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哀叹当代美国人文科学的悲惨处境有个熟悉的，几乎是俗套的模式化品质。人文科学就像动物栖息地或者植树造林工程当然是无可挑剔的好事，好人肯定要说些好听的话来。但是在这些倒胃口的拔高中存在一些让人讨厌的东西，人们渴望看到从背后捅来的道德明确性的迅速一击。
著名的文学学者，《纽约时报》博客作家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使用了刺激性的题目“人文科学能挽救我们吗？”（2008年1月6日）。费希在哪里，哪里就有诱饵。没有什么比这种欺骗读者的期待引起激烈的辩论更能让这位反潮流的教授更开心的了，他肯定不会让人失望。
他的开头是安索尼·克罗曼（Anthony Kronman）激情四溢的高谈阔论《教育的目的：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放弃了人生意义探讨》(2007),在本书中克鲁曼认为高等教育已经丧失了灵魂，只能通过重新强调学习文学和哲学文本，塑造性格才能复兴。费希没有这些“漂亮观点”。他嘲笑说“没有证据证明文科学习能够让我们变得高尚或者刺激我们做出高尚的行动来。如果那样的话，地球上最好的人肯定是文科教授了，但实际上很多证据显示事实正好相反。”
费希认为文学和哲学老师拥有专门知识，但是他们没有终身的使命，人文科学不能挽救我们，实际上，它们除了给“喜欢文科的人”带来快乐外，什么也没有做。我们这些文科领域的工作者应该承认文科的无用，把我们的无用当作荣誉勋章。至少拥抱我们声称在从事一种“拒绝把它认为是更高尚事业的工具”的活动方式。
这种一贯的蔑视引发《泰晤士报》（the Times）网络读者强烈的反响，大部分是否定的反应。阅读这几百条评论等于提醒你美国人确实对于人文科学表现出强烈和持久的尊重。对于这些读者来说，费希的言论没有能通过道德严肃性的检验，不符合恰恰是让人文科学具有独特品质的东西，辜负了人文科学学者身上肩负的延续我们文明的生命的特殊使命和特殊责任。人文科学中最著名、影响最大、待遇最好的翘楚之一竟然用这样微弱的赞美毁掉自己的生活，这种行为本身就最好地说明了我们自我感受到的处境。
说起人文科学的“负担”，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短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理解：首先，它指人文科学本身需要肩负的重担，它们代表我们、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明应该完成的东西。但是它也可能指几乎完全相反的东西：人文科学是给予每个人责任的来源，文科的复兴、培养和保护不仅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责任。
人文科学作为导师和人文科学作为任务的这两种“负担”意义需要包括在我们的问题意识中。适当追求和整理的人文科学能够完成其他方式所无法实现的任务，比如做事、讲授、保存、解释等。正是人文科学指导人类探索可能性的范围和深度，包括我们辨别善恶的能力。正是人文科学培养和维持了我们共同的记忆，把我们和文明的过去和祖先联系起来。正是人文科学教会我们如何提出人类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问题，指导我们追求公民的理想和让美好生活成为可能的机构理想。
人文科学在本质上是不精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智慧的手指画形式。它们传播的知识不是粗糙的初步的替代品来替换明确解决问题的心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物理学。这些知识是对所研究的科目的准确反映，尽可能地准确。从长远看，我们离开它们就无法生存。
但是它们不是坚不可摧的，如果没有我们积极关注是不可能持久的。人文科学的复兴和修补，也就是恢复它们所能提供的洞察力是个艰巨的任务。复兴的紧迫性在逐渐增加，因为我们越来越接近后人类未来的技术，一个怪异的模糊的前沿。生物工程和药理学结合起来可能造成让人恐惧的向过去的回归或者走向未来的铁笼,人类的形象可能永远地改变。
这么多人依靠人文科学生活的这个事实，人文科学拥有一些持久的文化资本，因而炮制的商品对势利的顾客仍然有吸引力等并不意味着文科就必然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权威。这就是第二个意义上的负担所在，人文科学开垦和改造的任务。人文科学不可能依靠大量资金的注入而得到挽救。人文科学的复兴只能依靠相信人文科学的男男女女。
