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资本主义的初恋情人是共同富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7 次 更新时间:2008-09-19 16: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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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  

  

  微软董事会主席比尔.盖茨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把自己58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赠给名下的慈善基金,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自己的子女。全球首富巴菲特也捐出"波克夏公司"总价值20亿美元的五十多万张B股股票给三个慈善基金会,落实他之前承诺要捐赠大部份财产的诺言。

  巴菲特和盖次放弃资产继承的作为,将资产大部分捐献给社会的事件,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他们所在的领域高科技和股票,都是资本主义金字塔顶尖。凌绝顶的双"王",才能识破源流,窥见近千年前资本主义出现时的本来面目,神龙不见首尾隐藏在浓云雷电的原初目标。

  

  相对公平

  

  从古到今,一个良好的共同体内部,财富必然不是均衡的,但是必须在相对公平的范围之内。相对公平是一种人心尺度。

  古典时代共同体得以维护的前提,是不能极度贫富分化,可是这个前提在现代好像就被比尔.盖茨打破。可见只要财富来的得正当合法,而且没有民众的生存危机,那么比尔.盖茨如此庞大的财富帝国,也没有大量的人羡慕妒忌他,因为那是天赋的。

  当然,比尔.盖茨这个案例中的美国相对公平,必须通过慈善来缓解一小撮人的妒忌。比尔.盖茨就很懂得财富是属于社会这个深刻道理的。他有那么多钱,现在主要做什么,主要是做慈善事业。这些善款在各种慈善机构、基金会、社区服务、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科研、救灾救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

  相对公平感首先取决于民众有没有生存危机和民生苦难贫,如果有,那么有微小如芥的差距,也耿耿于心。如果没有,那么"患不均"的现象大大减少,相对公开内部的张力得到舒解,差距幅度可以变得很大,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巨额财富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政治上造成的不公平,就不会相对公平感的破碎。

  所以,相对公平感,才是维持共同体内的要素。如果没有生存危机和民生苦难,还有没有政治带来的不公平,不管差距多大,都可以呈现出共同富裕的"整体性"。即使是只要在地平线以上,小山包和珠穆朗玛峰之间,是相对公平的。共同富裕可以定义为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需求不成为紧张的政治冲突。

  共同富裕消除了短缺,也就消除了攀比出来的需求。需求的概念,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说法,它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说,相对公平感才是决定性的。作为资本主义原初目标,或者比喻成"初恋情人"而不是"现任老婆"的共同富裕,就是解决生存危机和民生苦难(这个因为培根以降的知识和科技进步,而获得信心),以及克制遏制政治带来的不公平(权利上的平等),形成这种整体性。

  天主教伦理认为,如果贫困在实现天国幸福这个目的的路上,成为别人或者许多人的障碍,那么就要求尽可能对这些弊端进行补救。这是因为共同体是爱的共同体。对这个整体性造成破坏的,最大可能的是基于财富的等级制,也就是说通过财富,要成为共同体中的"人上人",形成特权和压迫。这是"仇恨"在主宰。

  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里,自由的保护,并不直接依赖于法律,而是依赖于财产,法律保护财产权,而财产构成自由的四壁,因而保护自由。然而基于财富的等级制,其主体则是从穷人上升为资产阶级的穷人,并没有安全感,而需要金钱给他提供,而有钱能使鬼推磨,越大量的金钱,越大的安全感。请记住,并不是财产来保护自由,而是金钱来保护,其财富来源大有问题,或者对财富占有本身觉得不稳定,所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财富,来掩盖不安全,增强信心。雪球越滚越大。劳动并不成为财富的来源,而是政治分配,并不是自己应得的,而是被分配的,掠夺的,抢占的,盗窃的。这样的冲动一方面是为了自我保护,另一方面也会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用超过别人的财富来先是自我卓越,把别人比下去的冲动。自我保护和自我卓越的冲动混合在一起,共振在一起,爆发出来对整体性的破坏,尤为巨大。

  

  资本主义的原初目标

  

  霍布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说,古典自由主义把缺乏、贫穷和饥荒等难以解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洛克对私有财产正当性的真正辩解――这一辩解明确的诉诸于共同利益,即消除由来已久的不幸和贫穷,亚当.斯密也将他的全部理论建立在洛克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在私有财产至上的自由经济,才有可能"对最底层的人民"提供买得起的食品价格。

