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是满怀无奈走上讲台的。我讨厌教书，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对教书充满憎恨，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讲台，更没想过我这一生都会以教书为业。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不断的逃课与不断的受罚之间度过的，其中一度因为所谓打老师的罪名而被开除。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有一颗逃课的心，那些愚蠢刚愎的老师，那些死气沉沉的课堂，那些强横霸道的班纪校规，那些暮气深重的同学，那些堆积如山的卷子，那些照本宣科的讲解，那些不容置疑的观念……我的记忆到现在还不寒而栗。如果没有父亲的低声下气，牺牲尊严、人格和贫困的钱袋，我的读书生活在中学就应该结束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的父亲说无论牺牲什么，我都必须读书，贫穷的生活让他完全无视我满怀伤残的感受，我只能继续在逃课与受罚之间艰难承受所谓教育的折磨——直到现在，我依旧不认为当年的我是屡教不改，自私麻木，丝毫不顾及家人的感受——少年的倔强与丑恶是不共戴天的，岂是肯回头的吗？我依稀记得，高三我只上了80多天的课，而父亲则拧着寒伧的烟酒礼品频繁的出入班主任家里，只为了保留我的学籍。现在想来，我能读完高中，还能考入一所师范学校，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后来我常想，莫非命定我要承受教育一辈子的折辱吗？教育、学校和老师给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最早也最深刻的黑暗经验，他们一直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点。因此，我的少年记忆充满了屈辱感与挫败感。我的人格结构与精神格局也是这种黑暗经验及其衍生的屈辱感与挫败感的逆反性生成。在我的精神辞典里，教育、学校、老师，只能是监狱与罪恶的代名词。所以，为了生存，当我不能不走上讲台时，我自然而然的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最低目标：别做自己憎恶的人。
事实上，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虽然很低，但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站在讲台上，怎么能够做到与自己当年憎恶的人完全相反呢？我走上了讲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就是狱警，我所面对的人就是罪人。所有的学生都是罪人，这一有罪推定是先验的，颠扑不破的，他是我们的教育得以展开的基点。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利用教化、宣传、怀柔、课程、规则、暴力……种种我曾经身受难堪的手段让学生洗心革面，做一个所谓有用的人，否则，就予以淘汰，打入社会的最底层。
我在危言耸听吗？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是培养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这一目的的设定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所有人在接受教育之前都是无用之人或有罪之人，是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或敌人。为了达成此目的，无用之人和有罪之人的学习生涯最重要的是理解，接受，服膺于教育指定的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关于社会与国家的价值观念，至于知识的传授其实是次要的。无吝说，纯粹的知识，例如自然科学知识，在这一教育过程中因为传授手段的霸道，也变成了指定价值观念手中的软刀子。为了减轻社会负担，消灭国家敌人，学校作息时间与管理措施军事化就不可避免了，学习流程的格式化程控化也就必不可少了，学生考核评价机制淘汰化也就天经地义了。站上讲台的我，头顶上呼啸着管理军事化的大棒与教育进化论的旗帜，面对着学校认定的废物与敌人，我不想做一把剔除废物的剃刀与击毙敌人的子弹，我想不为他们憎恶，是可能的吗？横站在学生与学校之间，我背后抵着随时见血的刺刀，不以为讲台下的这些孩子是废物与敌人，而是含苞待放的鲜花，不愿意与这些美丽的花朵为敌，不愿意与青春、肉体、生命为敌，不愿意施之以风刀霜剑，更不愿意眼看着这些美丽的花朵在正当开放的时候悲惨的凋残，我的处境是何其尴尬，我的力量是何其薄弱，我的痛苦又是多么难以言喻。
应该说，教书于我，是一种酷刑。十多年来，我目击了无数鲜花在正当开放的年龄凄然凋残。那是怎样大面积的凋残啊，风刀霜剑过去，满目荒凉，遍地落英，留在枝头的，也是枯索萎缩，哪里还有一朵灿然勃发呢？真所谓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啊。而他们说，这才是即将改造成功的人才，一待通过了高考，再经过几年最后的强化，就可堪国家之用了。不，不只是一个或一些差生，所有的学生在我们眼中都是差生，都需要我们施以意识形态的九转还魂丹。不，不只是一个或一些问题学生，所有的学生在我们眼中都是问题学生，都需要我们灌注强者通吃的天一神水。没有什么超拔豪迈的青春，没有什么气象万千的肉体，没有什么丰富缤纷的生活，没有什么创造飞扬的生命，所有这些正是我们所认定的差劣的根源，问题的渊薮。随着天一神水在学生们的经络中流转，随着九转还魂丹在学生的血管中奔涌，青春便已苍老，肉体便已枯干，生活便已陈死，生命便已阳萎——这些，正是我们的终极标准。而我面对这样系统化、科学化、程式化的屠杀，非但无能为力，反而还要不得不磨刀充弹，那些学生体内肆虐的丹水，未尝没有我的贡献，因为我也是吃狼奶长大的，我也曾是这个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如果不是检验合格，他们又如何会让我站在这方寸之地呢？
我因此而体验到了自己的可笑，不做自己憎恶的人？是啊，他们的确已经不再憎恶，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憎恶，或者反之，他们可以仇恨任何人，只要认为这些人挡了自己的道。不管哪一种，都似乎与我无关了，而这正是我的成功，可这是何等可怕复可笑的成功啊。时光流转，当我回首前尘，我不能不承认，不管我一直做着怎样的努力，不管我一直有着多少苦痛挣扎，我注定摆脱不了帮凶的嫌疑，我不能坚信不是自己憎恶的人！
这种近乎自虐的想法让我沉溺于回忆不能自拔，我知道我希图通过回忆来为自己辩护，然而，如果我严于律已，让自己的回忆不逸出自然主义的轨道，不进入浪漫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梦境，我能为自己辩护吗？在这样的喃喃自语中，我看见大片大片的花朵在眼前络绎飘荡，有一些曾经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浓重的痕迹，他们的悲哀华年连同我不由自主卷入他们生命的尴尬人生随着我记忆闸门的开敞，如黑白胶片一般迤逦铺展开来。
既然我不想做自己憎恶的人，那么，走上讲台，我就得以别样的方式，对待如我当年一般的学生，我必须预设讲台下的每一个学生都可能是当年那样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我，我必须小心翼翼的保护他们，以免他们受到如我一般一生都不能痊愈的心灵创伤。我要爱护他们如同爱护我自己。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凌月出现了。
我清楚的记得我是在先认识凌月的父亲之后才认识凌月的。那是我刚走上讲台不到一个星期的一天黄昏，已经上晚自习了，但天还没黑，等到教室里安静下来后，我走到教室外面，望着黯淡的夕阳发呆。十多年来，这个望夕阳的习惯，我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常常想，夕阳是我内心无法驱谴的隐痛。凌月的父亲就是在这时出现的，四十多岁，戴着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他骑着自行车，后面驮着一床被子，径直骑到我面前停下来。我看着他，他不等我发问，就说，您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吧？我说是啊。他说，我是凌月的爸爸，给她送被子的，这丫头不听话得紧，以后还要麻烦您照顾哩。我连忙道，应该的。他接着说，这丫头刚读初中的时候成绩还行，可到初三的时候就不像样子了，这不，这次上学就用了大几千，都是她妈妈惯的，唉，以后还望老师管紧一些，她其实很聪明的，就是不肯学，习惯也不好。他正想继续说下去时，一个女孩子打开教室后门冲了出来，嘴里吐出一串瓜子壳，飞出好远才落在地上。凌月的父亲马上住了嘴，对我陪笑道，老师你忙，我带她去寝室。我忙说，好。那女孩子无所谓的扫了我一眼，跟着他父亲向宿舍走去，我注意到她的穿着比较成人化，我听到她说，你又跟人说我坏话了吧。没有，真的没有。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知道我的考验来了。
大约十分钟后，她独自一个人回来了，手抄在口袋里，摇头晃脑的摆到了教室后门。我想她可能本来是打算直接进教室的，但意识到我在观察她，所以就干脆走到我面前，歪着头，直视着我，说道，老东西刚才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啊？是不是说我不听话，花他的钱啊？我偏要花他的钱。我故意皱了皱眉头，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爸爸。爸爸？他会做人爸爸吗？我才不认他哩。我没想到她嘴里嘣出一句这来，知道她的家庭肯定有问题，便转移话题道，你爸是做什么的？做什么的？谋财害命的。反正他的钱都是谋财害命得来的，我就是要用。这一句更让人吃惊，我想在没了解具体情况之前，我不能再说什么，便说道，你进去吧。她扭头就往教室后门走，走了一步，却又回转身来说道，我初中的老师，没一个好人。说完，也不管我是什么反应，就走进了教室。
