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卫星:那些夭折的花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8 次 更新时间:2008-09-14 14:15:20

梁卫星  

  

  很多年前,我是满怀无奈走上讲台的。我讨厌教书,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对教书充满憎恨,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讲台,更没想过我这一生都会以教书为业。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不断的逃课与不断的受罚之间度过的,其中一度因为所谓打老师的罪名而被开除。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有一颗逃课的心,那些愚蠢刚愎的老师,那些死气沉沉的课堂,那些强横霸道的班纪校规,那些暮气深重的同学,那些堆积如山的卷子,那些照本宣科的讲解,那些不容置疑的观念……我的记忆到现在还不寒而栗。如果没有父亲的低声下气,牺牲尊严、人格和贫困的钱袋,我的读书生活在中学就应该结束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的父亲说无论牺牲什么,我都必须读书,贫穷的生活让他完全无视我满怀伤残的感受,我只能继续在逃课与受罚之间艰难承受所谓教育的折磨——直到现在,我依旧不认为当年的我是屡教不改,自私麻木,丝毫不顾及家人的感受——少年的倔强与丑恶是不共戴天的,岂是肯回头的吗?我依稀记得,高三我只上了80多天的课,而父亲则拧着寒伧的烟酒礼品频繁的出入班主任家里,只为了保留我的学籍。现在想来,我能读完高中,还能考入一所师范学校,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后来我常想,莫非命定我要承受教育一辈子的折辱吗?教育、学校和老师给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最早也最深刻的黑暗经验,他们一直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点。因此,我的少年记忆充满了屈辱感与挫败感。我的人格结构与精神格局也是这种黑暗经验及其衍生的屈辱感与挫败感的逆反性生成。在我的精神辞典里,教育、学校、老师,只能是监狱与罪恶的代名词。所以,为了生存,当我不能不走上讲台时,我自然而然的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最低目标:别做自己憎恶的人。

  事实上,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虽然很低,但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站在讲台上,怎么能够做到与自己当年憎恶的人完全相反呢?我走上了讲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就是狱警,我所面对的人就是罪人。所有的学生都是罪人,这一有罪推定是先验的,颠扑不破的,他是我们的教育得以展开的基点。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利用教化、宣传、怀柔、课程、规则、暴力……种种我曾经身受难堪的手段让学生洗心革面,做一个所谓有用的人,否则,就予以淘汰,打入社会的最底层。

  我在危言耸听吗?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这一目的的设定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所有人在接受教育之前都是无用之人或有罪之人,是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或敌人。为了达成此目的,无用之人和有罪之人的学习生涯最重要的是理解,接受,服膺于教育指定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关于社会与国家的价值观念,至于知识的传授其实是次要的。无吝说,纯粹的知识,例如自然科学知识,在这一教育过程中因为传授手段的霸道,也变成了指定价值观念手中的软刀子。为了减轻社会负担,消灭国家敌人,学校作息时间与管理措施军事化就不可避免了,学习流程的格式化程控化也就必不可少了,学生考核评价机制淘汰化也就天经地义了。站上讲台的我,头顶上呼啸着管理军事化的大棒与教育进化论的旗帜,面对着学校认定的废物与敌人,我不想做一把剔除废物的剃刀与击毙敌人的子弹,我想不为他们憎恶,是可能的吗?横站在学生与学校之间,我背后抵着随时见血的刺刀,不以为讲台下的这些孩子是废物与敌人,而是含苞待放的鲜花,不愿意与这些美丽的花朵为敌,不愿意与青春、肉体、生命为敌,不愿意施之以风刀霜剑,更不愿意眼看着这些美丽的花朵在正当开放的时候悲惨的凋残,我的处境是何其尴尬,我的力量是何其薄弱,我的痛苦又是多么难以言喻。

  应该说,教书于我,是一种酷刑。十多年来,我目击了无数鲜花在正当开放的年龄凄然凋残。那是怎样大面积的凋残啊,风刀霜剑过去,满目荒凉,遍地落英,留在枝头的,也是枯索萎缩,哪里还有一朵灿然勃发呢?真所谓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啊。而他们说,这才是即将改造成功的人才,一待通过了高考,再经过几年最后的强化,就可堪国家之用了。不,不只是一个或一些差生,所有的学生在我们眼中都是差生,都需要我们施以意识形态的九转还魂丹。不,不只是一个或一些问题学生,所有的学生在我们眼中都是问题学生,都需要我们灌注强者通吃的天一神水。没有什么超拔豪迈的青春,没有什么气象万千的肉体,没有什么丰富缤纷的生活,没有什么创造飞扬的生命,所有这些正是我们所认定的差劣的根源,问题的渊薮。随着天一神水在学生们的经络中流转,随着九转还魂丹在学生的血管中奔涌,青春便已苍老,肉体便已枯干,生活便已陈死,生命便已阳萎——这些,正是我们的终极标准。而我面对这样系统化、科学化、程式化的屠杀,非但无能为力,反而还要不得不磨刀充弹,那些学生体内肆虐的丹水,未尝没有我的贡献,因为我也是吃狼奶长大的,我也曾是这个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如果不是检验合格,他们又如何会让我站在这方寸之地呢?