  在西方人中,只要有足够大家吃的食物,不可让一个人挨饿,把这一点确认为信条,甚至道德上确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也下定决心,不可让反对贫困的斗争听其自然,而是必须把它看做所有人的职责,尤其是富有人的职责。也就是说"劫富济贫"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道德底线。

  保证所有人能够获得生存手段的最佳方法,并不是国有制,而是私有财产最大可能的分散。美国集体记忆"五月花号"上实行共产制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公有制实际上是对例外状态或极端状态中适宜的选择。这时候人们的精神状态,已经被物质短少的必然性说服,适宜于公有制。当然而公有制取消私有财产,可以避免个人堕落入私人领域,促使走向公共领域,提高人们的公共道德,完全是卢梭式不切实际的幻想。

  必须强调的是,私有制也并不能比公有制,一定更加保障私有财产最大可能的分散,所以私有制必须建立在理性的之上,而不是欲望的满足之上,必须权贵和垄断集团遏制无止境攫取和占有欲望。一种生命的理性法则,高于个体欲望和暂时需要,这也就是中世纪思想家所说的"自然律"。私有制必须建立在"自然律"之上。

  古典自由主义者从不曾喜欢市场关系的普遍化。这是一种反客为主。他们从来没有把金钱利益神圣化或者拥护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卖的社会。古典自由主义者重视商业,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可能降低穷人的生活资料的相对价格。商业通过打破垄断以及降低生活资料的相对价格,能为自由做多大贡献,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所讨论的主题。消除贫困会缓解人身依附关系,因为饥渴会造成奴役和献媚。

  还是从政治自由出发,来给与商业适当的政治安排。自由主义社会,很少将契约自由视为神圣或者不可限制,没有赋予经济优先的权利,而把这种优先的地位,赋予了良心行为和自由表达、辩论的权利。总之政治自由是首要的。

  在现代条件下,只有在商业社会中,共和才有可能,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保障,政治的意见不同就难以维持。尽管希望限制政府没收财产的权力,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赚钱的人"有更多的轻蔑言论,实际上,这些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一个从商人们身上得到道德的灵感。后者完全忙于赚钱,从未想过宗教、政治、科学、文学和历史了。

  在政体之中,经济就像一个次子,而宗教是长子。现代社会宗教把长子权卖给经济。经济不仅仅行使长子权,而且要让老父亲退役,自己要行使父权。亚当.斯密以及同时代的立法者,在中世纪秩序的框架下,本来是对现代性因素,主要是商业经济和科技发展,给与恰当的位置。没想到这二者一得到安置下来,就不安好心,就要自己当家作主,以自己为中心另造手上乾坤,然后主宰全部。

  经济科学对于亚当.斯密来说,是没有意料到的私生子,仅仅是"政治家或者立法者的学科分支。而他在意的是,"一种整体的政治科学,法律和政府的总体原则"。这就沿着中世纪,回归到古典政治哲学,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制度虽然不能像暴力革命那样意图用直接的手段实现公平,但是它可以像中药一样调和肌体,唱过较长时间的调理,可以通过权利的平等而最终实现繁荣和谐的国度。古典自由主义者欢迎商业社会,因为他们深信不疑的是,经济竞争(同经济不平等一起),将产生足够的经济繁荣,以增加"最底层人民"的福利、个人安全和独立。  

  很明显,关于社会免于贫穷和依赖的自由主义理想,与启蒙运动的目标一样,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完全实现。而实际上,绝对所有权、程序正义和自由放任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经济竞争可能导致失"零和游戏",一方面富者越富,另一方面贫者越贫。这些亚非这些后发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入侵传统农村时特别明显。 

  坚持政治自由,每一个人独立平等,但经济方面,可以由政府进行再分配,纠正绝对所有权引起社会弊端。对财产权和私人企业所谓的社会效益失去了信心,而更愿意利用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去纠正其弊端并使之变得"仁慈博爱"。

  

  民生与政治自由的冲突和消解

  

  二战以来的短暂时期内贫困问题几乎从北欧和西欧绝迹非常重要,这对于西方宪政文明来说。美国立宪之后的繁荣更是如此。美国宪法通过之后出现的一片繁荣无疑是宪法最初受到美国人民钟爱的原因。爱德华.S.考文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文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是考文认为"美国宪法一通过就带来繁荣的信念"可以解释解释宪法崇拜的起源。没有这种繁荣,美国宪法可能一只是幕后的哑巴,不能对两三百年的政局说话。理查德.布兰德.李游历美国各地之后,就美国的繁荣景象写道,美国宪法想要得不就是这样的效果吗?

