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60 次 更新时间:2008-09-12 12: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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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睿 (进入专栏)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简称ACLA ,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学术组织。这个学术组织,每十年左右会专门任命一位学者,并由这位学者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本学科的十年发展状态做一个集体总结评述,对未来十年内的比较文学做出理论性的规划和指导,并最后提出报告。到目前为止,ACLA已经提出过四个报告。前三个报告都以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命名并有自己的题目:《1965列文报告:职业标准》;《1975格林报告:有关标准》;《1993伯恩海莫报告:世纪转折时刻的比较文学》。1993年的报告以及三位比较文学学者对此报告的不同反映评价,加上另外13位学者分别撰写讨论比较文学现状与方向的文章,汇成一集,题为《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1] 该书的写作方式,除了伯恩海莫的报告外,为了突出多元文化的多重视角,还请15位学者各自发表言论。这些学者都是比较文学界的有成就的学者或新锐学者。最新的一个报告,写于2004年,在写法上继续打破了上个报告的形式,于2006年4月继续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2]这本书共有19位学者参与。学者的名单里,与1995年的书相比,有些学者已经退去,也有新名字进来,也有学者十年后再次发表意见。这19位学者各个撰文,对今日比较文学状态和明日比较文学发展发表意见,已无以往的共识可言,也没有一个诸家认可的报告出现。这种新的体例,据委员会主席兼编者苏源熙 (Haun Saussy) [3]宣称,有意体现这个新时代的学者风貌和比较文学研究的百家争鸣。[4]

  我自己不揣冒昧,将这本书的题目顺手拿来,借这个题目为这次讨论的题目。一是“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本身画龙点睛地表明了今日比较文学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二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对比较文学所处时代的认识和分析。这从上两本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比较文学与民族和国别文学研究不同,本身就是多民族多国别之间的全球联系的产物。进入21世纪,经济的全球化已可闻可感。在美国,打开我们的衣柜,鞋是中国制造的;衬衫是巴基斯坦制造的;裤子是乌拉圭制造的;袜子是在越南织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已经被全球化改变。在这个交流空前迅速的时代,从北京发的电子信,一两秒钟之内就到达世界各地。全球化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所以,采用这个题目,意在进一步强调比较文学的时代条件。

  1993年比较文学强调时代的多元化,十年后比较文学强调时代的全球化。1993年的报告题目很肯定,我们就是在这个多元文化时代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2004年的书题目不那么确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An Age of Globalization)。”莫非过去也曾有过全球化时代? 二十年间时代真的变化这么大吗?自信与质疑不得不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反思:在一个多元化和全球化同时共生的矛盾时代,时代环境之皮变幻莫测,比较文学毛将焉附?或者,一言以蔽之:什么是今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比较文学到底是否还存在或有意义? 而明日比较文学何处去?怎样继续实践或做比较文学?

  今天我要做三件事,第一使讨论英、美比较文学学者对这个学科目前现状的看法,详细考察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比较文学的关系。第二将讨论目前英美的比较文学的实践,通过比较文学实践模式的讨论,考察比较文学的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这部分将以介绍探讨两本著作为主,兼及考察其他成果。最后,本文还将极为简单地提及西方其他国家,主要是法国和巴西的比较文学,并介绍2007年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要议题,以此描摹国际比较文学的走向。

  

  比较文学是怎样形成的: 一个学科历史的快照

  

  如曾任英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英国沃维克大学教授苏珊·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所说,任何对文学的阅读与研究都是比较的。没有比较,我们如何能知道一本小说与另外一本小说的区别?所以,她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博士在1857年牛津大学的就职演讲中所说:“到处都有联系,到处都是例子。除非与别的事件或别的文学相连,没有一个单独的事件,没有一个单独的文学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论据。[5]事实也是如此,我们一旦开始阅读文学,进入的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这首诗与那首诗,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 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比较是如此基本,如此常识,以致在阅读中我们往往忘了我们是在比较地阅读。

  但是,比较地阅读,只是一种阅读或研究的方法。一种研究或阅读的方法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学科研究的对象?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这是比较文学产生以来就时时刻刻困扰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问题。[6]但是,在比较文学兴起的时刻,学者们沉浸在新的学科方法带来的喜悦中,还没有来得及对比较文学本身进行批判。众所周知,作为学习与研究的学科,比较文学是19世纪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的产物。[7] 民族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兴起,带动了对各国文化、文学、民族性格等等的反思。在这个大背景下,19世纪三位文学、思想人物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山祖: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 (Madam de Staë) ,德国作家歌德(Goethe) , 以及当时担任克鲁奇大学(现在的罗马尼亚中部)德语语意学教授的雨果·梅尔兹·德·鲁米尼茨(Hugo Meltzl de Lomnitz)。

  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是较早地从事比较文学实践并取得巨大影响的作家。她在《论文学对社会的影响》(1800)一书比较欧洲文学的不同,提出地域气候对文学的影响。在《论德国》 (1810)中,通过向法国读者介绍德国,探讨法国和德国文学在主题,风格上的不同, 认为这些不同是有各个民族的文化特性造成的。这种文学不同性的比较研究,开创了文学研究比较的法国派先河。