这就是凌月和我的第一次交流，也是我一生永远无法忘记的一次交流。这次交流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因受过伤害而敏感若惊弓之鸟的女孩子，一个总是用过度防卫来保护自己的脆弱的女孩子，一个企图以无所谓的方式来隐藏自己内心自卑感的女孩子。那一刻，我对这个毫无了解的女孩子充满了怜惜。她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恨她的父亲，恨得没有任何负担，我到现在对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好感，因为父亲当年不容我有任何置疑的屈辱事人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我可以绝不回头的逃课，却总无法直面自己的父亲，而凌月对她父亲痛快淋漓的轻蔑让我内心竟然有了一丝隐秘的快意，更何况啊，她最后针对老师的一句宣言，正是我中学时代的黑暗经验。那一刻，我遭遇了升级版本的自己，我希望抚平这年青心灵的创痛。但我知道操之过急恐怕会遭到强烈的逆反，所以打算见招拆招，她不动，我亦不动。然而，我毕竟没有经验，我没想到，她在我的视野范围内不动，却在我视野之外动得肆无忌惮。
上课才半个月，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到我这儿来告状了：凌月在课堂上睡觉，睡得坦然无忌；凌月在课堂上拉人说话，说得眉飞色舞；凌月在课堂上吃东西，吃得啧啧有声；凌月在课堂上唱歌，唱得旁若无人；凌月几乎不交作业，不交得心安理得……也有学生反应，凌月完全不学习，只会干扰正常学习秩序。当然，我耳边听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些情况，还有老师们或不屑或委琐的结论。诸如不是个东西，小太妹等更难听的话。五十岁的历史老师好心的对我这样说：这还只是刚开始，这女孩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以我教书快一辈子的经验，她迟早会做出更不可理喻的事出来，你趁早收集材料，多知告她的家长，到时让她走人，谁也没话说。再者，你这个班坏学生太多，必须要杀鸡吓猴。整材料，找家长，杀鸡吓猴，这就是老师最惯用也永远有效的伎俩，当年，我不也是饱受这种杀威棒的凌辱吗？我笑着说谢谢，内心充满了苦涩，我一辈子都不会用这一招的，不会。
再调皮的学生也有点怕班主任，这是中国特色的学生官本位主义。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上我的课，凌月不说话，不吃东西，也不做小动作，但她有没有听讲，很难说，大部分时候，似乎在发呆。但我知道，她不怕我，非但不怕，恐怕还有点轻蔑。我其实早就想找她了，但我一直拖着，其他老师以为我在故意放纵她以便整她的材料，也不催我快点处罚她，反而主动给我提供她的表现。同时提醒我不要忘记了找家长，不然突然处罚起来，万一家长发起横来，我和学校都会有麻烦。这样的时候，我只能道谢，我能说什么呢？这就是学校的正常伦理，这就是教师的日常教育心态和思维方式，多年以前，我陷身其中，饱受凌辱，创痕累累，九死一生，多年后，我总算对其有了全面具体的认识。我无意轻视其他老师，我只是为他们也为我自己悲哀，我们把学生当成了什么呢？潜在的必须予以防范的渣子、混混、垃圾、强盗、小偷、嫖客、婊子？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不就是充满了邪恶、淫秽的狂念吗？
凌月其实又做错了什么呢？不过就是不喜欢上课而已，不喜欢上课，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难道不是学生的权利吗？我无法和他们说这些，我想，只要我是班主任，我不会弄走一个学生。有几次上课或是自习课的时候，我故意走到凌月身旁久久站着，做出要和她说话的样子，但却终不说一个字，然后默默的走开。我想让她知道，我对她，很有耐心。所以到我找她时，她的第一句话是：你终于忍不住了。我仍然记得那是十月初黄昏晚读的时候，太阳的余晖无力的抹在我们的脸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寂寥。我故意笑道，你可真像个小刺猬啊，可我没惹你啊。你没惹我那你找我做什么？我就是刺猬，那又怎么样？你不就打算告诉我你知道我表现不好吗？不就打算告诉我怎么做一个乖学生吗？告诉你，我就是表现不好，可我就这个样子，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我永远都不会做乖学生，你想怎么样就直说吧，我烦透了那些虚伪的苦口婆心，伪-君-子！这最后三个字重重说完，她似乎陷入了恍惚，她想起了她初中的老师们吗？她的语气似乎从来都是气淋淋的，可怜的孩子，是什么让她对世界充满了防范心理。她的声音也越说越大，尽管门窗都关着，但我还是怕学生们听见，而且，走廊上也时有老师经过。于是，我说，到我的寝室聊吧。我的寝室就在教室的旁边，不过二十米远。我移动脚步，她却没动。她已经从恍惚中走出来，看着我，一字一顿的说，我哪儿也不去，你想怎么处罚我就直说吧。我皱了皱眉头，心里一声长叹，傻孩子，我是为保护你啊！心里这样想着，却说道，谁说要处罚你了，我只是要和你聊聊而已，为什么你总是觉得你有错呢？我突然笑了起来，做出几分诡秘的样子道，你是不是什么时候都觉得你是有错或有罪的？这一次，她却罕见的低下了头，好久才抬头道：谁说我认为自己有错了，我不知活得多自在哩，你都知道我上课在做什么了，你说我是不是很自在？是吗？我故意拖长声调，你真有这么自信吗？你真是因为那些事让你有一种光明而不是下坠的自在感而做的吗？那你为什么愿意受我的处罚呢？你可别说你跟我走出教室前没有这个思想准备。让她不说话可真不容易，她说不出话来了，但我也要适可而止，否则就前功尽弃了。于是我说，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你回去想想，只是想一想，你每天是不是真的活得心安理得毫无负担，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做一个老师们所说的乖学生就是心安理得毫无负担了，我想你还得想一想，什么样的心安理得毫无负担才是自在的活着？
她有些迷惑的看着我，似乎在说，就这样了？我笑着，你回教室吧，我们以后再聊。看着她带着有些奇怪有些不解的表情走进教室，我舒出了一口长气。真是上帝保佑，让我抓住了她内心的罪错感。但愿我的二个问题能在她的内心生长出自我反动的种子，但愿她开始想一想人生，她其实已经不小了，她们那时读书迟，近十七岁了吧。是啊，十七岁，我想，就写一篇作文吧，题目就叫“少年十七话迷惘”。这个作文，我不只是特意为凌月设置的。但我仍然好奇于她愿否在作文中打开内心的幽缝。布置完作文题，说好一个星期后交本子，我走出教室，夜色已经笼罩了校园，教学楼对面的树已是一团纠结不清的黑影，偶尔有光明灭，如鬼如魅，那就是学校的象征吗，亦或是我内心的积淀？我说不清，只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哀痛。这哀痛让我走上讲台前“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的誓言有了明确的内容，我要在语文课堂上进行彻底的人文教育，让学生在认识世界与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形成属已的生命伦理；我要利用晚上的自习课给予学生系统的中国思想史与世界思想史的基本框架，让他们触摸文明进化的历程，为他们自我的价值生成提供明朗的价值坐标。很多年后，我在《别做自己憎恶的人》中对这段教学生涯进行了总结，我意识到，正是我内心的创痛和学生们如我当年一般的可怕生活一直导引着我的教育实践。我现在回忆着凌月们的生活，内心依旧满是伤痛与感激交织的复杂情感。这也算是一种教学相长吧？可这是一种多么苦涩的教学相长啊。
随后的一个星期过得很平静，没有老师和学生告凌月的状，在我的课堂上，她也很专注。但我注意到，她的眼中时有迷惑飘浮。学生们的作文终于交上来了，我迫不及待的找出凌月的作文，里面只有一段文字：我不知道什么是心安理得毫无负担的活着，但我知道自己活得一点也不心安理得，一点都不毫无负担。我讨厌世界，我讨厌我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我也讨厌自己。这种情感真可怕，她让我内心对一切正常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只有不断的犯禁，不断做让人们不能接受的事才能让我有活着的快感。随后我越加讨厌自己，讨厌世界，讨厌我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这样的恶性循环真可怕，可我摆脱不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吸毒犯，靠不断的吸毒维持生命。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能清楚的说出，我只知道，以前，人们总是粗暴的不让我做这做那。我上课画画，老师讽刺我，这也是画。我上语文自习课看英语书，老师撕掉了我的英语书。我上公共自习课看课外书，我是多么喜欢看课外书啊！可班主任拿走我的书再也不还我。可各科老师都要我们买他们为我们指定的课外书。我知道，看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回扣。我要做文娱委员，老师说我只想出风头。我考试成绩不好，老师说我是猪。可是到了中考将近的时候，所有的老师都上课一样专门告诉我们这些猪抄袭偷看的技巧。其实我们考不考得上高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奖金。我在学校里得不到丝毫温暖，回到家里，爸妈从来不说话，他们不吵架，我多么希望他们吵架啊，但他们不吵架，从来不吵架，他们像陌生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我觉得自己活在地狱。妈妈很可怜，她除了尽可能满足我的一切愿望，除了在家里做家务，我不知道她还会做什么。爸爸其实话很多，他逢人便说我这不好那不好，他是不是觉得我丢了他的脸，可他做中医，除了故弄玄虚胡说八道还能做什么。我想不通的是居然会有那么多人找他看病，他居然还能赚到很多钱。少年十七话迷惘？我不是少年，我觉得我老了，我也没有迷惘，我过一天算二个半天，从不想以后的事。我生活在这样可怕的虚伪的世界上，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我只能随波逐流。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我无法活得心安理得，可我只能这样活着。