  贫困的绝迹,有几个原因,其中可以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把这种前政治的社会问题,取代政治自由,当作首要的。把前政治转化为政治,就取消或扭曲了原来意义的政治。

  芸芸众生于是遗忘中世纪自我认识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转而相信经济增长天经地义,才是社会进步和政通人和的必要条件。,进而认为是充分必要条件。这是一个笼中人的意蒂牢结。一步步脱离遗忘原初目标,一步步强化脱离遗忘。他们逐渐相信,只要能够使经济发展达到某一种令人满意的水平,所有其他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因此,自然而然将经济发展当作首要的,当作关注和牵挂的中心。

  他们变成把繁荣看称幸福之本,将经济发展看做其他社会进步的基础――一个公正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和优势所在。前政治的东西,构成了根本约束条件。在制约条件的上的优势,当然就是整体上的优势,就是可能性上的优势,只可惜这种可能性被当作必然性,条件的满足就被当作目的的达到。这种意蒂牢结把前政治的价值,繁荣和幸福,渗透到政治中来,替代了政治自由,而将幸福的内涵,从自由下降到欲望的满足。由于这种理念,与另外一种自由的理想,希腊和基督教的摆脱物质欲望的,和通过自我克制而自我解放的自由理想,直接冲突,因此在这里害处是:致力于前政治问题的解决,似乎要下地狱,造成人的堕落。

  人吃了"禁果",有了堕落,但正是如此,才做为人。幸福的渴望正如"禁果"。资本主义激发了新需要和占有野心。这显然是危险的发展,但是没有它,群众的苦难就没有办法避免。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必须危险中求取出路,必须火中取栗。他们看到,不积极援助穷人就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在谋求援助之前,必须唤起改善他们命运的欲望和意愿。这种见识,例如克罗因主教乔治.贝克莱做了清楚的系统阐述。

  群众物质需求的增长,新的蔓延的经济野心,也许在道德上不让人欣赏,并不很好的。但毕竟是个人克服贫困的唯一方式(用公有制更无法解决)。这种群众的经济野心,也是抵消福利国家最成问题的特征之一,也就是与政治自由理想和自由理想的冲突,最有希望的手段。

  福利国家很容易造成官僚机构的膨胀扩张,以及对个人领域的入侵。只有经济野心,能够使贫困成为例外,以致于可以造成,与贫困的斗争是国家目的之一的说法,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必须以毒攻毒,要解决把政治下沉到前政治的问题,必须通过刺激贫困人口的经济野心。只有实现生活的高水平,才能迫使贫困成为罕见或者更可以净化的现象,以致于有限的社会工作就可以应付,由此解决古老的贫困问题,从而避免强大官僚机构的危险。与贫困的斗争是国家目的之一,会帮助官僚机构的膨胀扩张,以及对个人领域的入侵。

  乔治.贝克莱说,即使我们批评福利国家,我们绝不能忘记它源自一种极为人道,极为钦佩的道德信念。在与贫困作斗争中,乐于作出中重大物质利益牺牲的社会,由此证明了他们的信念的真实。他们有权把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践。

  

  天主教与私有制

  

  私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公平公正与民生等目标这一点之上,实在尚未分出高下,近几百年来私有制大行其道,而公有制在二十世纪几十年内,进行一次大反攻,也被打败,然后战争并没有结束。如何选择,取决于具体社会条件与目标之间的吻合。二者各有长短,而适宜这二者的社会条件都有,所以混合共和是适宜的。所以并不是私有制就好,也不是公有制就好,而是从目标来判定,也就是,有一个高于私有制和公有制的评判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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