  我因此而体验到了自己的可笑,不做自己憎恶的人?是啊,他们的确已经不再憎恶,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憎恶,或者反之,他们可以仇恨任何人,只要认为这些人挡了自己的道。不管哪一种,都似乎与我无关了,而这正是我的成功,可这是何等可怕复可笑的成功啊。时光流转,当我回首前尘,我不能不承认,不管我一直做着怎样的努力,不管我一直有着多少苦痛挣扎,我注定摆脱不了帮凶的嫌疑,我不能坚信不是自己憎恶的人!

  这种近乎自虐的想法让我沉溺于回忆不能自拔,我知道我希图通过回忆来为自己辩护,然而,如果我严于律已,让自己的回忆不逸出自然主义的轨道,不进入浪漫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梦境,我能为自己辩护吗?在这样的喃喃自语中,我看见大片大片的花朵在眼前络绎飘荡,有一些曾经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浓重的痕迹,他们的悲哀华年连同我不由自主卷入他们生命的尴尬人生随着我记忆闸门的开敞,如黑白胶片一般迤逦铺展开来。

  既然我不想做自己憎恶的人,那么,走上讲台,我就得以别样的方式,对待如我当年一般的学生,我必须预设讲台下的每一个学生都可能是当年那样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我,我必须小心翼翼的保护他们,以免他们受到如我一般一生都不能痊愈的心灵创伤。我要爱护他们如同爱护我自己。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凌月出现了。

  我清楚的记得我是在先认识凌月的父亲之后才认识凌月的。那是我刚走上讲台不到一个星期的一天黄昏,已经上晚自习了,但天还没黑,等到教室里安静下来后,我走到教室外面,望着黯淡的夕阳发呆。十多年来,这个望夕阳的习惯,我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常常想,夕阳是我内心无法驱谴的隐痛。凌月的父亲就是在这时出现的,四十多岁,戴着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他骑着自行车,后面驮着一床被子,径直骑到我面前停下来。我看着他,他不等我发问,就说,您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吧?我说是啊。他说,我是凌月的爸爸,给她送被子的,这丫头不听话得紧,以后还要麻烦您照顾哩。我连忙道,应该的。他接着说,这丫头刚读初中的时候成绩还行,可到初三的时候就不像样子了,这不,这次上学就用了大几千,都是她妈妈惯的,唉,以后还望老师管紧一些,她其实很聪明的,就是不肯学,习惯也不好。他正想继续说下去时,一个女孩子打开教室后门冲了出来,嘴里吐出一串瓜子壳,飞出好远才落在地上。凌月的父亲马上住了嘴,对我陪笑道,老师你忙,我带她去寝室。我忙说,好。那女孩子无所谓的扫了我一眼,跟着他父亲向宿舍走去,我注意到她的穿着比较成人化,我听到她说,你又跟人说我坏话了吧。没有,真的没有。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知道我的考验来了。

  大约十分钟后,她独自一个人回来了,手抄在口袋里,摇头晃脑的摆到了教室后门。我想她可能本来是打算直接进教室的,但意识到我在观察她,所以就干脆走到我面前,歪着头,直视着我,说道,老东西刚才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啊?是不是说我不听话,花他的钱啊?我偏要花他的钱。我故意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爸爸。爸爸?他会做人爸爸吗?我才不认他哩。我没想到她嘴里嘣出一句这来,知道她的家庭肯定有问题,便转移话题道,你爸是做什么的?做什么的?谋财害命的。反正他的钱都是谋财害命得来的,我就是要用。这一句更让人吃惊,我想在没了解具体情况之前,我不能再说什么,便说道,你进去吧。她扭头就往教室后门走,走了一步,却又回转身来说道,我初中的老师,没一个好人。说完,也不管我是什么反应,就走进了教室。

