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试谈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08 次 更新时间:2008-09-17 14: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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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甲:最近一个时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对当前社会的道德状况颇多议论。从学术界的讨论到街谈巷议,几乎无不涉及这方面的间题。有人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客观后果是道德“滑坡”。不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乙:应当说,人们的这类反应是整个社会转型期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它并不仅仅是人们一时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所引起的,而是有其更为深刻的学理上的原因。人们的议论归根到底关涉到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实践中应当如何把握和调节这种关系?这也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说实话,这类问题非常复杂,它既是当前社会生活提出来的现实问题,也是深刻的理论问题,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曾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讨论过,但却尚无定论。当然,唯物史观为我们的探讨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市场经济的特点。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社会分工,其二是利益的分化和独立。马克思就曾明确说过:“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是“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的[①]。离开了社会分工,便无商品交换的必要;没有利益的分化,也无需进行商品交换。社会分工使需要与满足、生产与消费发生分离,从而商品生产者必须按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这就意味着商人只能以对方的需要这一外在尺度来选择自己的活动方式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就此而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本质上是一种他律性的行为。从利益分化来说,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必须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利益的驱动构成市场经济行为最原始的动因和最直接的动力。市场行为动机的这种功利特征,使得商人总是把自己的商业活动当作实现其功利目标的手段。所以,他律性和功利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道德的特点。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②]。这个论断可谓抓住了道德现象的内在本质。这一本质特征意味着道德动机必须是超越狭隘功利的。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超功利性,道德方能达到自律。因为一切可能的功利事物均属于人的身外之物,亦即说它对人的存在来说并不具有本体的意义,所以功利目的不过是来自外在规定的一种自觉形式而已。因此,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只能是一种他律性的非道德行为。只有那种不计荣辱、不计得失,只为行善而行善的行为,才具有自律的意义,从而属于道德行为。为了得到某种报偿而去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去纳税……,这类行为都是非道德的。因为人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善本身,而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功利,从而“行善”不再是目的,而是沦为某种外在目的赖以实现的手段。这类行为固然是出于自觉(即对利害关系的权衡),但却并非出于自愿。假如有另外的手段可以不付出或少付出代价便可满足同样的功利需要的话,那么以功利为目的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种客观上的利他行为。这难道还是道德的吗?这类行为在客观上诚然有益,但毕竟不可与那种完全为了良知、出于自愿而去救人、去纳税的行为同日而语。被功利所驱使的行为,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易罢了。由于处在道德范围之外,它既无所谓道德,也无所谓不道德。

  甲:但据我所知,在伦理学中,对道德本质也还有另外的解释……。

  乙:是的。对道德的阐释,有不同的伦理学说。其中有侧重道德行为动机的,也有侧重客观效果的。一般地说,功利主义伦理学属于效果论范畴。效果实际上是外在目的的实现。功利主义伦理学也强调外在的功利目的对道德的本质意义。二者显然有相通之处。按效果论的解释,无疑应肯定他律行为在道德上的合法性。但我认为,把他律规定纳入道德至少有两个困难:首先,它无法说明道德与法律的区别。我们知道,法律的约束力最终建立在人们因对自己利害的关切而产生的敬畏之上。守法的原因只是在于免受惩罚。因此,与自律性的道德不同,法律是他律性的,体现为外在的约束。它们显然不属于同一范畴。若按效果论对他律行为的容忍,这种差别就被抹煞了。其次,它也无法合理地说明道德的“慎独”境界。假如道德是一种他律行为,那么在无人监督,解除了一切外在约束时,人们还能(或者还需要)道德吗?有一位台湾学者写道:“因为被侵害者是陌生者就不感到道德上的压力,普遍表现在制造业的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假冒商标、饮食业的不讲卫生、出版业的盗印等各方面”[③]。因陌生者不可能造成“人言可畏”的舆论压力,便无法慎其独,这种“道德”又是何其脆弱!倘若离开了对道德价值的目的性追求,这类现象又何以杜绝?基于以上原因,我不同意效果论和功利主义的解释,倒认为康德的动机伦理学有可借鉴之处。康德严格区分了假言律令与直言律令,认为只有后者才是道德判断形式,它并不依赖“如果”。因此直言律令所要求的行为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所以康德强调以自律为特征的道德动机的决定作用。显然,马克思所说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批判地吸收了康德伦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当然,康德的伦理思想带有浓厚的先验论色彩,这种局限性使它难以说明伦理原则的历史生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坚持动机与效果辩证统一的立场。但动机对效果的逻辑先在性意义仍然为马克思所肯定。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必须把自律性作为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

  甲:可是,商业活动中的那种诚实守信、文明经营等行为,难道不是道德的体现吗?

