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论执政党在二难选择中探寻具体路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方法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0 次 更新时间:2008-09-16 18: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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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 (进入专栏)  

  

  摘要: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渴望尽早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又担心激进的民主化会带来社会混乱.中共选择稳步前进的方略是合理的,但如何恰当地探寻出具体的路径,仍需运用现代思维方式,认真地研究和解决.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政治 现代思维方式

  

  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路径,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的情势下,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已成为国内外人士关注和议论的重要话题.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风险性,直接关乎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关乎整个社会的性质的改变和走向,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路径选择具有二难性质的最为深刻的,具有基础性的原因.恰当地总结执政党的历史经验,辩证地吸纳发达国家的有关优秀成果,正确地运用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思维方式,或许对于在二难选择的过程中,探寻较为合理的具体路径,有所助益.

  

  (一) 历史经验与现代思维

  

  1981年决议

  

  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进行总结执政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的重要工作,并在1981年的六中全会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该决议在回顾了党在执政前的奋斗史后,肯定了党执政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明了党在执政后的各个阶段中所取得的具体成绩和所犯的左倾错误;严肃地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彻底否定了"文革"这场内乱;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确立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提出了改革具体制度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及经济文化往来的任务,即初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二十余年的实践证明,该决议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决议所概述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需要结合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首先是"问题"实际,深入地进行理解和发挥.对于实事求是这一人们熟知的原则,应将其与解放思想这一方针密切结合起来.只有勇于打破僵化了的思维定势,才能真正从实际出发,即从存在的问题出发,并正确地解决问题.对于群众路线这一近年来提得不多的原则,应将其与发扬民主这一方针密切结合起来.只有着眼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才能实现为了群众和依靠群众相结合,运用法制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对于独立自主这一易于引起误解的原则,应将其与对外开放这一方针密切结合起来.只有敢于和善于与其它民族交往,吸纳其先进和优秀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才能融入于世界大家庭中,发展自己,并保持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很明显,这三个基本方面都是可以和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发挥出重要的思想方法上的功能的.而当把这三个基本方面同现代思维方式结合起来时,这种功能就会更加强而有力.

          

  "右派"与"反革命集团"之说

  

  人的认识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重读当年那个决议,自然会看到它的不足之处.正象决议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精神资源一样,决议的某种缺憾也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挫折的思想源头.这种缺憾主要表现在对人性、阶级、社会主义诸问题的认识和对待上,仍有左倾思想的遗迹.这里以对反右派斗争和"文革"所做评价中的两个提法为例,做一简略剖析.决议批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是有道理的,因为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分子"被错划了.但决议仍认为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反击是必要的.这也就是此前一年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把这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说成是右派分子是否恰当呢?做为中共的老朋友的章伯钧所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即使是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也不能说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猖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它的"设计",并不必然是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服务的.做为一名大学生的林希翎对党的一些政策和工作所进行的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或偏激的,也谈不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党克服了缺点错误,只会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实,在那个年代,全党和全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是清楚的,并有很多误解.章伯钧、林希翎等人的基本观点是在由党召开和政府允许的会议上提出的,是对党的"大鸣大放"的回应,将他们当成"阶级敌人"而划为右派分子,至今不予改正,是不应当的.左派与右派之说,源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制宪会议.当时对即将到来的革命持反对态度的做为第一等级的教士的代表和做为第二等级的贵族的代表坐在会场的右边,而主张革命的做为第三等级的资产者和市民的代表坐在会场的左边,后人便把保守派或反动派比喻为右派,把激进派或革命派比喻为左派.这种比喻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和书信中,只是偶尔使用过.在列宁的时代,这种比喻多了起来,但列宁主要用来比喻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派别.在当代,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常用此比喻,但其含义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曾把国民党划分为左派与右派.后来,包括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中,不再使用此种比喻.只是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看到一些人的激烈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又想起了右派与左派这种比喻,并把所谓右派当成了"阶级敌人".