这段文字有许多错别字，但却表达得很流畅，内心有痛，自然流出，大约就是这样吧。尽管这段文字的成人口吻在我的预料之中，甚至她所写的内容也大致在我的料想之中，然而，真正这一切呈现在我面前，我还是有着难以言喻的忧伤。我们的学校教育、我们的家庭环境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留下的都是些什么啊？！我所欣慰的，是她总算敞开了心扉，只是，敞开了心扉的她，大约对我有着相当的期待吧？我能不负这期待吗？想到这一点，我浑身冒出了冷汗。首先，给她写评语，就成为摆在眼前的难题，我不想她好不容易兴起的一点期待迅速熄灭。我不能告诉她什么是心安理得的活着，这一切还得靠她自己在生活中去抽象；我也不能告诉她什么是正确对待自己与世界的方式，这一切也只能是她生命伦理的应对。想了很久，我只写了这样几行字：学生时代，我和你有着相同的遭遇。往事不堪回首，我只能告诉你，我仇恨老师，我也痛恨家庭，我总是想，是他们毁了我的生活。我不会原谅他们，绝不。我现在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复仇，以我的方式复仇。我要尽我所能，以讲台这方寸之地复我之仇，我很可能会失败，但我一定要这样做。你，相信自己也能复仇吗，以你的方式？我们不会孤独，我相信，这个班，肯定还有很多这样的复仇者！写完这些后，我便放下了，但在本子发下去之前，我考虑再三，还是担心她误会复仇的意思，又加了二句话：我们复仇，其实很简单，只须要成为自己的反动者，通过报复我们自己，我们赢得对世界的复仇。我正在做通常意义上的老师的反动者，做一个不一样的老师，这一点你已经感觉到了吧，你有勇气成为自己的反动者吗？
本子发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再找凌月谈话。我坚信，教育不是政治思想工作，一个老师能不能取信于他的学生，并不是经常和学生谈话，表示关心，或作更多的感情投资，就能做到的。如果这样做，能够取信于学生，我甚至会怀疑师生其实一起陷入了更深的自我迷失的泥淖，教师会更陶醉于自己政治指导员的角色成功，而学生则会更深的服膺于不平等的师生秩序，并且对这种不平的秩序，他会自觉的运用到生活的每一种关系中，造成一种生命伦理的悲剧。事实上，我甚至不在乎能否取信于学生，我的目的只在于唤醒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促进他们自觉的摸索选择属已的生命伦理。因此，在给学生播下自我反动的种子后，我不会无聊的去做枯燥的说教，更不会可耻的施舍关心，那只是把学生当成长不大的孩子，不能放手的风筝。我深信，每一个人的生活只能自己去创造，每一个人的天空只能自己去飞翔，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我下面要做的，只是给他们自我反动的种子以生长的阳光与水分，只是给他们自我生命意识的成长以勇气和信念。这阳光与水分就是我的语文课堂，就是我的启蒙化的语文授课，就是我的诗词鉴赏专题课与思想史、文学史专题课。而这勇气与信念则存在于我的教学姿态，我对教师角色的不留余地的反动之中，存在于我对自己生命伦理的践履过程之中。学生能否接受能否理解我，其实根本就不是我能控制的，毕竟，每一个人都只能尽他自己的心力，自己的成长，自己负责。我只能说，我尽力而为。我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冷漠，更不意味着我让学生自生自灭。我只是不想过多的介入学生的自我成长，让他们的人格与精神构成中有过多的他人的阴影。要知道，我的人格结构与精神构成有着太多的缺憾。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是如此。当然，我会在必要时给学生以精神与智能资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凌月在课堂上交流，或通过作文本交流。我也鼓励她主动要求担任轮值干部。我在她的作文本上时不时会推荐几本书，既有知识性的，娱乐性的，文学性的，也有心灵鸡汤性的。但我不会问她这些书看了没有。有时我也会针对她的现状或她自己提出的疑问谈谈心，这个时候，我从来不惜笔墨，就好像在写一篇传世作品。我常常想，我写的最好的文字，其实是发表在学生本子上的文字。她的考试成绩依旧不大好，但她却不再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不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错，她已经认识到人的价值并不是考试决定的，但她还是会称她的父亲为老家伙，她对她的家还是充满憎恨，她对初中老师还是充满蔑视。她对现在的老师也没有好感，即使对我，她大约也认为我很怪很冷很自以为是吧？我知道我对此没有办法，但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不好，人生本来就充满伤痛，不是这样的伤痛就会有那样的伤痛。凌月不再穿成人化的衣服，不再在课堂上以一种令人厌恶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主义，但她会旷课。我在作文本上说，她如果不想上课，最好是选我的课。如果不想做语文作业，本子交上来，只要有理由就行，不管什么理由。至于其他作业不做，其他课不上，我会告诉其他老师她生病了等等理由，次数多了，这些老师会很暧昧的笑着说，梁老师你不用说了，我知道，凌月生病了嘛。于是就有很多老师跟着起哄。其实我知道，他们根本不在乎凌月上课与否；他们或者只是想借助于开玩笑的形式，表达某种下流的想法，从这之中，获取某种隐秘无聊的快感；他们或者只是想暗示，他们知道我和凌月的家人达成了协议，我接受了礼物，我就得保证凌月的学籍。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想说些什么呢？但我不在乎，事实上，我也没有时间在乎。我太忙。我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因为我给自己的课堂定下了太高远的目标；我要组织或者参与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就是对我的教育内容的实践；我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学生的精神与人格的生成挑战，因为既然我把他们每一个都当成是独一无二的人，他们每个人就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人格与精神障碍需要我去播下反动的种子。
此时此刻，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浮动着的不再只是凌月的身影，还有许多其他学生的独异表情，而印痕最深的，则是王敏暧昧嘲讽的笑容。——这个孩子，是我一生教学最大的失败，我甚至没能在他心中播下自我反动的种子。
当我想起凌月的时候，我同时也想起了王敏。他们是一个班的。王敏是男生，比我高一个头还要拐弯，高大粗壮，肌肉块结，浑身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也许，他的悲剧就在于这一身使不完的力气。记得我开学一个星期后走进教室，想任命一个临时班长，于是，我便问，谁愿意做班长，注意啊，是临时的，我特别强调。我最初的打算是在全班同学互相熟悉后，再民主选举。王敏坐在最后一排，看起来就好像站着一样，比其他学生至少高一个头。我话音刚落，他就试图站起来，可能因为个子太高大，位置又太逼窄，把桌子一起带了起来。全班哄堂大笑，他涨红了脸，怒吼一声道，你们笑什么，我不能做班长吗？他这一声吼，连我也吓了一跳，他的中气实在太足！全班同学全都吓得安静了下来，很多同学硬生生的把笑声吞咽了下去，哽得满脸红涨。我说道，你为什么要做班长？他说，我能让大家服我。我说，那好，你先坐下，下课以后再说。下课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问他，你觉得班长应该做些什么事？他说，每节课配合老师叫上课下课口令，维持课堂纪律，制定落实班规班纪，帮助班主任组织实施各种班集体活动。我问，这么多吗？他楞了一下，说，还有什么，初中时我们老师就是这样给班长分工的。他还以为我认为他的回答不够全面哩。我转移话题说，初中时你是班长吗？是，他自豪的说，而且我还是优秀班干部。我点点头，那好，你就做班长吧，不过，我先说好，是临时的，二个月以后，全班同学互相熟悉了，我们再搞民主选举，能不能继续做班长，就要看你自己这二个月做得怎么样了，你有信心吗？他狠狠的点点头，捏了捏拳头。我对他这个动作隐隐有些不安，便皱眉问他，你是街上的，还是农村的。他说，农村的。我没有再问，让他回班里去了，晚自习的时候，我便让他走马上任了。
事实上，我让王敏做临时班长，其实很犹豫的。他的言语动作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武力主义者，所谓优秀班干部我是清楚的，但我转念一想，一则觉得这也是一种挑战，二则我对班干部的要求其实并不多，只是应各科老师的要求任命一个班长让他们配合老师传达上下课口令，再就是临时有什么事帮我处理一下，我事实上连科代表的人选都不准备固定，我之所谓选举，不过是想借助这种活动给学生们以民主生活的教育，并不在于选举班干部。然而，第三天，王敏在晚自习的时候，主动找我，原来他不仅选好了其他班干部，而且还拟定了干部值日表，同时，他也制定了清洁值日表，星期五大扫除值日表，不仅如此，他还制定了十条班规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我虽然是刚走上讲台，但对老班主任们的所谓班级管理却心怀腹诽，一个班级有什么需要管理的呢？每一个老师组织好他的课堂生活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而且，我内心所想，完全是如何给学生以不一样的语文课堂，因此，对于班主任的具体事务没有一个统筹考虑，也不认为需要什么统筹考虑，都是随机安排的，比如打扫清洁，寝室住宿等。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随时叫上不同的学生，既方便我熟悉他们，又可以给每个人以同等锻炼的机会，看似无序，实则是一种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信心、兴趣、活力以及责任心。事实上，开学一个星期是最忙的，但我都是随机安排学生帮忙处理各种事务，学生我基本上都已经熟悉了，他们的能力、兴趣、品行我也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我觉得这样很好，没有必要搞什么固定的班干部班子。但是，看着王敏做的这些，我还是很感动，我重重的拍着他的肩膀说，行啊。我想，让他试一试这些也好，我得保护他的自尊心。他咧嘴摸头，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老师你看看这些具体内容吧。我拿起干部值日表和清洁值日表说，班里的学生你都认识了吗？哪能这么快都认识啊，不过他们现在都认识我了，他的语气里有得意，我想，这大约就是少年的成就感吧。我说，那你这些表怎么弄出来的？班干部是根据中考成绩和个人意愿定的，我在全班登记了中考成绩，然后征求了那些各科成绩前三名同学的意愿，最后就确定了班干部。他的这种做法也是其他班主任的做法，我不认为有什么合理性，我觉得高中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平台，每一个人都可以也应该重新开始，何必再重提过去的辉煌或平庸呢？但我不想打消王敏的积极性，所以只是听他接着说话。他说，清洁值日表不费事，我让全班每个人把自己的名字用白纸写在桌子的左上角上，这样既方便老师们认识熟悉提问同学，又方便我制定清洁值日表。这个我倒是觉得做得很好，不由点点头。然后，我好奇的问他，这些事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当然不是了，我有很多兄弟的。啊，兄弟？是啊，我们这个班我有很多兄弟的，我们原来都是一个初中的，他们服我嘛，所以我做起事来就快得很啊。我现在明白，他的成就感里夹杂着权力的快感。啊？他们服你？为什么？我能保护他们啊。保护他们？是啊，老师你才教书，不晓得实际，现在的学校有很多混的，而且还经常有社会上的混进来，他们内外串通，在学校里收保护费、泡漂亮女生。