  歌德在民族主义兴起的19世纪的20年代,预示到了“世界文学”的到来。他从人类经验的共同性出发,认为,“愈来愈清楚的是,诗歌是全人类的公共财产。”这种把文学看成是世界性的,有共通性,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不仅是寻找各个民族文学的不同性,如斯达尔夫人做的;也寻找共同性。歌德还预见这种共同性将征服世界:“如果这样的世界文学将很快到来,根据日益增长的人类之间的交往看来这将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可能不能期待文学能取得那已经取得的不同……。凡是受大众欢迎的,将没有边界地到处蔓延,如我们已经目睹的,在各地和各个地区已经看到的那样。”[8]歌德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伟大的文学将转播到各地和各国民族中,文化区别将逐渐消失,文学如同世界大同的手段。这种理想的未来使歌德在1827年相信,“现在,民族文学毫无意义了。”

  1877年,《比较文学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在德国创刊,封皮上用11种文字翻译刊物的名字,表示这个刊物的国际性。鲁米尼茨在创刊号上撰文《目前比较文学的任务》,宣布建立比较文学,并为比较文学设定了三个学科任务:文学史、翻译学、掌握多种语言。他认为必须重新书写文学史,各国或各民族的文学必须在比较中重新书写,获得新的意义。他还提出必须把翻译看成是艺术,强调翻译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在强调翻译的同时,他强调重视多种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他的刊物本身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民族不管有多大或多小的政治重要性,都值得研究,文学并不因国家或民族的大小而决定其意义。他甚至设定了十种语言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把罗马尼亚语言,他所在的大学的当地语言学作为必须学习的语言。

  多种语言是比较文学的基础,这个共识在1877年左右也是到那时为止七八十年来的欧洲文学研究实践的结果。自19世纪初以来,欧洲学界占主导的文学实践是对文学语言的归纳比较。比如,通过对几个民族的史诗诸如《贝奥武夫》,《萨达》或《罗兰之歌》之间语言关系变化的研究,来阐述文学之间的渊流关系。通过语言学、语意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在19世纪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种成果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相互联系的普遍性和民族特殊的特殊性的认识。这也是欧洲比较文学产生的一个前提。从语意学角度研究比较文学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20世纪做出杰出成就和贡献的学者有列奥·斯皮则(Leo Spitzer)[9]以及他的朋友埃瑞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0]这两个人,据今日美国比较文学界共识,是二次大战后西方比较文学的真正创始人。艾米丽·埃普特(Emily Apte) 在其新著《翻译区域:一种新的比较文学》(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06)中,有专章讨论这两个人是怎样从30年代起建立20世纪西方比较文学的。[11]我自己在研究生时代学习比较文学时,也被要求首先阅读这两位学者,从而建立西方比较文学的历史、实践方法的概念。

  欧洲的比较文学在民族主义的潮流下蓬勃发展。比较文学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可以简单归结为横向与纵向研究。横向的是影响、接受、不同性研究。纵向的是源泉与树干型研究。前者阐述文学的民族性、个性;后者重新审视文学历史的发展、渊远。这两种研究都使文学产生了新的意义,使阅读产生了新的意义。但是,就在比较文学热气腾腾地发展的同时,从事比较文学的学者也开始对自身进行审视。如果说国别文学诸如德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都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和文学历史为基础,比较文学似乎就没有这个固定的语言基础,好像没有家园,好像处在一个模糊的之间状态。于是,有些学者就希望找到研究的家园。他们问,比较文学到底研究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的反应多种多样,有的根本不承认比较文学的独立存在,有的热烈庆祝比较文学的学科的模糊性。

  早在1903年,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Benedetto Croce)就质疑比较文学这个词语。他认为比较文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学科或研究对象。“比较的方式,正是因为仅仅是一个比较研究的方法,本身不足以构成一个研究领域。”克罗奇认为,所谓的“比较文学”所做的研究,既对跨国文学主题、思想、形式的发展与接受这类研究,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学科的内容,充其量也不过是“博学”之类。针对德国的两个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杂志》(Zeitschrift fur vergleichenede Literatur, 1887-1910)和《比较文学史研究》)(Studien zu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 1901-1909)的创办人和主编麦克思·科契(Max Koch)的比较文学观,克罗奇干脆说,他分不清纯粹的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区别,“比较文学”根本就没有实质内容。[12]

  但是其他的学者与此同时却对比较文学大加提倡。查尔斯·米尔·盖雷(Charles Mill Gayley), 北美比较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也在1903年,高声地宣布:“(比较)文学是思想的一个独特的有机方式,是人性的共同体制化的表达。当然,由于个人的社会条件、种族历史、文化语言影响机会和限定,文学是不同的。但是,不管年龄和外表,文学来自人类共同的需要和企望,源于共同的才能,心理的和身体的,服从共同的物质和方式法则,出自个人和社会人性的共同规律。”[13] 这种对比较文学的坚定信仰,同时也一直悬挂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大门入口处。1974年,法国教授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cois Jost)还仍然相信,比较文学 “代表了多种学术学科。它是文学的全角视野,是世界文人的整体观,是人道主义的生态学,是文学的大同世界,是文化全球性的视野,包涵一切,覆盖一切”。[14]

  怀疑与信仰一直持续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比较文学研究逐渐走上高潮的时期。1949年,雷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共同写作出版了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文学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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