  决议严厉批判"文革"中的罪人林彪、江青等人,是理所当然和完全正确的.但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就不够贴切了.在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先后灭亡后,主流媒体曾把他们叫做"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正是在他们当权的时期,那些早已在土地改革中被打倒并从事劳动的原来的地主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并无反抗的表示,却要在"文革"中,被反复批斗,惶惶不可终日;而原来的资本家在公私合营后应得的"定息",也在"文革"中被取消.说林彪、江青等"文革"中的掌权者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实在与事实相去甚远!决议不把他们叫做"阶级敌人",而叫做"反革命",似乎避免了上述叫法的明显不合理性.但人们会问:他们反对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是当年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文革"?显然都不是.他们只是一伙利欲熏心、玩弄权术、践踏人性的投机分子和坏分子.不从人性这一视角,去剖析他们社会心理或灵魂深处上的丑恶,而仍然用带有机械阶级论色彩的"革命观点"来进行剖析,是难以准确地揭示林彪、江青等人的本质的.从历史上看,革命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对社会进步有益.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既继续批判了改良主义,又着重批判了革命主义,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列宁在两者前面都加上了"小资产阶级"的修饰词是否准确,可另当别论.由于"革命"这一概念经常被泛化,中国共产党人往往把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行为乃至正义的事业,都称为"革命",例如邓小平就把新时期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与此同时,往往把严重危害或被认为严重危害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行为叫做"反革命".这种概念的泛化,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合理性,并具有某种社会功能的.但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则会起某种消极作用.在八十年代末使用"反革命"一词于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消极后果,是明显的.而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发展,这种概念的泛化受到了限制.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已不再有"反革命罪"一说,而此后的党的文件中,也不再有"反革命暴乱"一类说法了.

  决议正确地谴责了同林彪、江青类似的大大小小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分子"在"文革"中的破坏活动,但没有谈到在这两个集团中,还捲进了一些品德较好,曾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积极工作,只是出于对毛泽东"无限信仰",才成为"骨干分子",并做了一些迫害老干部的坏事的人.所谓"徐景贤现象",就是一例.徐在"文革"前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周围人的较高评价和尊重,在"文革"中,积极参加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造反活动,成为上海的"徐老三".但当发现在造反派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与"左派"宣称的原则不相符合的现象时,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抵制.在党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一份文件的附件中,就有徐在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后写的一封信,信中批评了王洪文在生活上的腐化,认为这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背道而驰.这表明,即使在"四人帮"掌权时,徐对某些腐化行为也是能以抵制的,而这正符合他参加"文革"时想要建立的"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社会的.对这种品德较好而又有才华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只要认识并改正了错误,就应当予以适当的任用.遗憾的是,他被判了较重的徒刑.扩展开来说,在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后,也存在着这种现象.一些曾经抱有三民主义信仰参加了国民党的人,历史上未做什么坏事,例如没有参加过追杀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活动,也没有依仗权势欺压百姓,不贪污不腐化.在他们认识到由于国民党上层集团背叛了三民主义和腐化堕落并因而遭到失败后,留居大陆.然而,其中许多人遭遇不佳,在一些政治运动中成了挨整对象.他们的良好的道德品质未被认可,他们的聪明才智未被运用.有的还以"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再扩展开来说,一些被划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是子女的子女,在七十年代中期还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被列为"可教育好子女",遭到歧视.这种基于机械阶级论的"阶级观点",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不平等,在鼓励了一部分青少年的先天优越感、特权感的同时,压制或剥夺了一些社会成员依据宪法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并使一些人的聪明才智未能正常发挥发挥,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两极化

  

  应该说,在解放前的中国现代历史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在影响着共产党人,这就是基于线性思维方式的两极化.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互相联系的公式上:"剥削阶级=反动阶级=道德堕落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阶级=大公无私阶级".前一公式的依据是,剥削阶级占有大量生产资料与生产品,就必然反对变革和革命,就要对人民巧取豪夺.从这一公式出发,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便是一个反动政党,其成员即使不是穷凶极恶之徒,也是品行低下之辈.国民党的军队也就是反动的军队,到处抢掠民财,欺压百姓,甚至杀人放火.其领袖蒋介石也就是道德败坏的卖国贼.后一公式的依据是,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并受剥削和压迫,就必然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思想作风,甚至是大公无私的,并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个别人"有了毛病,也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结果.从这一公式出发,做为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共产党,便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核心,其成员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世界上最觉悟、最进步、最健全、最有道德和最富正义感的人士,集中在共产党中".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也既是英勇善战,又是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子弟兵.其领袖毛泽东便是道德高尚的伟大革命家.这种基于线性因果观的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鲜明地揭示了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对立关系,表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军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因果链条上的"不同长度"和矛盾双方的"对称破缺",并把对立关系绝对化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无疑是应当铲除的,地主阶级做为一个阶级也应当消灭.但众多的地主分子并非"天下乌鸭一般黑",更非"黄世仁",其中一些人在解放前不久还是辛勤劳动的农民,只是积攒了一些金钱,购买了一些土地,雇了一些农民耕作,经营有方,才发家的.有些人还善于搞"阶级合作",善待雇工,还有些人经常施舍,救济穷人.在他们当中还会出现少数开明士绅,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地主李鼎铭先生便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从总体上说是起消极作用的,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是相当普遍的.但在北伐战争初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从总体上说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其中少数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普通老百姓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并且比较廉洁.至于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诚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代表中国反动势力干了镇压人民革命的坏事.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重危害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事业.但他并非从根本上反对三民主义,也不是反对民族独立的卖国贼.从他终能投身到抗日阵线中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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