他说的这些，在我的高中时代，就有了，我是知道的，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可能要面对。在高中时代，我自顾不暇，对这类事情虽有耳闻，却没有亲见，也无心理会，现在，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我，如凌月这样的学生现象和王敏所说的这种学生黑社会化的现象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与学校教育必然的双生子。随着这一念头浮上心头的，是一种至为无力的瘫软感。我本来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对世界对世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乐观的看法，对自己更是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信心，更何况，一个迫于生活不得不走上讲台的人，一个只能给自己立定最低目标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然而，我却又不能不做，我没得选择。我预感，不会好久，王敏就能让我遭遇学校黑社会化现象。他随后说出的一句话几乎给我此时的想法作了注脚——他说，梁老师你不用怕，一切有我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句话，才是我最害怕的。他的权力快感依托于他的自然暴力。看着王敏兴冲冲的走出办公室，我想，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初一接触，觉得他有能力与热情，也不乏诚实。但现在，我感觉他的人格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纠结在一起，有些复杂，也有些让人担心。他会走向哪里呢？我有些后悔任命什么班长了。
当然，我不会让自己过多的分析这些孩子，人的心灵是一个黑洞，什么东西里面没有呢？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教师的责任不就在于尽力为他们创造一个利于其人格中潜在的积极因素生长茁壮的人文环境吗？如果仅仅预设孩子的内心深处潜伏着黑暗的东西就对其进行严厉的打压，那么，结果只能是想压制的没压制住，反而使其人格中失去了黑暗的对立面。健康的人格不正是在对立面的竞争拼斗中形成的吗？王敏这样的孩子能走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生活的环境。而我，正是其当前生成环境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责任重大，我能做些什么呢？要知道，我是孩子们生成环境的核心部分，然而，孩子们生成的环境却远不止我，学校、全体老师、同学、家长、社会，都是他们的生成环境，当我和这些环境一致时，我无须做什么，孩子们会怎么样也是一目了然，当我与这些环境格格不入时，我能让孩子们以我以他们自己作为他们的生成环境吗？
第二天早读，我走进教室，黑板左边已经方方正正的贴上了班干部值日表、清洁值日表、班规班纪及其惩处条例。我站在班规班纪及其惩处条例前，仔细看起来。昨天本来要看的，因为王敏的话而浮想联翩，就忘记了，今天再看，才发现，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总共十条班规，都是以否定式写成，不允许上课讲话，不允许上课睡觉，不允许迟到旷课，不允许顶撞老师，不允许拖欠作业，不允许课间在教室内外走廊上打闹喧哗……后面的处罚则更是怵目惊心，诸如每星期迟到二次罚款三元，二次作业不交罚款五元等等，居然全都与经济挂勾了。我知道这肯定是初中的经验，他们已经刻骨铭心了，自然而然的就用在了这里。我没有任何迟疑的把王敏叫到了教室外面。我直截了当的说，不好意思啊，昨天我忘记了要看这个班规及惩处条例，所以我向你道个不是，不过，昨天看今天看结果是一样的：我认为这个班规作废为好。王敏吃惊的说，老师，你是不是觉得罚款不好啊，我告诉你吧，除了罚款有用，其他方式是没有一点用的，你要知道我们这是文科班，文科班是全校最差的学生，他们没有多少把学习当一回事的。现在你不震住他们，以后就不好搞了。我有些迷惑的看着他，这是一个学生说的话吗？我怎么听着好像是一个老师在对我传授葵花宝典呢？那是九月的早晨，没有雾也没有水汽，我的身上却有了凉意。我摇摇头，问他道，依你说，你也是最差的学生了，你承认吗？你想把成绩搞上去吗？王敏嚅动着嘴唇，很小声的说，我的成绩不是很好。短暂的停顿之后，他的声音又恢复了正常，他的话让我非常惊讶。他说，我会尽量学一些东西，但我主要是想学习么样做干部，我知道我考大学指望不大，但我想高中毕业以后回去做村长或支书。话说完，他又语气粗重的说，我一定要做成。这是我十多年教学生涯中从学生口中听到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样低级别的理想了，然而，很多年后，随着我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解越来越深，随着我对中国教育成果的认识越来越多，我想起王敏的志愿，不能不说，他的理想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国家一切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高级别的理想。做一个支书或村长与做一个主席或总书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中国人的读书目的从来没有逸出过这个轨道。对权力的想象与渴望是我们民族千年不变的共同理想。从来如此，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感觉得到王敏的理想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我能想象这样的理想一定抽象于艰难的人生经验，可能包含着相当沉痛的人世沧桑。所以我并没有追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想，而是反问了一句：如果你真的做了村长，你觉得你能这样粗暴的处罚有错误的村民吗？如果你真的这样粗暴的做了，你认为你这个村长还受人欢迎吗？还能做得长吗？我说，也许你见过的村长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见过的村长也有是这样的。说到这里，我看出他嘴唇在翕动，便问，你们村长是这样的吗？他脸上现出激愤的表情，说到，我们村长简直就是土匪。他们家兄弟伙的多，自从做了村长，村里的好田好地都是他们家的了，每个月的水电费收得积极得很，电工也是他家族里的人，一般人家哪能用什么水电，但却总得几十块钱交。不交？他家里几弟兄一哄而上，把你家里的东西不由分说全搬走。农村干部的黑社会化我是知道的，我们村就是这样，所以，我很能理解王敏的感受，也能理解他的志愿。现实对人的教育效果比什么都要强。然而，我说，那么，你也想做一个这样的村长或支书吗？当然不想，他显然觉得我侮辱他了，语气中饱含委屈。我说，我知道你不想，但你事实上正在把我们班变成你们村，你就是村长，你的同学就是村民，你的这个处罚条例就是证明。可是老师你要现在不管住他们，你将来想要管他们就迟了。我说，我为什么要管住他们？为什么他们要我管？他眼睛睁得溜圆，似乎在说，你是不是疯了？我笑笑问道，你认为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个小动作，不打一次磕睡……是可能的吗？你认为一个学生一次都不迟到旷课，一次作业都不拖欠也是可能的吗？这一次，他想了一会，才断断续续的说，我没见过。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你我都做不到的事情，却要求别人做到，这公平吗？而且，你将来如果做不到，你却又要求你的同学做到，你怎么去面对你的同学们呢？当然，你如果觉得你这个班长有豁免权，那又当别论了。话说到这里，我忽然改变了主意，我说，这样吧，你这个班规就暂时用着，一段时间后，我们再来看效果，你说好不好？那太好了，王敏虽然有些奇怪，但却很高兴，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说，是不是让我放手让你去管理，不干涉你用什么手段？他点了点头。我也点点头。这个头我实在点得太轻率了。
我之所以突然改变了废止这个班规的决定，是因为我想让王敏能在生活中清楚的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犯错，犯错是每个人的权利。做一个真正的好干部，不能依靠严刑峻法，而是依靠对他人犯错权利的尊重。更何况，我也看出王敏并不服气呢？他对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很不以为然，这其实很正常，近十年的教育以及险恶艰危的生存环境，给他植入了人分三六九等的等级观，而要想在这个等级链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只能依靠暴力和权势。我没有什么好悲哀的，我当年所接受的也是这样的教育，我的生存环境也经常告诉我应该这样树立自己的人生观，然而，我却走向了其对立面，我生来就是他们的敌人，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现在，与其说我想看王敏怎么做，不如说我对他的同学们如何面对他的做法更感兴趣。我其实对他的同学们抱有一定的希望。