首先，我们应该试图给予“人文科学”清晰的解释。让人吃惊的是，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是多么少。多数情况下，我们基本上依靠官僚的定义，这些定义反映了现代研究型大学分配办公室的方式。最常见、最著名的定义是来自一九六五年美国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法案的一个长句。该法案建立了美国人文基金会和美国艺术基金会。正如你预料到的，这种定义是有一些缺陷的。定义如下“‘人文科学’这个词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如下内容：现代和古代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考古学、比较宗教学、伦理学、历史、批评理论、艺术理论、社会科学中包含人文内容的或者使用文科方法的某些方面、以及人文科学在人类环境下的研究和应用，特别关注反映不同的遗产、传统、历史、以及人文科学对当今国民生活条件的意义等。”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定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不过，它不是隐含性地假设我们已经理解了被定义的东西了吗？长长的名单没有回答大问题，只是简单地回避了它。人们不可能通过列举机械厂不相关的活动，从购买的原料到应收款的集合就抓住其整体目标。定义的任务要求考虑一些总体目的。
如果一个外行询问人文科学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人文科学时，文科辩护者马上变得张口结舌，这是糟糕的迹象。有时候，答案是非常愚蠢的。两年前在费城的美国人文学会理事会（ACLS）的一次关于“振兴人文科学”会议上，讨论一点都不热烈。想想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和安德鲁·梅隆基金会刚当选的主席唐·兰德尔（Don Randel）的俏皮话：“停电后，我们科学界的朋友如果还没有开发出全国性能源政策，他们将失业，而我们手里拿着诗集和蜡烛还能生活。”啊，我们将看到这样的情况。正是这种空想的自我庆祝性的愚蠢给予人文科学糟糕的名声。当理事会主席余宝琳（Pauline Yu）提出拿什么来振兴人文科学这个明显的大问题时，答案是可以预测的陈词滥调。所需要的东西是，用伟大的美国工会领袖萨缪尔·冈帕斯（Samuel Gompers）的不朽名言就是“更多，更多的钱”，大学领导多筹款、国会多支持、教授多工作。
对于冈帕斯式议程的关注显示那些为人文科学呐喊的人尤其是在有组织的学科领域内的人（比如历史系、英语系等）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人文科学在地位和资金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达到空前的高度，但是文科鼓吹者今天只能梦想这样的地位了。现在人文科学已经变成了学术界的奥斯曼帝国，一个持续衰落的、不断蔓延扩张的，不连贯的团体的堆积,每个派别都形成一个或者又一个意识形态或者身份的信条,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本土苏丹、赫迪夫和君主。帝国在持续衰落，大学取消了核心的人文系科如古典文学学系（在南加州大学取消了德语系），人文科学招生人数继续衰落或者停滞。即使在耶鲁大学的安索尼·克罗曼曾经非常强烈承诺人文科学的，拥有众多明星人文科系的学院，在人文科学领域的本科生比例自从一九八六年以来大幅度下降，从原来所有专业中的一半下降到刚超过三分之一。
最需要的事情不是更多的金钱，而是重新返回首要原则的愿望。除了“有人文内容”的学科外，人文科学是什么？除了让喜爱用文字和概念玩无足轻重的游戏的人获得愉快之外，人文科学到底还能做什么？
虽然可能仍然有些抽象，或许更有帮助的是说“人文科学”包括关心人类及其文化的人类知识的那些领域，用通过显示熟练掌握人类价值和尊重人类精神的尊严和表达能力的语言方式来实现。
其实，还可以说得更直接些。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的独特任务就是用人的术语抓住人的事务，不是把它们转变成或者简化成其他东西，如不是物理规律、不是机械体系、生物动机、心理紊乱、社会结构等等。人文科学企图从内部明白人类生活条件，把人类个体当作客体的同时也看作主体。行动者同时也是行动对象。
有些手段并非完全和严谨、规范的科学方法不同。实际上，人文科学能够在认真形成问题和诚实对待证据等方面从模仿科学中获得很大的好处。但是人文科学是独特的，因为它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以愿意把自己放在所发现和感知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就是构成我们现实图画的思想、感情、想象、记忆等的东西的本来样子。作为知识形式之一的人文知识的特性在于它和帮助我们认识的对象之间的可衡量性甚至血缘关系。因此，人文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知识和其他知识不同，不能通过科学突破来更替，也不能被物质材料知识上的进步所替代。科学告诉我们地球绕轴自传同时围着太阳转。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太阳仍然每天升起每天降落。仍然建立起每天的节奏，是所有升起降落、生和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标志。
如果把它变成其他东西，就会彻底破坏文学的精神，剥夺文学的价值。最常见的情况是，学者们似乎有个假设，对狄更斯、普鲁斯特、康拉德的唯一兴趣来自他们能被马克思、弗洛伊德、法农（Fanon）等人的抽象概念来阅读或者证实，或者被推动右倾政治态度的斯密斯（Smith）、哈耶克、兰德（Rand）等所证实，或者为身份认同政治提供了支持。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么喜欢肤浅的自由和摈弃社会规范的时代实际上却这么不相信文学想象力，这么强烈地企图让作品去吻合事先确定下来的标准。与此同时，对文学最真诚的爱和最忠实的表现其实不在大学，而在智慧的普通读者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中学教师。
