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实践、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诠

——世纪之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态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9 次 更新时间:2008-09-16 18: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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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人们对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种可能的态度:回到马克思;告别马克思;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本文认为只有第三种态度才是恰当的。因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精神变迁的迫切需要。在以往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无论是实践还是辩证法,人们都未能充分地发掘出它们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中被赋予的深刻意义及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不能不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内在精神的领悟与把握。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思想。

  

  实践: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在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中,实践一般是被置于认识论部分,只是作为认识之前提和源泉才予以涉及。这就把实践仅仅局限于人的存在的多种可能的维度之一种。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实践首先同人的存在本身联系起来,被理解为人的存在的现实表征和确证。实践同人的存在的等价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直观和确证。马克思说:“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首先,实践的动机包含着人对自然限制的突破和超越。实践观念作为客体尺度与主体尺度的观念统一,它不仅体现着来自对象世界的他律性规定,即“不能做什么”的客观限制,而且体现着来自主体自身的自律性规定,即“应当做什么”的价值趋向。二者的有机契合才导致了“必须做什么”的现实选择。而且,也只有主体尺度的规定才真正显示出属人的特质。实践结果中所包含的那些无法被还原和归结为客观必然性和自在世界的规定,最终只能源自主体的价值尺度。其次,实践的过程及其产物使人的本质力量以直观方式呈现出来了。所以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人们在实践的结果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这里所谓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人的实践建构的产物,积淀并凝结着人的本质力量。

  第二,实践以其双重品格表征着人的存在的特质。人的存在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获得规定,诸如语言、思维、制造工具、符号、理性、心理、情感等等。但它们均无法从总体上体现人的全部特质,相反却有待被说明、被界定。因为这些特征都带有外在的和描述的性质。追溯它们更根本的前提,只能被归结到实践范畴。对于这一切属性来说,实践才具有本体的意义。列宁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直接的现实性的优点。”(《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0页)实践的普遍性品格不仅体现在参与实践的背景知识所具有的抽象普遍性特征之中,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作为实践者的个体所积淀和浓缩了类本质,即人的类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在主体方面主要表现为个体的人通过文化符号获得的人的本质力量和类的一般能力;在客体方面则表现为自然界的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都能够被对象化,从而进入人的视界,成为人们自觉把握的内容。可见,实践的普遍性特征凸显了人对物的超越关系,标志着人的特质的获得。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品格则表征着人的此在性,使人的存在成为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此在性的人的存在,总是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归根到底是由人的实践活动赋予的。实践所造就的历史情境使得实践总是个案的。因此,实践活动唯一地成为人的此在性的塑造者和表征者。套用笛卡尔的说法,就是“我活动故我在”或“我实践故我在”。

  第三,“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意味着实践对于人的存在所具有的逻辑先在意义。恩格斯提出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对此,有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天真地追问:人与劳动究竟孰先孰后?其实,这一提问方式本身就是虚假的。人与劳动的解释学循环所凸显的悖论,恰恰意味着不应在时间的意义上去解读这一命题。诚然,人类的起源表现为一个时间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对于人的历史生成本身的关系也是时间性的。前者只是一种基于时间结构的描述性问题,后者才是超时间的逻辑问题。对“劳动创造人”命题表示困惑和诘难的观点往往源自这二者的混淆。劳动对人的历史生成所具有的前提意义,不仅表现在人类起源方面,而且表现在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成方面,它构成人类赖以存在的永恒条件。由此可见,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既不是一个生物学命题,也不是一个人类学命题,而只是一个人类学本体论命题。离开这一视野去解读该命题,就必然陷入悖论。而这一命题的独特视野所朗显的“劳动”对人的历史生成的前提意义,恰恰印证了人的实践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和不可剥离的性质。从哲学上说,劳动也就是实践。

  

  实践的本体论意味

  

  马克思从实践出发,使哲学不再囿于自在事物本身或抽象的理念,而是回到人的现实存在。作为哲学视野,实践意味着什么?其优越性何在呢?