一个星期过去了，王敏的班规似乎一点挑战都没有遇到。凌月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是老师们头痛的对象，她明显是触犯了王敏的班规的，但她那时正要通过乱花她父亲的钱来获取报复的快感哩。除了凌月，老师们对课堂纪律很满意，他们说，这个班长真不错。不仅如此，我本人也在班主任例会上受到了表扬，原因是班级纪律好，清洁卫生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然而，听到这样的表扬，我只能苦笑。从学生的周记中，我了解到了王敏的具体做法，我不知道是该佩服他，还是该为他哭泣。他把全班分成8个小组，每组一个组长，他自己兼任其中一个组长，高二的时候，据说，他们8人号称8大罗汉。每组一人犯错，全组受罚，所罚数目与犯规者同，居然采取了诛连之法。每天给各组打分，按表现排名次，他把收得的钱全部充作班费，对表现好的前三组呈等差给予奖励。我看到凌月的周记写道，本周老子交了十元，反正是老家伙的钱。真是他妈的扯蛋。不过，他们也都交了十元，真不可思议，爱交交，一群傻蛋！天，光一个组就交了共100元，这怎么得了，这钱，是父母的血汗钱啊，我感到了莫可名状的苦痛。王敏他快乐了吗？可是，能有多少血汗可以滋润这样变态的快乐！我把这个组其他几个组员的本子全部摊开，发现王敏就是这个组的组长。其他组员的周记里竟然都写着相同的几个字：刚开学，一切都很新鲜。人家都说开学三天混，我们开学一点也不混，我们的纪律好得出奇，高中原来是这样子的。没意思。他们如此一致，有话压在舌头底下却没说，为什么呢？因为害怕王敏的拳头？王敏的则写着：老师，你看，我做得怎么样？他想告诉我，他是对的。他的得意溢于言表。但他没写他是怎么做的，他大约想到我会反对的吧。而我又岂止是反对呢？其他组的很多同学都写着类似这样的话：王敏真暴力，老师真虚伪，说的真好听，做起来真狠，这个班真没意思。另外几个所谓先进组有人写道，不是说有奖励吗？怎么一分钱都没看到啊？对这一点，我倒是暗叫幸运，我想大约是因为放假所以没来得及发下去吧，如果发下去就麻烦了。
看完这些周记，我不奇怪学生把我看作王敏的后台，而是惊异于他无师自通的警察手段——他这样做不就是一种合法的黑社会行为吗？这和收保护费有什么区别？对他，我不能不说，我那时是恐惧与厌恶及同情交织于胸。我很后悔，没有即时终止王敏的胡闹，反而为他提供了机会，很长时间后，我还在想，我这样做是不是有一种看客的卑劣心理。不能真的等反抗升级了，我必须制止。星期一，王敏坐在了我的办公桌前，他的面前摆着我从同学们的周记本上摘录的各种或隐或显的不满意见。看完这些意见，王敏还是一幅满不在乎的口吻，他说，他们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怎么样的。周主任都说这样管理班级好了。所谓周主任是年级主任，本班的政治代课老师。原来王敏的底气来自权力，我只觉得如被冰窖，这个孩子到底还会让我吃惊多少次？我突然失去了与他说话的力气，但还是强忍着厌恶，说，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自己这个组十个人的罚款是怎么收起来的？他迟疑了一下说，凌月交了十元，高勇、陈守华、肖新明、胡杰他们四个也都交了，另外五十元全部是我自己交的，还有四个女生不肯交，我暂时没想到办法，只好自己先垫着。我看着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我想到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经他证实后我还是感觉不可思议。我说，你是心甘情愿垫付的吗？又不是该我交的钱，我怎么会心甘情愿？他恨恨的说，眼神中棱光闪闪。我想起其他三个组也分别收到罚款几十元不等，会不会也有组长垫付的情况呢？便把这三个组的组长也叫到了办公室，果然，他们三人也有垫付的情况。我看着他们说，如果以后再出现不愿交的同学，你们是不是会继续垫付下去？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的了。他们四个人互相看看，几乎异口同声，他们四人也许早就商量过了。不会再出现？你们这么有把握？为什么？胡仪你说说看，为什么你们这么有把握？胡仪看着王敏，半天不说话。原来他们果然商量过对策，原来这些所谓兄弟果然服王敏。我看着王敏说，还是你说吧，你想怎么应付这种情况，从上周的情况来看，说话，迟到，旷课，拖欠作业几乎是一种本能，就像人要吃饭一样，你能禁止吗？班规是肯定不能改的，我想提高对犯规人员的罚款数目，他们现在不怕犯规，主要因为这个罚款数目不能让他们在乎。他们一在乎，就不会有犯规现象了，那就什么都好了。那万一有人不在乎呢？我摇摇头，对这种挑战人性的偏执很难过。他们敢！王敏显然被我逼急了，有些口不择言。他可能怕我误会，接着补充道，只要老师能支持我，我要整好他们的材料，分别对应于学校的记过警告开除等处分，他们就没有对抗的勇气了。我终于明白，他最后的依仗是暴力，而且还是所谓合法的暴力。一切与人性对抗的恶法赖以存在的依凭只能是暴力。我的悲哀无词可绘，有一种尖锐的疼痛在体内弥漫，这个才十七岁的孩子，何以如此熟悉这一套整人的把戏啊！我没有勇气指责他，他所来处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我只能转移话题说，王敏，你家里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你？80元。80元？你一个月生活费要80元，你却说你迟到二次罚款三元还不算高，你还要把罚款数目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你现在已经用去了50元，你这个月的生活怎么过呢？你准备向你的父母开口吗？你忍心吗？不会的，老师，胡仪几人接口道，我们会帮他的。我现在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些孩子其实已经是一个小帮派了。他们会把这个班级变成他们的堂口吗？如果我还给他们机会，他们还会做出什么事来呢？我不想再和他们多说，也不管他们反应如何，只是说，你们回教室吧，把所有收起来的罚款还给同学们。我铁青着脸，已经没有耐心和他们讲道理。很多年后，我回想起这一幕，仍然不后悔我的决定，更不认为我没有耐心，并且粗暴。那时，我意识到我所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价值观有待形成的学生，而是一个已经有着明确世界观和伦理观的成人，尽管他还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明确，他的初中教育生活与家庭生活使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主流环境的一部分。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他，他反而想要说服我。我甚至怀疑，如果不是因为我是老师，他很可能会对我动武。这样的人只能等生活去改变他，趋于正常健康或更加病态。我无能为力，我不是救世主，在短时间内，对他我肯定做不了什么，我能做的是不让他有过多的发展自己被污染的人格的机会，我能做的只是让我的班级空气正常一点，我能做的只是营造另外一种他所不知道的生存状态，让他感受别样的人生价值观，至于他能不能接受，我也不认为我能做得更多。
这天晚自习，我督促王敏把所有的罚款还给了学生们，然后，把责任揽到了自己头上，说这一切都是我让王敏做的，现在在王敏等同学的提醒下，意识到自己做错了，请同学们原谅。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我只是想给王敏面子，让他的自尊心不至于无处安放，我不想让他感觉到自己被剥光了，更不想激化他被污染的人格强力膨胀。我注意到王敏的脸色由最初还钱时的恼怒变成了赤红而后慢慢趋于平静。显然这一切出于他的意料，但还有更出于他意料之外的。——我说，王敏同学还提出了另外一套班级管理方案，我强调，我认为他的这个方案特别好，我现在就开始执行。那就是所有的班级职务全部轮流，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如果我能带他们三年的话。每人轮值一个星期，从本周开始。我迅速指定了所有的班干部，本周班长仍然是王敏，以后，所有班干部根据学生要求再临时指定。全班学生炸锅了一般，兴奋异常。大家的热情与惊奇显然感染了王敏，更何况我把所有的创意都归功于他，让大家频频注目他。他也加入了大家的热烈议论之中，我看着他和大家的兴奋劲，长舒了一口气。毕竟他还小，还只是一个孩子，善意的谎言，不以纪律和暴力而是以信任、尊重为起点的友好平和的处世方式，能给他以不一样的自尊、希望与温暖，希望将来的班级生活能够改变他。但我还是要说，我没抱什么希望。面对王敏，我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在他的内心播下自我运动的种子。我从不低估我们的世界与生存环境给孩子们的邪恶影响。
在我开始自己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讲课以后，我又把全班分成十个读书小组，分别让凌月和王敏担任了其中二组的组长，组长的任务就是每个星期监督同学们读一本书（不管什么书，武侠言情传奇都行）并针对本书写读书体会，然后在周末主持本组的交流讨论会，并做好交流纪录。我要给所有的学生播下自我反动的种子，王敏我也没有放弃。应当说，我的高密度课堂，我的频繁的读书交流，我的班干部民主轮值，给孩子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二三个月后，我看到大部分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思想、言论、行为，的确有了质的改观，他们变得更友好、温情、平和了，他们也变得更深思、理性了。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让我乐上天，因为我也发现了随之而来的分裂动荡。有学生给我写信说，老师，你让我们明白了这些，可这些与我们的生活是相反的，我们若按着这些价值观去为人处世，我们的人生会很苦的，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是啊，这是一个天问，我的成功实质上就意味着我的失败——你醒了，你就很痛！你按照这去做，你就会很失败！如我一般。我知道这是他们共同的疑惑，而我没有答案。是的，我没有答案，尽管我还是这样毫不动摇的坚持这样的教育。然而，已经有学生动摇了。有的把我所教给他们的当做一种纯粹的知识接受下来，出了课堂，他们就忘记了这些，处世还是按照世俗的方式，我的人文教育在他们那里成为了一种冰冷客观的旁观者式的知识，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世俗智慧发达的，则更是把我的人文知识变成了一种在朋友同学面前垄断话语权的资源，我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快乐，但是我所憎恨的快乐。执着的如我一般愚笨的则陷入了忧郁与彷徨之中，似乎是我毁了他们的生活。这一切是我始料未及的，当我现在写下这些时，我没有办法说我多么心痛，因为我其实已经麻木了。我本以为我催生了那些已然将要闷死的花蕾，我本以为我会看到百花争艳的胜景，然而，我的第一届学生就让我明白，夭折竟然是他们的宿命！而看着他们夭折则是我的宿命，这是怎样难以承受的苦痛啊，我只有麻木！
