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辩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9 次 更新时间:2008-09-15 19: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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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摘 要:马克思实践本体论面临的主要诘难是:实践作为一经验事实不能成为逻辑在先的初始范畴;自然界对于人的活动具有前提性,对于人的存在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其实,实践不同于一般经验事实的独特性在于它对一切可能的“在者”的开启性,正因此实践有足够的资格成为本体范畴。自然界的前提性和优先性不足以成为物质本体论赖以成立的理由,相反,实践范畴之原初性的凸显,使其在本体论语境中失去意义。实践本体论所昭示的是“第三条道路”,即介于思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与现象学—解释学具有相类似之旨趣的独特进路。它的确立宣告了那些未曾与实践“谋面”从而未能真正回归于实践上来的哲学的寿终正寝。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本体论;辩护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实践具有绝对的原初性和真正的开启性。这也正是它成为本体范畴的先决条件。在对马克思哲学做出实践本体论的诠释时,我们遇到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实践本体论究竟面临哪些可能的诘难?又如何进行有效地辩护以回应这些诘难?

  

  一、实践在何种意义上成为本体范畴

  

  实践作为人的活动,作为生成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的活动,无非是一个经验事实。问题在于,实践本体论难道仅仅是在确认这一事实吗?倘若如此,它岂不是同实证科学并无二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践本体论作为一种本体论,不应该是对某种经验事实的确认,而是寻求使经验事实成为可能的那个原初性的理由。它的这种逻辑悬设的性质(逻辑在先性乃是此性质的必然要求)决定了它不是对某种经验事实的描述或报道,而是对一切可能的经验事实的超越(这恰好是其超验性之所在),并在这种超越中给予一切可能的经验事实以终极根据和内在理由。一切经验事实作为被派生者,并没有资格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初性规定。

  诚然,实践首先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也是人们对于实践的日常看法。但实践又不仅仅如此,因为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事实。那么,实践这一经验事实的独特性何在呢?或者说,实践本体论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成立呢?正像海德格尔所揭示的那样,人也是一个“在者”,但却是一个特殊的“在者”,因为人是唯一地能够追问“在者”之“在”何以可能并把此追问作为自己的“在”的方式的“在者”,这种独特性使人成为“此在”。与此相类似,实践对“在者”的开启这一事实的独一无二性,也使它唯一地有资格成为本体的规定。正因此,实践才有理由作为我们领会一切可能的“在者”之“在”的恰当的路径和方式。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实践被作为一个一般的经验事实加以确认时,其本体论含义恰恰因此而被幽闭了。因为如此一来,实践就沦为可被定义的已成之物。它诱使人们去大谈实践的定义,例如说“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之类。这类定义不得不从主观(主体)和客观(客体)及其二分的先在前提出发来规定何谓实践。这样,实践的原初性便荡然无存。因为在所有关于实践的定义中,实践都已被先行地设定成受动者而不再是自因的使动者。把实践看作经验事实的对待方式,使实践成为同其他一切可能的经验事实毫无二致的规定。实践区别于其他全部经验事实的独特性在于它同时还能够而且必须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被领会,即它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正因此它才是真正的时间性之源),在此开启性中既成就了现实的人,又成就了“现存的感性世界”,这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正是这种性质,使实践获得了本体论含义,也使人们超越了把它仅仅了解为一个普通的经验事实的狭隘视角。一切非实践的经验事实,都不具备这样被看待的可能性。因此,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实践决不能像通常那样被当作一个普通的经验事实来看待。

  对实践作为经验事实之独特性的领会,有赖于对另一种经验事实的确认,这就是实践对“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开启。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之作为本体论基础,不过是基于对“某种经验的事实”正视,从而一点也不神秘。这种“经验的事实”就是马克思所揭橥出来的:“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76。正是在此意义上,也仅仅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76。所谓“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就是指实践生成感性世界这一“经验的事实”。但遗憾的是,在思辨哲学和旧唯物论所构筑的意识形态陷阱中,人们面对“某种经验的事实”也会视而不见。思辨哲学由于自身所固有的神秘主义痼疾,不可能正视这一事实。费尔巴哈同样“没有看到”[1]76。因为“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78。费尔巴哈“没有看到”的,恰恰是为实践本体论的观察方法通过对一切直观的超越和克服所发现的,那就是感性世界实际上不过是感性活动的产物这一朴素的经验事实。显然,说实践是一经验事实,无非是将其确认为一个普通的经验事实;说实践开启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是一经验事实,则是在确认实践之异于一般的经验事实的独特性。只有后者才为实践作为本体范畴之奠基提供了合法性。虽然我们无法将实践同实践生成感性世界分开,但它们毕竟体现着某种角度上的微妙差别。

  关于对实践的强调,马克思尽管承认“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但又认为“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想,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1]75。例如费尔巴哈说过:“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2]248。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的意思:“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306。

