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32 次 更新时间:2008-09-16 18:58:45

进入专题: 马克思   恩格斯  

何中华 (进入专栏)  

  

  [摘 要] 怎样恰当地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的重要差别?“分工说”和“情境说”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把恩格斯视为“第一提琴手”的观点妨碍了客观地看待这种差别;马克思思想的总体取向及马恩在不同意义上谈论马克思学说同达尔文进化论的相关性,表明马克思并未像恩格斯那样肯定自然辩证法;马恩之间的长期合作亦不能排除彼此误解的可能性。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有无差别?若有,又是何种性质的差别——是原则性的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此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总体理解。笔者曾从若干方面大致描述过马恩的思想差别[1],但有待进一步追问的是,怎样恰当地看待这些差别?

  

  一、“分工说”和“情境说”质疑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存有重要差别,这是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难以否认的事实。但学术界给出的某些解释却总是倾向于把这种差别看作非实质性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分工说”和“情境说”。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值得推敲的余地。

  “分工说”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不过是他们的理论分工造成的,从而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有把两人的思想整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情果真如此吗?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就承认彼此之间有其理论上的分工。他们在《神圣家族》序言中指出:“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2](P8)。恩格斯于1885年回忆说:“当我们1845年夏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指唯物史观——引者注)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3](P196)。他还说过:“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要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4](P375)。马恩之间无疑存在着理论分工和协作,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这一点是非常自觉的。但我们所揭示出来的马恩思想差别,是无法用分工给予充分的解释的。因为它并不表现为研究的领域、关注的方面、探讨的侧重点的不同,而是直接涉及哲学视野和逻辑预设。任何分工协作都必须基于同一前提之上才是可能的。显然,马恩思想差别已经超出了分工所能解释的范围。“分工说”用理论分工来解释这种差别,实则混淆了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从而模糊了差别的性质。

  严格地说,“分工说”只能解释马恩思想之间次要的、非实质性的差别(例如侧重点、着眼点之类的不同,但这类差别必须是基于共同的预设而形成的),但无力说明基本预设上的距离亦即所谓思想上的异质性。其实,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不是指他们在研究领域或研究重点上的不同这类外在方面,而是指即使在同一领域甚至同一问题上都存在的分野。“分工说”无法充分地解释基本预设上的不一致。基于同一预设上的分工所造成的差别,应当仅仅局限于侧重点或着眼点的不同,它决不能危及到预设本身;否则,就完全超出了“分工说”所能够给出合理地解释的范围。

  “情境说”则认为,恩格斯思想之所以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的不一致,乃是由他所面临的特殊历史处境决定的,从而不能被解释成原则的区别。恩格斯之所以特别强调唯物主义一般基础,乃是由于遇到了唯心主义的空前挑战所致。恩格斯的确承认,“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3](P698)。在一定意义上,论敌已先行地规定了讨论的论域和问题的焦点,在论战中受到论敌的这类影响在所难免。但这种影响无论有多大,都必须把它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亦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妨碍或改变最基本的立场和视角。否则,讨论就是丧失原则的,因为它意味着同对手的妥协以至投降。这里有必要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关系,而是革命性的超越关系。它们不是程度上的差别或表现形式上的差别,而是本质的差别。因为实践唯物主义是作为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对立的辩证扬弃的结果而形成的。就此而言,实践唯物主义的前提已经被彻底重建了。它决不是对旧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的延续,而是体现着一种断裂。所以,实践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不是在同一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恰恰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变革的革命性所在。撇开实践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仅仅在最抽象的层面上谈论它们的一致性,就像撇开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而只是因为人也有七情六欲,就把人和其他动物说成是具有共同基础,从而拿肉体属性来规定人性一样荒谬。抽象至此,文化和人性还有何意义?这种简约论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精神的。所谓“唯物主义一般原则”并不能体现“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特质。