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些多年来一直被我刻意努力的尘封在记忆深处的失败苦痛的过往，我看到了无数花朵的飘零。我看到凌月向我走来，那是在高二下学期将近的时候，那时，我已经不再是她的老师了，她也不再是学生了。我到高二时就被调离了她们这个班，也不再是班主任。而她则在经历了一年的歧视、屈辱和在歧视与屈辱之中的反抗后也终于被开除了。她终究是那种笨学生啊，她相信了我，她不能适应也不能接受那种警察式的班级生活，她拼命的逃课，与班主任对抗，她在班主任厚厚的材料面前毫不畏缩，在她所讨厌的父亲面对班主任的委琐时却哭了。她离开了学校，她来向我告别，她哪里是在向我告别啊，她是在控诉我的罪恶。她说，我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了，可我能怎样生活呢？我不在乎不读书，我最初也不喜欢读书，但以后，我却要好好读书，可我的路在哪里呢？你告诉我，你这个疯子！这是她离开学校时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这句话，我从未有一刻忘记，是啊，我是一个疯子！她从没叫过我一声老师，最后，她却称我为疯子。
而我这个疯子不独要承受毁灭学生的良心折磨，我还要承受学生的污辱。我看到王敏也向我走来了。他终于在高二的时候如愿以偿的做起了常务班长，他终于大刀阔斧的推行起他从初中生活从他的家庭生活也从他当前的老师教育中学来的种种班级管理方法。他有雄厚的背景支持，他如鱼得水，他似乎成了职业革命家，每天兴冲冲的忙于各种各样的班级事务，他又成了优秀班干部。有一天，他特意拿着优秀班干部的红本子，走进了办公室。我们是大办公室，整个年级的老师都在一个屋檐下办公，高二一整年，我无数次看到他出入于办公室，精神亢奋的向他的班主任汇报班级事务，这其中就包括汇报凌月的种种罪状。我无数次听到老师们说，这小子是一个当官的料，可惜文化成绩太差了。他们的惋惜突现出他们对王敏的喜爱与欣赏，而他们不知道，王敏的志愿就是做村长和支书。我明白，王敏有时的出入办公室其实并非班级事务的必要，他只不过是向我示威而已。这一次，他专门选了一个没有其他老师在办公室的机会，拿着红本子，走到了我的面前。我看着他，无语。他笑着说，梁老师，谢谢你啊，虽然我文化成绩不好，但我现在很喜欢看书。我发现看书真的很好，能让我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东西。我笑笑说，是啊，看书是好习惯。他说，梁老师，对不起，今天我是来向你道歉的。他不容我说话，其实我也没想说话。他接着说，知道您高二为什么被调了班吗？我当然知道原因，因为我的教学和管理让学校领导不放心，也让老师们看不顺眼，而导火线则是一个学生写的一封匿名控告信，信写了足足十三页，全部是断章取义列举的我在学生们面前的言论，条分缕析，有反社会的，有反政府的，有为师不尊的等等。这封信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事。我其实猜测到了是王敏，但并不敢确定，其实我也对确定没有兴趣，因为我知道，即使没有这封信，结果也是一样。而王敏说到道歉，我就明白他要说什么了。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他笑着说，您知道了？对-不-起-啊。他拖着长音，脸对着我退出了办公室，然后，就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之外。我瘫在椅子上，很久很久。
多年以后，王敏没做成支书也没做成村长，他做了黑社会，但他过得很好。
多年以后，凌月结了婚，而后又离了婚，而后又结了婚，前年，又离了婚。她带着一个孩子。
多年以来，王敏和凌月偶尔也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一个泪眼滂沱，一个冷笑不止，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却一个是另一个的迫害者；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一个在自我被掏空后活得自在坦荡，一个在自我恢复后活得悲惨凄凉。我想，他们来到我的梦中，是要向我讨要公道？
我自诩要做不须自我憎恶的人，我自诩要为学生播下自我反动的种子，结果呢，无论有没有播下种子，他们都一样的没能形成真正健康快乐的生命伦理，他们的生存状态一样的可怕可痛。我给他们的伤害也许并不下于这个社会。我原本以为自己是园丁，心血催开满园春；却不料自己其实只是一个看守，尽管是一个渎职的看守，却一样身不由主的干着禁锢摧残青春、肉体、生命以及生活的勾当。我并不想这样看待自己，我没有受虐狂，也不想矫情的忏悔，但我的学生们的生活与我站在讲台上预备给他们的生活相反，我真的没有办法否认。多年以后，我看到了《死亡诗社》。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屏幕前，随着尼尔的自杀与基廷老师的离开，我的泪悄然流下。我知道，对尼尔之死，基廷是满怀伤痛与歉疚的，如同我对凌月们的人生一样，我们并不能百分百的无愧于心。我不知道，离开的基廷，是否还会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而在凌月与王敏之后，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再也没有过丝毫自信。有时候，我想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对世界的仇恨。我这样想的时候，发现自己实在很残忍也很自私，于是就陷入颓废与玩世。有时候，我又想，做一个痛苦的人总比做一头快乐的猪好，要做人，在这样的时代，总得有代价，凌月们的人生是值得的，她们选择了这一条路，就得承担选择的风险，我这样想的时候，便从无力与无奈感中拔出身来，又一次开始了所谓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的努力。这二种思想此消彼长，此长彼消，互相纠缠，支配了我此后十多年的教学生涯。摇摆在颓废与振作、自责与平静之间，我的生命弥漫着难以言说的苦涩与悲凉。而在这苦涩与悲凉之中，缠绕着无数学生挣扎的青春，禁闭的肉体，压抑的生命。他们可悲可痛可感可触可怜可惜可恨可恶的生活强有力的渗入我矛盾动荡的生活之中，形成了我喑哑深沉的生命之河。穿过我黑暗沉郁的生命之河，我看见泅渡上岸的学生们虽然各各不同，但呈现在他们脚下的路却极其有限，走在这几条有限的路上，他们的人格慢慢分解积淀最后融入我们民族这个时代的几种典型的大众化人格。
其一是冷漠机械型人格。这种人格信奉活着主义，人生的唯一要务在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好一些。他们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为了避免价值风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我的大部分学生在走向社会后，最终都会形成这种人格。我知道，没有我，这大部分学生最终也会形成这种人格，然而，有了我，这部分学生就会更加义无反顾的趋向这种人格。因为我苦痛的生命伦理于他们而言，恰是一个反面教材，正足以警示他们任何属己价值观的思考与追求都是以个体生命的幸福为代价的。冷漠机械型人格是社会大众人格的主流，这种人格就像一个空洞的容器，随时接受来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填充，他们的本质特征就是主体空无，我的大部分学生最终都因为我而更加义无反顾的趋于这种人格，我不想说这是我的失败，而应当说我是多么孤独，社会又是多么强大。我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在独异自立的个体人格与混沌齐一的社会化人格之间，力量的对比一目了然，后者不可理喻的强大与暴虐，足以毁灭一切个体生活，如果是我的子女，我也会让他们如此选择。我这样说，我的无奈与悲哀难以言喻。
其二是目标明确型人格。这种人格在我的学生中就是王敏这一类学生了。王敏一类学生是早熟的，他们已经基本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要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活得最好。他们的价值观也是社会大众人格的价值观，但与冷漠机械型人格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被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填充的容器，而是主动积极的汇入主流意识形态的合唱，并试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操控身先士卒，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升级换代尽心竭力。应当说，这类人，是社会大众化人格的核心扩张力量，正是他们，引领着社会化大众人格的走向。我的学生，只有极少数属于这种阴沉强暴的人格，对他们，我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相反，他们还会利用我所传授的知识获取更多的权力。他们让我明白，人性的理性算计，在一个非人的体制下是可以邪恶到什么地步的，即使是一个孩子，其邪恶也没有底线，而面对他们，我的教育是多么苍白与无力。
其三是自尊独立型人格。这种人格是前二种人格的敌人，在我的学生中，也是少数，但要比目标明确型人格多得多，他们是我一生最大的快乐，也是我一生最大的愧疚。因为他们的不屈服不俯就，因为他们的自尊敏感多思，我快乐。也因为他们的人生注定了的苦痛曲折，我愧疚。这些孩子，如果没有我，百分之九十九会成为机械冷漠型人格，会活得虽然混沌，但却没有存在意义上的痛苦，而现在，他们活得清醒，却永久失去了快乐。他们总是让我对自己的教育充满矛盾与游移。如果教育的影响只能是人生的痛苦，这样的教育还是人道的吗？我自然知道，如果我随波逐流，我的教育依旧是非人道的。我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吗？十多年来，这个疑问一直折磨着我，让我黯然销魂，我知道，他还会一直折磨我的，直到我教育人生的终结。