这里想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人文科学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有用，重要的和根本性的用途。这里不是说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像离开了空气、水、维持有机体生命的充足营养那样无法生活。或者说如国没有人为世界的诗人制作蜡烛和书籍，他们就无法生活。而是说了更好的理解人生的意义，我们需要人文科学，让那些知识影响或者丰富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不仅仅是费希，这样格格不入的论调让人恼怒。毕竟，我们喜欢把自己看作现实的人。我们不愿意花时间追求空洞和抽象的东西。我们不愿意生活在过去，我们常问非常理性的问题，比如它能带给我们什么？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处？我们可能问你，如果你聪明，你为什么还没有发财？
当然，专注在东西的“用途”上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过分狭隘地理解“用途”的意思时，问题就出现了。在有些时候，我们得考虑我们生活行动所针对的终极目标。比如说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是什么？不能推动那个目标实现的东西有哪些用途？如果你非常富有，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你不聪明或者不幸福呢？
那把我带到探索真理的典型的人文科学方式上：讲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一个度假的游客徘徊在旧金山的唐人街的后街胡同里。他来到小的古玩店，里面堆满了希奇古怪的小摆设和艺术品。特别吸引他目光的是一个漂亮的真物大小的青铜老鼠塑像。他问上年纪的店老板多少钱，老板说“老鼠十二美元，但是要听背后的故事需要再付一千美元。”游客说，“那样的话，故事你就留着吧，老家伙，我只要这个老鼠。”
游客把老鼠夹在胳膊下离开了古玩店。就在过马路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从下水道跑出来，紧跟在他屁股后面。他紧张不安的回头看看，然后加快了步伐。不久，更多的老鼠出现了，都开始跟着他。过了几分钟的时间，老鼠从每个下水道、地下室或者空旷的地方汇集过来形成庞大的群体紧随其后。街上的人指指点点，因为这群老鼠跟着他开始快跑，随后到了一个死胡同。吱吱叫的老鼠现在跟得更紧了。
等到他来到海边时，跟在他后面的老鼠大军已经绵延十二个街区那么长。这真是让人惊叹的壮观场面。绝望之中，这个游客尽快爬上电线杆，一只手搂住电线杆，用另一只手使劲把这个老鼠塑像扔到旧金山湾的大海中。让他吃惊的是，跟在他后面的老鼠大军跟随塑像越过防波堤进入海湾，很快沉入水中。
游客立刻返回古玩店。当他出现在门口时，老板似乎什么都知道了，微笑着说“啊，先生，现在你知道了塑像的能耐了吧。你回来要听那个故事了吗？”游客激动地说“不不不，我才不管什么故事呢。但是您能否卖给我一个律师的小铜像？”
这个故事很好笑，但是它也说明了一些问题。故事中的游客只对事物的直接用途感兴趣。他不在乎“了解故事”，塑像形成的背景能够解释它独特力量的源泉。缺乏好奇心是这个笑话的一部分。但是笑话中的关键内容难道不是假定我们同意他的观点吗？如果塑像有这么惊人的力量，谁在乎它是怎么获得这种力量的呢？一幅画或许值一千个字，但是没有哪个故事值得花去一千美元。
我觉得，这恐怕是美国人对待过去的典型态度。“那样的话，故事你就留着吧，老家伙，我只要这个老鼠。”但是我们的游客朋友也做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假定这店里的所有铜像都有同样的魔力。如果他不听“故事”的话，怎么知道这点呢？他对于故事不感兴趣不仅是不成熟的，而且是愚蠢的。难道他没有听说过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但是这种态度或者类似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中太常见了。人们非常清楚问题所在，如果他是美国历史老师的话，在当今时代我们对历史的普通知识了解得实在太少了。现在到了改变这种趋势的重要关头了。因为除非你支付了听故事的价格，否则你是不可能真正欣赏我们国家的塑像（我们的政治社会经济机构），不可能了解美国自由和繁荣的价值，不可能根据人类历史或者人类可能性的标准智慧地评价美国的优缺点。
如果人文科学是按人的方式研究人的学问，那么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它们在文化中起到一种矫正和管理机制的作用，强迫我们把注意力专注在当今时代否定或者忽略的那些复杂的人性特征上。人文科学非常难定义或许就是因为它通过否定来定义。如果我们回头看在过去时代人文科学发挥的作用，（或者那时候有道理地称为文化激进分子的人）就会非常清楚了。