  乙:不少人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们确认市场经济对道德观念的积极推动,也大都是基于这种判断。但我认为应对此作具体分析。假如人们的诚实守信是出于自愿,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这无疑是道德行为。但需要指出,这种自愿决非来自市场经济本身,不是市场经济使然。而一旦与市场经济发生内在关联,这种行为就不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不得已。这时,它的道德色彩便消失殆尽了。因为如果是为了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商业信用关系,以便打开市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这样做,则是非道德的(并非“反道德”)。问题在于,在商业活动这一特定情境中,出于自愿的诚实守信是缺乏保障的,它往往会受到功利目的的左右和遮蔽。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过的话:“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视,那它就实在太愚蠢了。它表现得愈友好,就对它愈有利。商业的人道就在于此,而这种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手段就是贸易自由论所引以自豪的东西”[④]。读了这段话,商业信用行为背后所潜含的功利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恩格斯后来虽然又指出了商品经济的这种非道德性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发达阶段后出现的新特点,但他同时表明这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⑤]。

  甲:问题是恩格斯的分析是否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形?

  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表现出许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特点,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按劳分配、更有效的宏观调控,以及人的思想觉悟较高,等等。但既然是一种市场经济,无论它如何特殊,也无法逃避功利原则的驱动。因此,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摆脱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非道德性质这一普遍特征。社会分工和利益分化从根本上注定了它的行为模式只能是他律性的。

  甲:如此说来,市场经济和道德,一为他律,一为自律,二者必然表现为互斥甚至冲突,从而构成二律背反关系。

  乙:的确如此。仅就市场经济与道德相互对立的一面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带有您所说的这种二律背反性质。

  甲:这大概正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消极道德现象的原因之所在。前段时间,社会上出现的某些见利忘义、明哲保身的现象,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恐怕与市场经济的崛起不无关系。有些人总想回避这一点,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这样做都很难说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一点,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乙:但我想澄清一点,即市场经济与道德的互斥只是表明市场经济的非道德性质,但“非道德”并不就是“反道德”。因此,似乎不能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堕落。记得一位外国历史学家在分析战争原因时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每次交通事故,说到底,都是由于内燃机的发明以及人们想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愿望引起的。但是,警察和法院总是要为每次交通事故寻找一个特定的具体原因——驾车人方面的错误:超速,酒后开车,刹车失灵,路面不好”[⑥]。与此相类似,假若市场经济不存在,那么无疑以它为前提而派生的现象包括反道德现象(诸如商品拜物教等等)也不可能出现。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毕竟只是它们赖以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就此而言,市场经济的存在与消极道德现象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必然的,而是两可的。这就为人们的能动选择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关键是如何找到一种合理的操作机制,来有效地调控这种关系。准确地说,消极道德现象的出现,只是与市场经济的自发发展有关。

  甲:我注意到您在前面肯定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二律背反关系时曾加了一个限制,即“仅就它们相互对立的一面而言”。言外之意,两者还有其他关系?

  乙:是这样。以上我们仅仅说明了市场经济同道德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只是在直接意义上成立的。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除此之外,它们还有相统一的一面,这种统一则是间接的。

  甲: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统一性呢?或者说这种统一性具体地表现在哪里呢?

  乙:概括地说,这种统一性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对道德的间接肯定关系之中。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类道德的进步奠定历史基础。《管子》中说的“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朴素地道出了一个真理。唯物史观则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对道德的历史制约性。不能否认少数先进人物可以抑制基本生存需要而追求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实现,但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即在类的层面上,则不可能实现这种超越。这也正是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论”的合理之处。离开坚实历史基础的道德,潜在着沦为一种伪善的危险。这一点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假道学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我们也曾陷入脱离物质基础的道德“乌托邦”。这一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唯物史观认为,道德完善作为人类解放的一个内在方面,只能“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⑦]。值得指出的是,由此体现出来的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肯定关系只是一种历史的统一,而非直接的同一。因此,它并不排斥二者在直接意义上的对立。

  其次,市场经济对人的主体性存在方式的肯定,有助于道德自律的实现。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具体分析过市场经济的主体性与反主体性双重效应[⑧]。就其反主体性效应而言,市场经济存在着使人物化和单向度发展的倾向,它导致的后果将是他律性,因此与道德相悖。但就市场经济的主体性效应而言,它又同道德具有一致性。因为道德行为的实现离不开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既是主体性的体现,又是自律性的表征。特别是市场交换过程中人们对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自由选择的体验,为道德决定的自律性特征提供了一种人文前提。马克思说:为了使“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交换双方“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⑨]。而意志自由亦即自我决定,它是自律性的基础。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肯定作用,并不是当下实现的,相反,它只有经过长期的人文精神的升华,才能够变成现实。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肯定只是一种历史的肯定、间接的肯定。也正因此,这种统一性不具备人们在“此在”状态下的操作意义。

  甲:以前我也同意对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关系作一种辩证的理解,但却总是感到空泛。今天,听了您的这番话,总算对它们究竟怎样对立、又如何统一,得到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使我踏实了许多。不过这还只是一种理论的解决,因此我想请您进一步阐述一下您一开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乙: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是,既然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存在着互斥和对立的一面,那么,就应当在现实生活中为它们严格划界,以便防止二者相互“僭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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