回首过去，细细检索那些我生命之流飘浮而过的花朵，我才发现他们基本上属于以上三种类型，这样的认识与分类再明显不过的告诉我，没有什么人的教育可以抵抗来自社会、家庭、日常生活的教育合力，他们包容了政治、经济、文化、娱乐，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所有人的存在的一切方面，他们像空气一样存在于学生从出生那一刻开始的一呼一吸之中，他们也因此占有了学生的肉体与灵魂。即使你的教育能够抢过学生的灵魂，但你永远也抢夺不回学生的肉体，那将使学生陷入灵肉二分的深刻痛楚之中。我的教育因此注定无力抵抗这些无所不在的大教育，然而，我是不能投降的，我生来就是他们的敌人。这使我更深的陷入了人生的荒谬处境——我的反抗，成为这种社会家庭与日常渗透的教育的强大抟捏力的见证；我的反抗，成为西西弗斯不断推石上山的苦役。我的痛苦与失败是这种邪恶教育的奖章，而我的快乐与坚韧却不能诉诸言语。西西弗斯的苦役是没有尽头的，只因为那些大环境对人的教育的强大抟捏力也没有极限，随着我的苦役进入21世纪，进入奥运年代，到我写着这些悲哀的文字的此时此刻，我越来越清楚的看到这种抟捏力又抟捏出了这个时代的最新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其实早在我的读书时代就已萌芽，但只有在这个奥运年代，他才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人格。
应当说，正是朱琳给了我对学生人格类型分析的灵感，也正是她让我意识到了这第四种人格类型。朱琳是我现在的学生，她距离高考还有一年的距离，而我并不能确定她能否逾越这段距离。自从王敏、凌月之后，我再也没做过班主任，这大大削减了我卷入学生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然而，我还是目击了无数花朵正当华年的凋零，这些凋零之花的悲哀人生仍然有许多是因为我的存在。随着年龄越大，我对这种失败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差，也因此，颓废的周期便越来越长，朱琳正是在我最近这二年陷入颓废期时出现的。在颓废时期，我一般上完自己的课就走人，早晚读也从不补充讲课，课堂之上也尽量节制，加之不是班主任，所以，除了课堂之上已经被我降到最低程度的双边活动之外，我和学生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也正是因此，在我给朱琳上了高一整整一年课后，我没和她说过一句话。而我最初知道她的名字，还是因为她有几节语文课没上，向她的同桌了解情况才不经意的知道的。然而，在高二开学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便不由自主的卷入了她的生活。高二这一年，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每周一交的摘录任务，当然，也可以自己创作，字数不限，篇目一篇以上。自然，摘录一定要注明作者与出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我一时心血来潮的规定引起的。那是高二第一次月考后一个星期，我翻开朱琳的摘录本，眼光落在最后一篇文字上。和前面的不同，这一篇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注明作者和出处，我意识到这是她自己写的，对摘录，我往往只是批注一个日期就完事，而对学生自己写的文字，我则会看一看。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我没仔细看她的文字，或者即使看了也假装没看到，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当然，没有如果，事实是，我不仅看了，而且还看了好几遍，而且还写了一段话。正是这一段话，使我卷进了她的生活。她的文字其实很短，先是说自己最近晚上总是睡不好，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入眠，使得陪同自己睡觉的妈妈每天晚上也睡不好，而且为她担心之极，然后又说她爸爸每天早晚都接送她上学回家，风雨无阻，为了她一个人读书，全家人总是处在战争状态，而自己成绩又不好，实在是对不起父母。最后一句话，她是这样写的：我真没用，我怎么办？怎么办？我好想死了算了！这一句话让我没有办法忽略这一段文字，我想了很久，不知该给她写些什么。
应当说，朱琳的这种心理状态，我太熟悉了。十多年来，我不知看到多少学生因为成绩的压力而自我折磨，最后要么完全放弃学业，在玩乐方面寻求种种出格的存在主义表达，成为校园色情暴力的载体，要么彻底丧失了对自己任何方面的信心，完全视自己为废物，从此一辈子都自甘平庸，自任下贱。严重的，则精神分裂或自杀。当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想起了枝江一中的谭静，这个曾经被誉为神童的孩子，她的投河自杀，大约也是因为高中种种变态的考试摧毁了她的信心吧？我们的教育这样毁了多少神童呢？
朱琳的心态其实是我们教育的逻辑必然，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结果。——正常的不正常或不正常的正常，怎么说都一样。但我不能给她讲这种大道理，她不会对这有兴趣，所以，我考虑再三，在她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小孩子胡说八道，无能如我老头子都不轻易言死，你正当青春年少，有着美好的未来，怎么可以轻易言死呢？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差点瘫痪，当我能起来走动，我突然发现，原来，阳光多么明亮，花儿多么灿烂，树木多么繁荣，而我身边的这些桌椅，这些书，这些人，又都是多么亲切……我对自己说，活着多么好啊，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你也睁大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吧，活着，真的很好。后来，我又加了一句：成绩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生命中有着无数比成绩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爱、友谊、你的各种各样的兴趣和爱好，记住啊，孩子，活着真好，当你无论做什么事时，都要在心中默念三下：活着真好！最后，我又特意为她提供了一些在网上查得的治疗失眠的简单可行的方法。
第二天上课时，我才特别留意朱琳，果然发现她的眼圈全部是黑的，眼睛则是通红的，她趴在桌子上，并没有打开语文课本，也没有看着我，更没有听讲，只是在一张纸上有气无力的涂抹着什么。摘录本昨晚就发下去了，而且是我特意提前发下去的，但，我看不出她有什么积极的反应。以后一个星期，她精神都不是很好，上课也谈不上专注。但我一直没有找她谈话，一方面是我不知道和她聊什么，我不会讲什么大道理，我也知道那些虚东西对她没用，另一方面，大约是我看多了她这种学生，已经麻木了吧，并没有那种非常切迫的忧虑。直到又一次摘录交上来，我首先找出她的本子，上面写着：你的方法一点用都没有，我仍然难以入睡。不能入睡，就没有办法以最好的状态学习，我的成绩肯定会下滑的。说到成绩，我想说，没有成绩，我什么都不是，我也想看看这阳光如何明亮，花儿如何灿烂，但我看不出，我更体会不出活着有什么好，你说，我该怎么办？看来，她似乎已经把她的生命押在了我的身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我决定先到班主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我说，朱琳这孩子怎么样？班主任的话让我非常疑惑，他说，朱琳？很好啊。她是我们班的第一名，这孩子自控能力非常强，自学能力也是一流的，智力也非常好，除了学习，她应该不会做任何事的。看来，朱琳没有找过班主任，我决定暂时不告诉他朱琳的情况，回到办公室，我找出了这个班自高一以来所有的考试成绩单。每一次考试，班主任都会给我一份班级成绩表，但我从来没看过，随手就扔进了抽屉里，我从不关心学生的成绩，包括语文。事实上，我的语文课根本上就是学生在数理化题海中泅渡疲惫时的休憩港湾。但现在，我不能不关心朱琳的成绩了。结果让我非常吃惊，原来，朱琳所说的成绩不好，竟然是每一次的全班第一名。从高一到现在，总共考试六次，她每一次都是第一名，而且和第二名之间的总分差距还相当大，另外，从第二名到第十名，几乎每次都是不同的学生，只有朱琳是稳定的——她稳居班级第一名，而且每次在全年级的名次也总是在20-50名之间。整个高二年级，除二个竞赛班之外，18个平行班，20个班级，1千5百多人，她稳居前50名，比大部分竞赛班的学生成绩都要好，而她说，她成绩不好，所以了无生意。
她的病比我最初想象的那种因为成绩不好而彻底丧失自信的学生更严重，我想，这是一种第一强迫症人格，这种人格什么都要追求第一，不是第一，就会千方百计费尽心机的追求，追求不到，就会对自己对世界失去信心与兴趣甚至于对自己和世界充满厌恶与仇恨，追求得到，该舒畅一些了吧？不，她总是担心被别人超过，总是担心自己会掉下来，她永远生活在忧虑与恐惧之中，实在是生不如死。这种人永远都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奥运人格。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人格，其实就是典型的奥运人格——是第一，就什么都是，哪怕是第二，也什么都不是。社会的整体人格变态渗透到学校、家庭，就有了朱琳这种学生。我现在能够想象朱琳从小学到高中的整体学习情况了，我也能想象得到她有着怎样的家庭教育了，然而，知道了病根，我又能怎么样呢？面对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病入膏肓，扁鹊不也束手无策吗？
很久，我才在她的本子上列出了她六次考试的成绩及班级名次，然后，我只写了一句话：如果下次不是第一，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做？是不是真的想死？是不是真的就去死？在这句话的后面，我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随后，我又抹掉了。晚读的时候，我把本子发了下去，我看到朱琳打开本子，脸刷的一下子白了，然后，她抱着头趴在了桌子上，肩膀则不停的抽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我走到她身边，轻轻拍了一下她耸动的脑袋，她抬起头，双眼赤红看着我，我走出教室，她也随后跟出来，我把她带进楼道旁边老师们的课间休息室，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正适合谈话。我看着她，并不说话，我想等她自己说话，但她低着头，也不说话。我只好说，为什么你要选中我，而不是班主任或其他老师？因为你上课的时候老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似乎我们在乎的，你全不在乎，我们不在乎的你全在乎，你和我们不同。我原以为她不大会说话，想不到她说起话来很流畅的，只是她眼中的我竟然是这个样子，我在内心呻吟了一下，我以为我已经控制了自己，然而，原来我的控制在他人眼中竟然如此失败。我摇摇头，很无奈的说，那你说我在乎什么，又不在乎什么。你我行我素，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一个老师应该在乎的，比如分数、学生的尊敬、老师的形象你全不在乎。就这些吗？你还没告诉我我在乎什么哩。我说不清楚你在乎什么，我们要上课，你让我们自由活动；我们做作业，你说玩更重要；我们迟到旷课早退，你说不上语文课没关系……要说你在乎什么，感觉就是轻松和自由吧。那么，你认为是我在乎的东西重要还是你们在乎的东西重要呢？谁都喜欢轻松和自由，但没有成绩，怎么能轻松和自由呢？我们从小就被告诉要努力刻苦，只有吃得苦中苦，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能做人上人，才能拥有想要拥有的一切东西，那时，自然就轻松了也自由了。