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首先开始于希腊的（paideia）概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通识教育课程，旨在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后来被进一步拓宽成公元前五十五年西塞罗在《论演讲》中（De Oratore）确定的罗马的（humanitas）概念。早期教会牧师如著名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把希腊罗马观点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着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对于古典和早期基督教思想家来说，这些学科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帮助人实现他们最高程度的本性，自然本性被认为是需要提升到明显区别于动物本性的地步才行。
虽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尊重的东西发生了改变。十五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古典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把重点转向不是相对于动物相对而是相对于上帝的人的学科。因此，他们的对象在性质上没有宗教色彩，明显更加世俗，虽然具有了两种品质。这种人文科学建立在对于在中世纪不被强调的对古典学问（虽然没有彻底消失过）的重新承诺基础上。这样的逻辑持续到现在，或许表现得太好了，因为后来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哲学否定古典人文学恰恰是因为它们过分强调拉丁和希腊研究。因为受到新兴现代科学的成功的激励，狄德罗等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对于古代经典文献的迂腐呆子的学问感到厌倦，认为早就到了面向新事物的时代了。
到了十九世纪，人文科学的适当领域有发生了另一次转变。现在它们开始拥有自己的身份，不是和神的领域保持距离，而是和自然界保持距离，尤其是和影响越来越大的物理学所理解的那个世界区别开来。逐渐成熟的学科如数理物理学倾向于“客观地”看待世界及其现象,不提及人的主观性和意义。现在到了人文科学发挥独特作用抗衡这种趋势的时候了，它们要用不同于科学的方式描述这个世界，保持心灵、精神、和人的感情品质。因为在大型机器、社会和经济体制控制下的物质时代越来越没有灵魂。
人文科学的新图画纪录了对工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反应，它和曾经产生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反应相同。但是正如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著作特别有力地显示的，我们称为人文科学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了宗教的替代品，或者用他更喜欢用的词“文化”，用来塑造、教育、精细化人的情感和道德意识。
阿诺德宣称宗教和文化的目标重合了，因为两者都集中在“感情和思想天赋的普遍的和谐的扩展，正是这些天赋产生了人性的特别尊严、财富和幸福。”在他看来，文化就是“完美研究”，一种达到平衡和融合的力量，它的功能对于文明越来越重要，因为可悲的是文明越来越“机械和外在性”，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他坚持说“对于机器的信仰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生活在对机器更加不欣赏但更加离不开机器的时代。这实际上是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人文科学的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在从前对人文科学的三种理解中，即与动物对立的人，与上帝对立的人，与理性机器对立的人，哪种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意义？所有三种都仍然有意义，而且继续有意义。每一种都从它愿意确认和坚持作为人的某些关键方面而获得力量，这些方面在当今时代都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在某些方面，我们作为人是什么最好地被我们不是什么而确定下来，比如我们不是神、不是天使、不是魔鬼、不是机器、不是动物（不是常见的老鼠）。人文科学也总是通过否定来定义自己，他们所反对的倾向都一直存在，即使它们可能不如从前那样强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等过去的伟大作品还没有过时的众多原因之一。它们表现出永恒存在的力量，一旦我们有能力理解它们，就能倾听它们的诉说。实际上，西方文明史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就是通过发现过去来复兴现在。这个原则的最精彩体现就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自我意识到古代理想的合适性，但也体现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持久不衰的对于古典哲学复兴的兴趣，作为穿透现代性的批评的平台。
