在哲学中发生发展出来,而又为继起的法兰克富学派、解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它和上述四个哲学流派一起构成了当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五大人文主义哲学并且是其发展链条上的中间环节。与此同时,它与当代西方其他人文主义哲学流派(如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等等)之间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哲学解释学的这种地位,使它成为我们了解和把握整个当代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潮的关键。

  不仅如此,哲学解释学本身是在当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作为它们的理论基础而同它们一起共生共长起来的,它深深地渗入到它们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这些领域的发展,甚至影响到自然科学的认识。所以,哲学解释学也是我们深入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精神和发展的关键。

  西方解释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历史的长河里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和阶段,而哲学意义的解释学则是其最发展的形态。这种形态本身从19世纪30年代产生之日起又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和和阶段: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解释学”,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直至20世纪6、70年代在伽达默尔那里才达到其完全成熟的形态——“哲学解释学”。显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作为发展的终点,也以扬弃的形式把整个当代西方解释学哲学发展的起点和过程包含在自身之中了,它是我们理解哲学解释学发展的重点所在。

  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继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而起的一个新阶段。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适应着人类认识发展的需要,致力于推翻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恢复辩证法的权威,这一过程的最后、最伟大的成果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解释学哲学就是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开辟、耕耘出来的辩证法沃土中生长发育起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辩证法成了解释学哲学的一个内在的、构成的因素,解释学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解释学和辩证法结合起来,而解释学哲学的发展也就是这种结合的发展。正是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和辩证法两者达到了相互融合和不可分离的统一,他使解释学成了“辩证法的”解释学,也使辩证法成了“解释学的”辩证法。这样,伽达默尔就在解释学的基础上使辩证法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所加给它的限制而上升到了一种新的形态——置根于语言经验的、向未来和四面八方无限开放的辩证法;与此同时,他也在辩证法的基地上使解释学摆脱了他的直接先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所加给它的各种限制而上升成了一门真正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的新哲学。由此可见,辩证法与解释学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在从施莱尔马赫到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重中之重”所在。

  当代西方哲学解释学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开始传入中国。它的“东渐”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哲学界传统的“理解”观念,其影响不仅表现在用西方哲学解释学来研究人文科学并使两者结合起来上,而且还表现在建立“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和“中国解释学”的呼吁和尝试上。但是,我们对当代西方解释学(包括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内)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总的说来,目前还处在起始的阶段和表浅的层次。在这样的基地上,上述那些努力和尝试是很难取得真实的、站得住脚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果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急需做的倒是要全神贯注地进行全面、深刻、细致的研究,以便把这种对当代西方解释学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和更深入的层次。我认为,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正是作者本着对我国西方解释学研究的形势和需要的认识而大力推出的,它为如何进一步推进这种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本书作者从事当代西方解释学哲学的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他撰写和发表了90余篇论文(含译文)和一部专著——《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这些论著是西方解释学“东渐”过程的引人注目的产物,也是这一过程本身可贵的“东渐”文献。本书就是从这90余篇论文中选辑而成的。作者不是简单地把所选论文原封不动地付印,而是站在他已达到的研究的新高度,对它们重新加以审视、改写和编排。因此,这本书既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作者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的一种学术上的创新,而不完全是一本一般意义上的论文集。

  本书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了哲学解释学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一种不那么形式化的方式系统地探讨了哲学解释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发展的最终成果和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效应的问题。

  在哲学解释学的产生方面,作者从解释学与神学的关系上阐明了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兴起是解释学的哲学转向或哲学化的动力,并通过对哲学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的兴起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与传统哲学认识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探究,阐明了哲学解释学得以产生的人类认识基础。

  关于哲学解释学的发展过程问题,是作者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这是由作者总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和论述问题的这个根本特点决定的。由于本书的论集性质,作者关于哲学解释学的发展过程的探讨和观点,不是专文加以集中的论述,而是散见在各篇论文、书评和译文里。虽然如此,细心的读者仍然不难发现作者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所展示出来的这样一个根本观点——哲学解释学从施莱尔马赫经过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是一个解释学和辩证法两者日益结合为一的逻辑进程,并以同样的历史眼光探索和考察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前史”和“后续”进展。作者就是在这个总体框架下来研究哲学解释学的各种问题的。

  上述发展过程的最终最大的成果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而解释学和辩证法的结合问题则是作者考察的“重中之重”。作者不仅在比较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的“辩证解释学”的力作中,证明了解释学和辩证法的结合实始于施莱尔马赫,但只是在伽达默尔那里才达到不可分离的统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在探究伽达默尔的语言观、美学思想、概念史分析方法等的论文中,从不同的领域、环节和细节中揭示和展现出伽达默尔所达到的解释学和辩证法的不可分性。作者在上述比较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的论文中,阐明了伽达默尔之所以能够把解释学与辩证法不可分地结合起来,是由于有了黑格尔辩证法这个“中介”,也就是说,是由于他自觉地、批判地接纳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方面。关于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辩证法的理论来源和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是作者一直关注的问题,曾在其《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的著作中予以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在本书的其他许多文章里也都论及;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在“解释学与伦理学”这篇文章里,在国内首次揭示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而在“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关系学说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则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展示出了黑格尔辩证法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辩证法之间的“亲和性”。

  当代西方解释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效应是作者密切关注的另一方面。他力求完备地搜集中国当代西方哲学解释学研究者们(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翻译(译著和译文)、专著、论文、评述以及有关学术会议的材料,对浩繁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以探寻西方解释学在中国传播(“东渐”)的轨迹、阶段、效应及其发展的趋势和前景,进而呼吁中国的西方解释学研究者应在现有成绩基础上更进一步作“具体、札实而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我认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应当同时关注和研究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这不仅有利于研究者本人改进自己的研究工作,而且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事业向前进展的需要。我国已故著名西方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专家贺麟先生就曾有“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绍述和融汇”等论著传世。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效法和继承了贺麟先生的传统。

  何卫平的这部著作不是作者垂手可得、立马可待的产物,而是他刻苦钻研、长期积累的结果。在我国学术界浮燥成风的情况下,我认为特别值得注意和称道的是作者的为学之道。他在研究中具有一种“咬住青松不放松”、 “十年磨一剑”的执着,而又吸取了西方学术研究重分析的传统和专业精神,强调和注重从研究构成对象的细节着手,通过对一个一个细节的研究,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事实证明,只有这样达到的整体才是经过把握的、脉络清晰的、完全透明的、与对象相合的真实的整体,而不是混沌的、笼统的、不知其究竟的整体表象,也只有这样达到的本质才是贯穿在诸细节中照亮多个细节的本质,而不是飘浮在细节之外不知所云的所谓本质。正如何卫平在“后记”中所说:“只有细节的积累才能铸造辉煌”。他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和信念来从事当代西方解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研究的。本书和作者其他的论著一样,它们既是这样研究的产物,也为他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精神的可贵价值提供了证明。

  在由衷祝贺何卫平的学术著作即将问世之时,我更要强调的是,他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精神正是我国学术界当前应当提倡和培育的。

  

  杨祖陶2008年3月8日于珞珈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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