  应当承认,人们以往在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并未充分注意它的反思性质,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常识和描述的意义上谈论它,从而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精神相去甚远。这种误读主要表现在:第一,采取“以物观之”的方式,选择还原论方法,去实证地描述由自然界到人及其思维的发展历程,把原本是实证科学的任务当作哲学的任务。这种还原论表现为两种混淆:在时间意义上,把人的思维的存在同它的起源相混淆,认为对思维起源的描述等价于对思维的存在之本质的充分揭示;在空间意义上,则把人的精神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同人的精神所以可能的理由相混淆,以为只要描述了精神的前提就给出了精神的充足理由。对这种混淆的缺陷,苏格拉底早就指出:它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原因和条件”(《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4页)。这一误解导致了“人”在哲学论域的“退场”和“缺席”。因为它通过绝对的还原把属人的一切统统都消解掉了,使人的存在所显示出来的特质丧失了任何合法性。其实,作为实践结果的人造物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物,归根到底是由于它总是凝结着无法被还原和归结为自然属性的规定。正视这一点,恰恰是确立人的现实存在(即实践)这一哲学视界的前提。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解说,把再现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作为哲学使命,从而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本体论意味。本体范畴作为一种逻辑的设定,它不是指称性和描述性的。本体论谈论的不是一切可能的存在者(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本身,而是存在者之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正是哲学的反思性质所在。一切科学作为对外部事物的再现方式,它是反映的而非反思的。唯独哲学才是反思的,它不再是以描述的方式去客观地再现对象性规定,而是以逻辑的方式呈显存在者存在之可能性和必然性。把反思降低至反映层次,使得我们关于哲学的一切话语并未进入哲学的语境和视界,从而影响了哲学的睿智。

  走出上述误区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恢复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质意义,重新确立哲学的实践视野。

  或许有人说,马克思并不乏对现实事物的实证研究。诚然,马克思明确提出:“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甚至他的研究赖以进行的“现实的前提”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问题在于,这种经验考察和实证研究在马克思理论目标的定位上并不具有终极意义,它只是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这种考察本身,相反,他仅仅把这种考察作为反思的准备,因为只有它才能提供反思的对象和内容。这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存在着原则区别。由于这类经济学说只是满足于经验的描述,它们都仅仅局限于“是”,而无法过渡到“应当”,最终因缺乏批判性而陷入保守和辩护的立场。这种批判性的缺乏,恰恰是由于离开了反思性所致。马克思之所以高于这类经济学,就在于他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批判地继承了反思的形式。经验的反思对象同思辨的反思形式的整合,使马克思既超越了旧的经济学说,又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受到了来自两个完全相反方向的误解和批评,他写道:“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页)。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实践何以能够成为形而上学提问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哲学的视野在什么意义上、在哪些方面区别并超越于经验的、科学的、实证的视野?

  实证视野的根本特征是其包含的对象性结构,亦即庄子和荀子所谓的“有待而然者”。从历史上看,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分野,归根到底乃是由于对这种结构进行诠释的意向。在相互对待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对象性结构,意味着人的视野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主体与客体互为“他者”(other)的关系使它们彼此成为相对的。主体对客体的因果解释模式也使得对象结构成为有限的规定。因此,实证视野无法提供绝对的目的、无限的理由、永恒的根据。本体论则以消解对象性结构为旨归。它不再关注实在的设定与描述,这类问题在本体论视之乃是一无意义的假问题。相反,作为实证认知方式的科学则必须以这种设定作为自己的绝对前提。本体论通过否定相对性和有限性,实现了对人的经验存在和实证视野的超越,使人的视野进入无限、绝对、永恒的层面,为人的存在预设了终极根据。本体论视野不能容忍任何悖论。因为,悖论乃是相对性和有限性的体现。实现对经验存在和实证视野的超越,就必须消解一切可能的悖论。但是,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本体论本身却陷入悖论之中。这也正是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所面临的致命危机。这种本体论悖论主要表现在表达、视野、境界等不同层面上。

  在表征层面,本体论蕴含着不可言说和必须言说的悖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老子何以还有五千言?老子解决这一悖论的尝试是使语言由指称义转向象征义。由此决定了“本文”(text)由理解的对象变成了领悟的契机,从而避免了陈述方式,确立起隐喻的表达。这一转换使“说”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说”了。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归根到底也走了老子的路。这种解决方式的缺陷在于未能导向人的存在。比起马克思的实践解决,这类解决办法尚有较大局限性。马克思不是由指称义转向象征义,而是由“说”走向“做”。在他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是一种谈论,但这种谈论本身恰恰在于让人去领悟何以由“说”回到“做”。所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因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在视野层面,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划界是必要的,舍此则无以凸显形而上学视角;但这种划界本身却陷入了相对性和有限性。这种视野上的二律背反,限制了本体境界的澄明。以中国古典哲学为例,《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这里的“非”作为否定词即是两种视野划界的体现;《易传》所谓“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也是这种划界的鲜明表达。在西方,最典型的大概是康德关于现象和本体之间的区分了。但是,两种视野的分别将展现出自律与他律、人的肉体原则与精神原则、能动与受动、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经验与超验、理性与价值等一系列悖论。对此,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因为马克思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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