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几千年来，中国人理解和追求的东西从来就没有过改变，我也不能改变他们，所以在他们眼中，我只是一个怪人。我想哭但真的哭不出来，我们这个民族似乎被诅咒了。我只能皱眉说道，那你说我所要的轻松和自由与你所要的轻松和自由是一回事吗？想一想，我说，想一想我平时的言行举止，想一想我平时的批评与褒奖，你还认为我所拥有的轻松和自由与你所需要的轻松与自由是一回事吗？而且，你还要想一想，获得哪一种轻松与自由更简单？她沉默了很久，才说，我们都觉得你的轻松与自由是装出来的，你并不快乐。是，我可能不算快乐，但那也只是因为你们，因为替你们忧虑，如果是为我自己，我会很快乐，你知道吗？为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你看看你，我不正在为你而忧虑吗？你想做人上人，每个人都想做人上人，这个世界不成了一个丛林世界吗？你要么吃人，要么被人吃，你害怕有一天会被人吃，你因此神经紧张，生无所乐，生无所依，你这个样子，还不让人忧虑吗？是，可适者生存啊，不行的，就应该安于做人下人，我不想做人下人。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在你眼中，这个世界只有二种人：人上人与人下人，成功者与失败者，所有的人都是敌人。所以你总是处于恐惧之中，你害怕你最终会成为失败者，成为人下人。说到这里，我加重了语气：你担心什么呢？如果你注定只是人下人，是失败者，你担心也没用，你认命就好。不，她突然面孔扭曲，高声尖叫道，不，我要做第一，我一直都是第一。我冷酷的打断了她，不，你从来都不是第一，你从来没在全校考过第一，更没在全市考过第一，在全省全国全世界，你又算什么？我原本没想过和她说这些的，但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不能自控的冲动，想要打垮她那种建立在分数上的脆弱自信，因为她的人格根本上就是成功者的自信与失败者的自卑的畸形结合。我于是没有了一点顾忌。直到看到她泣不成声的趴在地上，我才长呼一口气，静静的等待。这无言的等待是多么苦涩。
她趴在地上哭了很久，才停止哭泣。我多么希望这样的长号能够让她哭出所有的积郁与积毒。我轻轻说，你的想法有问题，你知道吗？按你的逻辑，你的同学们将来都只配服侍你，或者反之。你的老师们，你的父母，将来也只能是你的被统治者，你觉得你能这样想吗？而且，老师没有统治谁，老师只是按照作息时间给你们上课，也无所谓被谁统治，老师活得心安理得，如果说有痛苦，那也只是因为你们这些孩子，你知道吗？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的同学，想想你的老师，是不是所有人要么过得飞扬跋扈，要么过得饱受蹂躏，是不是生活就是一场对所有他人的战争？如果不是，你是不是应该意识到生活中还有太多重要的东西一直被你忽略了。即使是的，难道就是正常的吗？难道生活就该这样过吗？
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多少自信，或者说我只有逻辑上的自信，但却并没有事实上的有力论证。我们的世界的确就是一个人与人厮杀的战场，她的人格也只是这个战场上奥林匹克扭曲式人格的浓缩。我但愿她并没有对现实如此切骨的认识，我也但愿她的依据只是一种长久的观念灌输。如果我只是寄望于应然的事实，而她如果已经拥有对已然的确认，我将注定失败，我很难想象自己说的这些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她还只是观念上的偏执，而这种观念的逻辑混乱是如此明显，我或可在她心目中播下自我反动的种子。想到这些，我长叹一声，缓缓说，我最后只说一句话，如果你觉得我剥光了你的自尊，如果你觉得人只能像你所想的那样活，活着的确没有什么快乐，因为在人上人之上永远还有人上人，那么，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你无须再问我什么，我没有任何办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学校承担你所做的任何或疯狂或糊涂的事的后果，当然，有些责任，比如对于你自身，对于你的亲人，我也承担不了，如果你做得太出格。但我还是会承担我该承担的，谁让你找上了我呢，你能找上我，我真的很感谢，谢谢你，因为你说我和他们不一样！
说完，我的眼睛也湿了，一辈子，我可能只有这一次与一个学生面对面说了这么多话，说得如此痛楚，有泪如倾。她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我的泪水有着怎样复杂的内涵，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我的泪水有着怎样的悲悯与哀痛。因为她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明白生命是多么的可贵！我说最后这番话实在是这十多年的教育辛酸的激发，十多年目击无数花果飘零而无能为力，有多少痛惜，多少怜悯，多少自责，多少愤慨啊，谁又能理解我生不如死的痛切之感呢？说实话，我并不在意我的这番话会否导致她的自杀，我知道如果是别的老师，早就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班主任、学校和家长了。但我不在乎，我甚至不在乎为她可能的自杀承担所谓责任。在我看来，她本来就应该死一次，只有死过，才知生的可贵，尽管没有来生，可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这番话，只不过是想让她感受到活着有着对自己也有着对他人的责任。我也许是在赌博，赌一个被蒙骗的生命其幽暗深处依旧潜藏着本能的对自由对平等对爱的生活的渴望。我知道这样赌博对我没什么好处，然而，除了赌博，我这样的教育者，面对一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又能做些什么呢？
她走了，没有做什么糊涂事，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度过那一天的，此后二个星期的摘录本上也没有了向我的求援。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朱琳的病依旧很重很重，于是，我把她的摘录本给班主任看了，同时也请来她的家长，把这些也给他们看了，并告诉了他们和班主任我与朱琳的谈话。班主任的吃惊是不用说的，他后来对我说，你这样做若真的出了什么事，责任只能你负。而朱琳的父母则哭了，夫妻二人都是没有单位的水电散工，朱琳一直是他们的骄傲与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没有想到这孩子内心这么复杂，她在家里从不和我们说什么，我们平时也就只是告诉她做人要做到最好，考试总要想着竞争的残酷与激烈，哪里想得到她会这样呢？我无言，我能说什么呢？只是强调说，她目前需要的是彻底的减负，减去人生的一切附着物，给她信任与爱，给她尊重与轻松。
忧虑与焦心中，时间过得很慢，但却一转眼就到了高二的下学期，这其间又经过了三次考试，朱琳依旧是班里的第一，她依然经常失眠，他的父母也经常和我联系。我能做什么呢？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只能做一些也许是无用的努力。比如，有时会在她的摘录本上推荐几本书，像《给莉莉的信》或《苏菲的世界》；有二次我甚至经过她父母的允许在周末把她带到家里来让她一个人看《死亡诗社》《肖申克的救赎》《放牛班的春天》，看完，我会在网上搜索相关的电影评论给她看，和她作些讨论。但我所做的这些，我并不认为有多大的效果，她依旧觉得她生来就该是第一，她不能想象她不是第一。
而在我写下有关朱琳的这些文字的此刻，期中考试刚刚过去，整体成绩还没有出来，我不知道到底是希望朱琳考第一还是不考第一，我只是觉得她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爆炸，也可能永远也不会爆炸。而无论她是否爆炸，我想，她也算得上是我生命中所见证的最为可怜最为可悲也最为可怕的一种人格，而这种人格的成人版，现在，几乎成为了我们民族引以为荣的民族性格，正在我们形形色色的生活中，比如外交、奥运火炬传递、网络……中疯狂的表演着，全然不知，是在进行丑陋与邪恶、仇恨与狭隘的示众。
当然，我希望，朱琳永远也不要进化为这种成人版的畸形的奥林匹克人格，十多年来，我目击的人格变态实在太多了，我再也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能力承受了。驻足于自己的生命之河，举目两岸，我看到无法计数的生命之花，相继凋残枯萎。细细检索那萎缩的花瓣，我看到他们夭折的根源竟然如此雷同，他们或则死于自己的阴沉强暴，或则死于自己的随波逐流，或则死于自己的强迫性自虐，或则死于自己的独立敏感。而我，这个最初自诩要不自我憎恶的人却总是身不由己的卷入这些正常人格死亡的悲剧之中，扮演着一个极其尴尬的角色，我不想承认自己有罪，可又实在不能说自己无罪，两造之间，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尽头。回首自己走过的十多年，我从最初不做自己憎恶的人的坚定，到后来执着于给学生播下自我反动的种子，再到后来的彻底丧失自信，日甚一日的堕入颓废，再到现在的勉为其难的做自己明知无用的努力，我的教育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下坠线。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还是那个自我反动的人。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为那些已然夭折的花朵们和我已逝的悲哀生命唱一曲挽歌，也算是为我未来的岁月和未来的花儿献上一曲悲哀而深沉的祝福。
写于2008年4月16日-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