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关于恩格斯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兼评所谓的“哲学终结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2 次 更新时间:2008-09-14 14: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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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恩格斯在清算旧哲学时指出,随着辩证自然观和唯物史观的建立,以往全部哲学除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一纯粹思想的领域之外都变得多余从而被驱逐出自然和历史领域。“哲学终结论”利用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否定哲学的合法性。其实,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中内在地包含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理论思维(辩证法)与实证科学之间的二元性及其悖论。恩格斯未能真正超越经验与超验的外在对立。这个矛盾的存在意味着“哲学终结论”试图借助经验自然科学的进展拒斥哲学是虚妄的。

  【关 键 词】恩格斯思想;辩证法;自然科学;矛盾;“哲学终结论”

  

  时下的国内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像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拒斥形而上学”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彻底否定了(或许用“颠覆”一词更恰当)而不是改造了哲学,因而我们称“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对他们的严重误解。他们的思想只是一种“世界观”,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哲学”。这种“哲学终结论”的观点一时间好像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对于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之性质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似的。其实,它既不新鲜也不正确。类似的观点至少早在“第二国际”的某些思想家那里就已经被提出过。例如考茨基早在1909年就曾指出:“马克思没有宣布一种哲学,而是宣告了一切哲学的终结”。[1] (P252)所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经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1] (P251)

  有的“哲学终结论”者喜欢拿恩格斯的几段意思大致相近的话作为确凿的文本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这里不打算全面清算“哲学终结论”,只是分析恩格斯思想中隐含的矛盾,进而说明“哲学终结论”的虚妄。我们且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为了更细致、更有说服力地加以讨论,本文不得不过多地援引恩格斯的原话)。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说:

  “这种历史观(指马克思唯物史观——引者注)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 (P257)——“论述Ⅰ”

  这显然是恩格斯很得意的一段话,因为在其另外几种著作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例如在《反杜林论》中,他说:

  “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 (P364)——“论述Ⅱ”

  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 (P738)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

  “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 (P308-309)——“论述Ⅲ”

  通过比较以上三段论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基本理路上说,“论述Ⅰ”和“论述Ⅱ”都强调自然和历史领域中的实证科学进展使哲学退出了这些领域;“论述Ⅲ”则强调自然观和历史观“接受”了自觉的辩证法,才造成了这一结果。显然,两者存在着某种微妙差别,它们在方向上正好相反:一个指出经验的前提性,另一个指出超验的前提性。联系恩格斯其他论述,可以看得更清楚:既强调实证科学的成熟对于哲学的摆脱和否定,又强调实证科学的成熟对于哲学的依赖关系。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恩格斯那里,究竟是实证科学的进展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依赖于哲学,还是哲学的命运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取决于实证科学的进展呢?这似乎陷入了一个“解释学循环”所导致的悖论。看上去,恩格斯的思想似乎是在这两方面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经验的自然科学能够自然而然地达到辩证自然观,自然科学本身的进展是这种过渡的可能路径之一;另一方面又认为离开了理论思维,经验的自然科学将会受到哲学的“惩罚”而无法前进半步。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其中所隐藏着的二元性。以辩证自然观为例,在恩格斯看来,它需要充分发展了的实证科学和辩证法(即理论思维)的结合才能被造就。这类似于康德关于知识的构成所作的解释。康德认为,知识之可能性有赖于感性杂多(质料)与先天范畴(形式)的统一。康德未能摆脱二元性带来的困扰。其实,恩格斯关于辩证法和实证科学之间关系的说明,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一矛盾意味着恩格斯并没有真正克服经验与超验的二元性的关系。它所陷入的困境也表明,试图通过经验的自然科学的进展来“拒斥”哲学的想法是荒谬的。这无疑是对“哲学终结论”的致命一击。那种利用恩格斯这方面的思想否定哲学合法性的打算注定要落空。

  在许多时候,恩格斯似乎暗示了这样一点:即使没有理论思维,自然科学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也能够“自发地”揭示自然辩证法。他指出: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维的反转”,“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它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2] (P286)既然承认“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就意味着有两种可能:一是利用已有的哲学资源,把自觉的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一是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本身的充分发展自然而然地实现。尽管恩格斯认为在思想史的事实上是马克思和他一道通过前一种途径实现的,但他并不排除后一种途径的可能性。因为他明白无误地说过:“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3] (P351)他还说:“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2] (P259)显然,这里强调的是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恩格斯甚至这样说:“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恩格斯自己的确真诚地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他把合理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依据——引者注),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3] (P375)他还表示:“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3] (P351)他又指出:“现在愈来愈成为必要的自然科学的系统化,除了在现象本身的联系中是找不出来的”。[4] (P599)恩格斯之所以提出以上观点,乃是因为他坚持这样的信念:“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4] (P661)所有这些论述,都意味着辩证自然观能够唯一地通过实证科学本身的进展来独立地达到,这里根本没有涉及理论思维的必要性问题。