但是没有多少怀疑的是人性本质的主要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在改变。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性”本身就受到攻击，正如哲学家谴责人和动物的等级差别，人和自然的等级差别一样，后现代主义者的种种流派宣称人的“主体”的消失。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使用的“文化”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用来判断包括最著名的清晰“高级”和“低级”的区别，更不要说“优秀”和“平庸”的区别的标准。阿诺德非常有理由地相信我们能够就什么人道主义表现“最好”达成一致意见。但是现在我们甚至不敢肯定这样的概念是否还有任何意义。
尽管如此，如果历史是任何意义上的指南的话，不管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称为“人文科学”的东西将幸存和繁荣。实际上，很可能的情况是在未来的一些年它们将像从前的所有转型时代一样经历另一次转型。也就是确认和再次确认我们人性中正在被忽略被贬低被误解的最根本内容，只不过很难肯定地说它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但是我认为可能的是转型已经在发生了，它的烙印体现在生物技术和医药工程领域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和前景。人类克隆、基因工程、人造子宫、‘物种’融合、人体器官生产、生物和药理学增强等等发展不一定对于我们人类繁荣有利，也不一定是对人类的威胁，但它们提出的问题恰恰总是作为人的内在局限性，用让人惊恐或让人振奋的方式向我们打开可能性的窗口。
如果人文科学恢复从前的胆量，人文科学能够挽救我们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醒我们现代性没有能消除古人对于人性的了解，即使它成功地让人们遗忘了那些认识。这个事实的最大证据之一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他的《美丽新世界》(1932)越来越具有新的高度和境界，因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像书中描写的内容了。正如书中一个人物说的，在那个世界“人人都很快乐”，他们享受性自由、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有可以无休止延长年轻时期、有改变情绪的药物、有各种各样的娱乐。但是书中被称为“野人”的英雄顽固地要求“不快乐的权利”，甚至敢于相信生活中存在比快乐更重要的东西，“我想要上帝、我想要诗、我想要真正的危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善良、我想要罪恶。”在最后，野人就好像他是动物园中的奇怪动物一般被展览：尼采的“最后的人”。
赫胥黎明白人类精神中存在一些构成我们人性组成部分的高尚的无可救药的不安分和冲突。与我们存在本身有关的不安是无法通过良好的感觉抹平的，也是为了它的缘故愿意做出牺牲的东西。但是他也用我们愿意放弃的模棱两可地位的可能性，放弃这个有史以来每个严肃的思想家都一直试图弄明白的难题戏弄和纠缠我们。赫胥黎让人心里不安，也有先见之明。完全值得思考的是人类无限制地追求幸福可能开始改变人性本身，改变人类命运的最后的堡垒：他们的基因构成。如果这样的事发生，讽刺中最大的讽刺是寻找人类幸福的过程在我们知道的人类物种的尽头将最终达到高潮。我们将成为别的东西。我们人作为主体将被它的客体给吞没了。
当然，这不是真地区别于而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颠覆模式，它企图通过消除个人的独立性创造“幸福的”社会。但是被快乐束缚的后人性诱惑或许是二十一世纪西方自由民主倾向的诱惑的特殊形式。因此，赫胥黎著作的要点在提醒我们如果采取了“像神一样生活的”这一步，我们将把人性的很大一部分抛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被抛弃的东西之一是幸福本身，因为人类幸福的可能性本身是和我们不安分、复杂和不完整的人性本质的斗争、苦难、和移位是分不开的。我们的传统用一百种文本和一千种方式教给我们一个教训，传给对那些看到和听到它的人。在我们这个诱惑越来越多的世界上，要得到这个教训并不是很容易。能够提醒我们那个东西以及其他很多东西的就是我们很可能已经快要忘掉的文科著作。
译自：“The Burden of the Humanities” by Wilfred M.McClay
http://www.wilsoncenter.org/index.cfm?fuseaction=wq.essay&essay_id=452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