  这就是凌月和我的第一次交流,也是我一生永远无法忘记的一次交流。这次交流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因受过伤害而敏感若惊弓之鸟的女孩子,一个总是用过度防卫来保护自己的脆弱的女孩子,一个企图以无所谓的方式来隐藏自己内心自卑感的女孩子。那一刻,我对这个毫无了解的女孩子充满了怜惜。她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恨她的父亲,恨得没有任何负担,我到现在对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好感,因为父亲当年不容我有任何置疑的屈辱事人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我可以绝不回头的逃课,却总无法直面自己的父亲,而凌月对她父亲痛快淋漓的轻蔑让我内心竟然有了一丝隐秘的快意,更何况啊,她最后针对老师的一句宣言,正是我中学时代的黑暗经验。那一刻,我遭遇了升级版本的自己,我希望抚平这年青心灵的创痛。但我知道操之过急恐怕会遭到强烈的逆反,所以打算见招拆招,她不动,我亦不动。然而,我毕竟没有经验,我没想到,她在我的视野范围内不动,却在我视野之外动得肆无忌惮。

  上课才半个月,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到我这儿来告状了:凌月在课堂上睡觉,睡得坦然无忌;凌月在课堂上拉人说话,说得眉飞色舞;凌月在课堂上吃东西,吃得啧啧有声;凌月在课堂上唱歌,唱得旁若无人;凌月几乎不交作业,不交得心安理得……也有学生反应,凌月完全不学习,只会干扰正常学习秩序。当然,我耳边听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些情况,还有老师们或不屑或委琐的结论。诸如不是个东西,小太妹等更难听的话。五十岁的历史老师好心的对我这样说:这还只是刚开始,这女孩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以我教书快一辈子的经验,她迟早会做出更不可理喻的事出来,你趁早收集材料,多知告她的家长,到时让她走人,谁也没话说。再者,你这个班坏学生太多,必须要杀鸡吓猴。整材料,找家长,杀鸡吓猴,这就是老师最惯用也永远有效的伎俩,当年,我不也是饱受这种杀威棒的凌辱吗?我笑着说谢谢,内心充满了苦涩,我一辈子都不会用这一招的,不会。

  再调皮的学生也有点怕班主任,这是中国特色的学生官本位主义。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上我的课,凌月不说话,不吃东西,也不做小动作,但她有没有听讲,很难说,大部分时候,似乎在发呆。但我知道,她不怕我,非但不怕,恐怕还有点轻蔑。我其实早就想找她了,但我一直拖着,其他老师以为我在故意放纵她以便整她的材料,也不催我快点处罚她,反而主动给我提供她的表现。同时提醒我不要忘记了找家长,不然突然处罚起来,万一家长发起横来,我和学校都会有麻烦。这样的时候,我只能道谢,我能说什么呢?这就是学校的正常伦理,这就是教师的日常教育心态和思维方式,多年以前,我陷身其中,饱受凌辱,创痕累累,九死一生,多年后,我总算对其有了全面具体的认识。我无意轻视其他老师,我只是为他们也为我自己悲哀,我们把学生当成了什么呢?潜在的必须予以防范的渣子、混混、垃圾、强盗、小偷、嫖客、婊子?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不就是充满了邪恶、淫秽的狂念吗?

  凌月其实又做错了什么呢?不过就是不喜欢上课而已,不喜欢上课,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难道不是学生的权利吗?我无法和他们说这些,我想,只要我是班主任,我不会弄走一个学生。有几次上课或是自习课的时候,我故意走到凌月身旁久久站着,做出要和她说话的样子,但却终不说一个字,然后默默的走开。我想让她知道,我对她,很有耐心。所以到我找她时,她的第一句话是:你终于忍不住了。我仍然记得那是十月初黄昏晚读的时候,太阳的余晖无力的抹在我们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寂寥。我故意笑道,你可真像个小刺猬啊,可我没惹你啊。你没惹我那你找我做什么?我就是刺猬,那又怎么样?你不就打算告诉我你知道我表现不好吗?不就打算告诉我怎么做一个乖学生吗?告诉你,我就是表现不好,可我就这个样子,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我永远都不会做乖学生,你想怎么样就直说吧,我烦透了那些虚伪的苦口婆心,伪-君-子!这最后三个字重重说完,她似乎陷入了恍惚,她想起了她初中的老师们吗?她的语气似乎从来都是气淋淋的,可怜的孩子,是什么让她对世界充满了防范心理。她的声音也越说越大,尽管门窗都关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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