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几个难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85 次 更新时间:2008-09-14 14:22:35

进入专题: 可持续发展  

何中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可持续发展观隐含着两个基本假定:一是发展应当是无代价的,至少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能力和机会;二是人们必须能够事先充分地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潜在效应和延迟效应。正因此,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实践的和理论的难题。在实践上,市场化和工业化培养了人们的贪婪动机和征服手段,从而危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在本体论上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介入和人的自我中心化、在认识论上人类对自身实践后果及其效应的不可充分预测性、在伦理学上“零和博弈”关系造成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困难、在经济学上资源和环境价值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不可计量性使可持续发展遇到了非常棘手的理论难题。

  [关 键 词] 可持续发展 实践难题 理论难题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最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提出后,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它不仅已成为许多国家选择发展目标和制定发展规划的基本理念,而且已成为各国学者从事发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人们大都把研究的重点集中放在可持续发展“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却忽略了对可持续发展本身所赖以成立的前提进行深入的反省。其实,当前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恰恰是可持续发展“是否可能”的问题。它无疑要比可持续发展“如何可能”更为紧迫也更为棘手。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无需清算的自明的规定,乃是一种误解。因为它本身的合法性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一致确认可持续发展战略。但5年之后,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特别大会检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时,人们却发现情况并不能令人乐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充分履行他们就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承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其原因固然很多,如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所难以逃避的环境代价、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不容否认,可持续发展本身的可能性问题未能得到彻底反省,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学理上的原因。

  为此,我们有必要揭示并正视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难题。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些难题的追究和探讨本身,就是对可持续发展之所以可能的前提的清算。当然,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研究的不成熟,本文只限于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将有待于更深入更透彻的研究和社会发展实践本身的成熟。

  按照目前通行的观点,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那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和机会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这个定义实际上隐含着两个基本预设:第一,合理的发展必须是一种无代价的发展,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应当是不以牺牲未来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为代价的发展。第二,人们对发展本身所带来的实践后果及其潜在效应必须在事先具有充分的预见能力。人们要在实际操作中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观,首先就必须满足这两个基本预设的要求。否则,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恰恰在这方面,可持续发展遇到了深刻的难题。

  首先,无代价的发展是否可能?这取决于三个问题:一是人的实践活动是否必然干预(干扰)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干预是否必然危及生态平衡?二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能否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超越“零和博弈”关系的限制,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三是在发展过程中作出选择和权衡时,“所得”与“所失”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又如何加以比较?其次,人们能否充分预见发展的实际后果及其带来的潜在影响?这也取决于三个问题:一是“未来”能否由“过去”充分地决定?二是实践后果是否在根本上等价于决定它的理论背景和主观期待?三是人作为主体能够扮演“拉普拉斯妖”式的角色,从而充当全知全能的预测者吗?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可持续发展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都遇到了一系列困境。现分别说明如下:

  

  一、实践上的难题

  

  工业化和市场化乃是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上的基本特征。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来说,工业化和市场化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和内在环节。如果说市场化诱发并强化了人们的贪婪动机,那么工业化则为人们满足这种动机提供了有效手段。因此,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将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一实践层面的挑战。