  正如诺曼·莱文所指出的:“对恩格斯说来,……能够影响外部世界的不是实际批判活动,而是经验论据。……这样一来,在恩格斯那里,实证科学就代替了批判意识,哲学实际上[因此]失去了作用”。[5] (P38)恩格斯所谓哲学在自然和历史这两个领域中变成“多余”之物从而被“驱逐”出去,主要就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它反映了恩格斯的经验论立场。然而,吊诡的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恩格斯又特别强调理论思维对于辩证自然观得以形成的不可或缺性。因为他难以回避这样一个致命的难题: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及其来源问题。如果一切都可以被统统归结和还原为经验的实证基础,那么这个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可是有两点没有办法超越:

  第一,即使恩格斯自己也难以否认理论思维能力的先天性。他不得不暧昧地承认人的超验能力的独立性:“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另一个中译本把这句话译作‘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3] (P465)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 (P284)所谓“生来就有的素质”就意味着先天性。这意味着确认理论思维是人的一种先天具有的能力。理论思维作为人的潜能,与经验无关;作为由潜能到现实的展开,有赖于既往哲学的训练和诱发;作为实际内容,表征为一系列超验规定构成的哲学命题。理论思维能力无疑需要后天的训练,通过特定条件的诱发而展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根据和理由是后天决定的。即使这种后天条件,也不取决于实证科学,而是取决于被恩格斯认为是在现代科学那里已经变成“废物”了的旧哲学。但另一方面,恩格斯为了避免同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相矛盾,又不愿意正视人的这种先天能力的存在,不愿意给予它一个恰当的“名分”。作为人所特有的天赋,理论思维本身还只是一种潜能,它只能通过对超验规定的把握来表征并确证自身。如果承认哲学是关于超验的学问即形而上学的话,那么,“理论思维”的能力就等价于哲学能力,而“理论思维”的内容则等价于哲学内容。按照恩格斯自己的说法,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只有通过学习“以往的哲学”才是可能的。这本身就说明“理论思维”同“哲学”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一致性。如果理论思维不能被归结和还原为实证经验,或者说,它相对于经验事实而言有其自身的独立地位和意义,那么,哲学就不可能因为实证科学的发展(无论这种发展怎样充分,亦即达到何种发达和完备的程度)而被取代或终结。

  第二,经验事实的联系之必然性的揭示和证明,不能诉诸经验事实本身,只能依靠理论思维。恩格斯说:“没有理论思维(在恩格斯看来,‘合理的辩证法’乃是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思维——引者注),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2] (P300)既然如此,他所谓“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2] (P288)就必须直面这样的追问:一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中的“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经验基础的“事实”,是“发现”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但它是充分必要条件吗?如果是,就不需要“理论思维”;如果不是,那么就无法摆脱对于哲学的依赖。对于不需要理论思维,恩格斯自己就已经予以否认了。二是“从经验上加以证明”又是什么意思?其中的“证明”是否可能?自从休谟揭示出“归纳跳跃”难题之后,经验事实对全称命题的证明就已经被宣布是不可能的了。恩格斯同意休谟的揭示:“有规则的post hoc(此后)决不能为propter hoc(由此)提供根据”。[2] (P329)因此,“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 hoc,然而并不是propter hoc”。[2] (P330)经验描述充其量只能给出“此后”(仅仅是时间关系,不具有必然性,只是或然的),但无法给出“因此”(因果必然性)。只有后者才揭示因果关系及其必然性,从而属于科学知识的内在规定。既然承认“此后”不等于“因此”,就意味着承认因果关系具有非经验或超经验的性质。经验的视野是发生学的,它只能发现时间顺序,而不能揭示超时间的逻辑关系。三是恩格斯这段话忽略了有理论思维训练和准备的科学家同缺乏这种训练和准备的科学家之间的分野。倘若理论思维所揭示的联系充分地取决于经验事实的话,这种分野就是不可思议的。

  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恩格斯不得不承认辩证法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唯一的解释模式和说明方法:“……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 (P284)这一点决定了当自然科学“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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