  第二,笔者曾指出:恩格斯“在谈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时,并没有像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样,涉及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超越问题。这至少意味着恩格斯在此著作中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曾达到的‘合题’,而是仍然停留在知性逻辑的框架之中”[1]。譬如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5](P481)。既然“现代唯物主义”必须建立在“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也就意味着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是不能也不应被“新唯物主义”超越的。这同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予以扬弃的态度存在着原则区别。在恩格斯那里,现代唯物主义在根本前提上同旧唯物主义并无任何区别。在马克思那里却不然,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从根本前提的层面上重建了哲学基础,即由抽象的物质过渡到了能动的实践。因此,马克思不是在“反题”的意义上拒绝和反对唯心主义的,而是在“合题”的意义上扬弃和超越唯心主义的。这一定位决不能因论战的具体情境而改变,因为它直接涉及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同旧唯物主义的关系不是一种完善与被完善的关系,前者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看待方式,它决非简单地在旧哲学的基础上增加点什么,而是改变了哲学的审视方式本身。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它的个别结论,而是针对使它成为可能的那个前提。正因此,其哲学在克服旧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克服了唯心主义。正是那个被马克思所颠覆掉的前提,才导致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分化及互为外在的对立。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做的决不是对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重新捍卫和新型辩护,而是对唯物主义赖以成立的学理预设和使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成为可能的历史基础的双重超越。对此,我们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中提出的所谓人的“肉体原则”和“精神原则”的“和解”。这一合题取向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母题,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个主题的不断成熟而已。如果说马克思试图超越唯物论同唯心论之间的对立本身,那么恩格斯则仍然致力并拘泥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区分和对立,强调并认同“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这种差别既凸显了马克思在逻辑上的彻底性,也说明了恩格斯在视野上的局限性。

  第三,如果因唯心主义有时也强调生活和实践,而通过重申“唯物主义一般原则”予以反驳就可以奏效的话,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就不必诉诸实践的唯物主义了。因为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就有着对生活和实践的重视。其实,恰恰是由于旧唯物主义对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批判之失效,才促成了马克思试图超越它而不是利用它。马克思早已发现旧唯物主义在反驳唯心主义时暴露出来的致命缺陷,而且这种缺陷不可能在旧唯物主义的范围之内得到克服(这正是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之所在)。因此,他不再信任旧唯物主义,从而独辟蹊径,从更本然的前提上超越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及其对峙。既然如此,在遇到唯心主义的挑战时,怎么可以靠继续援引旧唯物主义所认可的“一般原则”来回应呢?恰恰是在回应的方式上显示出旧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之间本质的差别和分野。即使唯心主义强调生活、实践、人的存在,那么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划清实践唯物主义同实践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而不是通过回到旧唯物主义立场来解决。因为这种“倒退”只是逃避问题而非解决问题。它不符合马克思的一贯态度和做法,不符合其哲学的基本信念和立场。

  

  二、究竟是谁拉响了“第一小提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究竟是谁拉响了“第一小提琴”呢?这原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日本著名学者广松涉却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6](P358)。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6](P366)。这个结论若成立,那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着异质性的观点亦将变得缺乏根据和不真实了。因为马克思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是这个大胆的结论能否成立?

  广松涉的观点首先不符合恩格斯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问题上的一贯的自我定位,因为他从来都把马克思确认为“第一提琴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总结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贡献时郑重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5](P740)。他还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早在他认识马克思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由马克思自己独立地提出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中指出:摩尔根“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3](P1)。由此推算,早在1844年前后马克思就已“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他又指出:“……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引者注)。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7](P257-258)。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他同样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是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3](P211)。显然,恩格斯始终是把“发现”权归属于马克思的。一位擅长文献学方法的学者,竟然会无视这些于自己不利的证据。这表明,一旦有了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即使有足够的文献学上的事实,它们也将丧失其纠错作用。文献学无疑能解决某些棘手问题,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能解决所有问题。对文献学方法寄予无限度的信任,同无视这种方法一样危险。广松涉嘲笑了“习惯于随心所欲地引用只言片语,并以之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类的人”[6](P357),却未能注意到自己所操方法本身的局限性,这是富有讽刺意味的。

  广松涉认为,恩格斯是因为谦虚而“尽力把功劳让给了马克思”[6](P371)。据说“恩格斯在晚年的一系列证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谦虚”[6](P358)。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明权归属于马克思,究竟是出于谦虚,还是出于事实?作为一个严谨而诚实的思想家,无论多么谦虚,都不应该达到歪曲事实的程度。在此问题上,梅林的说法也许更真实、更恰当。他说:在“奠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方面,“恩格斯也有一份功劳,而且这功劳比他自己所谦逊地承认的要大得多。但是恩格斯把那基本思想的经典式的表述完全归功于马克思,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8](P163)。

  要想把恩格斯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创始人,就必须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观点主要来自恩格斯的贡献,进而证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该章没有必然的和内在的关系。广松涉因此不得不竭力淡化《提纲》及其与《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关联,其目的是凸显恩格斯对于《形态》的原创性贡献和主角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何中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克思   恩格斯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82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