  从亚当·斯密开始,以研究商品经济及其运作为对象的经济学,总是以“经济人”作为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假定。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仍然如此。尽管对“经济人”的假定有所修正,例如开始认识到这一假定的局限性,但却并未从根本上影响这一假定的基本内涵和前提性地位。可以说,“经济人”假定构成自斯密以来经济学贯串始终的根本预设。一般地说,“经济人”假定包含两层规定:一是作为利己动机至上的人格,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作为具有理性能力的主体,它又能够权衡利弊得失,从而作出最优选择。其中,前者是根本的,它是目的的规定;后者则是从属的,乃是手段的规定。这一“经济人”假定,从逻辑上注定了市场经济主体的无限的贪欲之本性。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已经揭示了商品经济对人的贪欲的诱发和强化的关系。他指出:“世人对财富没有止境的观念是从这个第二类的致富方法(即亚氏所谓的‘获得金钱的技术’——引者注)引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5页)。在亚氏看来,商品经济这种“非必要的致富方式”,必然使人产生这样的心理:“生活的欲望既无穷尽,他们就想象一切满足生活欲望的事物也无穷尽”(同上书,第29页)。在以贪欲为核心的市场逻辑中,一切能够满足人们欲望的对象,都只能沦为手段和工具的规定。对此,马克思作了明确的揭示。他说: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在人类社会中尚未占统治地位,因而还表现为“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页)。“资本主义”固然不等于“商品经济”,但它们毕竟在历史上具有一种发生学联系。而且,马克思也总是把商品经济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典型形态。马克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449页)。因此,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市场逻辑,必然使自然界面临“祛魅”的命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市场逻辑所内蕴的“零和博弈”关系带来的贫困问题,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知道,商品经济的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它一般被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作为同个别劳动时间相对称的概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及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此决定了凡是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就不可能在商品交换中得到补偿,从而表现为亏损;相反,凡是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由于商品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予以补偿,它在得到补偿的同时还将获得赢利。在这里,“所得”恰恰等于“所失”;而且,“所得”与“所失”互为因果。这正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关系。当然,在市场交换关系中,不仅存在“零和博弈”,而且存在非“零和博弈”。前者体现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后者则体现着共存共荣的“合作”关系。但是,后者的存在虽然往往掩盖着前者,但却不足以抵消前者。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市场逻辑所内含的“零和博弈”关系的存在。市场经济的“零和博弈”意味着:“增加这个人的份额(或者称之为生活水平)往往牵连到减少另一个人的份额,而且就世界范围来说,在有些国家里,情况也是这样。在一个国家里,就个人或团体来说,情况同样如此”(《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页)。发展研究中的“依附理论”,就充分地揭示了这种“零和博弈”所带来的穷国对富国的依赖关系。所以,正如默勒尔所指出的:“社会分化为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这是唯利是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C·默勒尔:《“自由”市场经济给妇女带来的“好处”》,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帕累托最优”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又不使别人的现状变坏;而这一状态也就是最有效率的状态(参见高鸿业、吴易风:《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与“损人”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也就是说,它们互为因果,无法相互剥离开来:“利己”恰恰是由于“损人”,反之亦然。贫富两极分化在全球市场化进程中的日益尖锐化,正是帕累托效应在实证层面上的表现。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报告披露: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空前严重。在过去的10年间,全世界最富有的20%的人口和最贫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比例从60:1,扩大到74:1。而世界上3位大富豪的财富,已超过了35个最贫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也就是超过了其6亿位居民的收入总和(参见《齐鲁晚报》1999年7月14日第15版“国际新闻”)。贫困与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联系。在满足最起码的生存需求同保护生态环境发生冲突时,满足生存需求无疑将被置于至上地位。

  另外,市场经济的博弈性对责任主体的遮蔽和责任本身的消解,也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构成直接的威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博弈经济。商品交换行为及其结果归根到底乃是参与双方相互博弈的产物。这就必然模糊行为人与行为过程及其最终结果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从而决定了行为人有可能逃避他作出的选择所应担当的责任。这就很难有效地避免“搭便车”现象的发生。这也是“现代性”面临的基本困境之一。这一情形的存在,实际上也就鼓励了人们最大限度地攫取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的经济效益,而不必为此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付出必要的代价。这显然将极大地妨碍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化乃是近代科学技术同市场化进程相结合的产物。工业时代不同于农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借助于实证科学和技术获得了空前强大的戡天役物的能力。如果说,在农业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顺应,那么到了工业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则转变为对自然的控制、支配、驾驭和征服。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颠倒: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孱弱,自然界成为人类的主宰,人类扮演的是“受虐者”的角色;在工业时代,随着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的空前提高,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从而由“受虐者”转变为“施虐者”。从“知识就是力量”(培根)到“知识就是权力”(福科),很好地勾画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工业时代的历史际遇。一般地说,农业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利用,并未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维系自组织状态,从而保持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然而,工业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及其后果,则完全突破了这种限度。这也正是全球性问题之所以出现在工业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可持续发展恰恰是针对工业时代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而提出的。显然,如果说,市场化和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在经济层面上的重要特征,从而成为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内在环节和阶段,那么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何在走向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有效地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本体论难题

  

  可持续发展观隐含着这样的预设:可持续发展必须是一种没有代价的发展,因为任何代价都将危及后代人满足他们需要的机会和能力。然而,这一预设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就遇到了障碍。

  我们知道,只要人类存在,他就必须不断地同外部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维系自身的生命过程。这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绝对前提。也正因此,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就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物种那样能够与生态系统保持一种天然的、无间的和谐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何中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可持续发展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78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