  在费尔巴哈那里,直观具有不同的含义。他至少区分了三种直观,即“最初的直观”、“直接的感性直观”和“真正的直观”。他指出:“直接的感性直观反倒比表象和幻想晚出。人的最初的直观——本身只是表象和幻想的直观。由此可见,哲学,一般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离开感性事物即实际事物,而是在于接近这些事物——并不在于将对象转变成思想和观念,而在于使平常的,看不见的东西可以看得见,亦即对象化”[2]174。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真正的直观”:“只有为思维所规定的直观,才是真正的直观”[2]179。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由于费尔巴哈离开实践去了解感性世界,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直观性。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倘若“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其结果就是“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1]75。怎么办呢?“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1]75-76。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第41条指出:“……一切对象都可以通过感觉而认识,即使不能直接认识,也能间接认识,即使不能用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也能用有训练的感觉认识,即使不能用解剖学家或化学家的眼睛认识,也能用哲学家的眼睛认识。由此可见,经验论认为我们的观念起源于感觉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经验论忘了人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感觉对象乃是人本身,忘了意识和理智的光辉只在人注视人的视线中才呈现出来”[2]173。

  由于没有确立实践这一原初基础,费尔巴哈未能真正从根本上克服二元论的陷阱,这在直观问题上同样也表现出来了。他说:“本质和现象之间,原因和结果之间,实体和属性之间,必然和偶然之间,思辨和经验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建立了两个王国或两个世界——一个超感性的,属于本质的世界;一个感性的,属于现象的世界,这些差别是属于感性范围以内的”[2]173。显然,费氏反对这种二元性。问题在于,超越这种二元性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在费尔巴哈看来,那就是感性。他说:“我们并不需要超出感性,以求达到绝对哲学意义下仅仅属于感性事物,仅仅属于经验事物的那个界限,我们只需要不将理智(即所谓‘为思维所规定的直观’或者‘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引者注)与感觉(即所谓‘最初的直观’或者‘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引者注)分开,便能在感性事物中寻得超感性的东西,亦即精神和理性”[2]174。可是,怎样才能“不将理智与感性分开”呢?那种就是诉诸“二重性的直观”。但这种直观并没有真正超越二元性,因为费尔巴哈没有找到真正扬弃它的内在基础和逻辑前提,从而未能解决马克思指出的那个“相矛盾的东西”所包含的“矛盾”。因此,费氏最终仍然不得不徘徊于“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而摇摆不定。

  费尔巴哈承认:只有在“直观与思维结合……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2]111。可见,他的确试图克服直观性的局限,但并不成功。因为直观与思维的结合说到底仍然是把问题囿于马克思所谓的“解释世界”这一知识论范围,而非转变为“改变世界”的问题。如此一来,它所能解决的顶多不过是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明显地带有康德及其二元论的痕迹和影子。因此,这种“结合”的办法本身无法从根本前提上克服这一直观的看待方式的致命缺陷。克服直观性的真正可能的路径,不是直观与思维的结合,而是在原初性意义上诉诸实践,从而根本改变哲学的视野和立场。这是马克思哲学所昭示的可能性。

  

  二、如何看待自然界的前提性和优先性

  

  拒绝对马克思哲学做出实践本体论解释的最强硬的根据之一,莫过于马克思自己的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界的条件性,一是自然界的优先性。不少人把它作为坚持物质本体论的重要理由。无庸讳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自然界的条件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自然界的时间在先性意义上的优先地位。这是为那些反对把马克思的哲学解释成实践本体论的学者所一再提及、津津乐道的有力“证据”。但是,能够据此把自然界或自然物质作为本体论基础加以确认吗?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269。他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一是“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二是“在更狭隘的意义上”,自然界还“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269。显然,在这里,自然界是在“条件”(或“前提”)和“手段”的意义上被肯定的。许多人拿这句话作为马克思是一位物质本体论者的证据,是缺乏根据的。自然界固然是人们的活动赖以进行的“前提”,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人的活动的“理由”加以确认,更不能以此为根据进而把自然界作为本体论范畴加以确认。否则就混淆了前提与理由的原则区别。在所谓“更狭隘的意义”上,自然界对于人们的活动而言不过是手段或工具罢了。自然界的这种手段性,意味着人们倘若离开了自然界这一必要的凭借,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自然界仅仅是“用”的规定,而非“体”的规定。显而易见,在此意义上,自然界与本体范畴毫不相干。

  以马克思对经济学方法的现象学利用为例,可以看出他是如何使作为“前提”的规定在考察中被超越的情形。马克思写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4]383。然而,构成财富的“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4]383。马克思的这种处理方法充分表现了他所秉持的考察方法的特点:前提并不提供理由,因此不在“考察的范围”之内。在解释使用价值时,马克思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物质承担者,构成商品价值的物质前提。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5]16。何以如此呢?从学理上说,就是因为前提不等于理由。我们捕捉到一个事物的前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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