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奥运记忆,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侧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1 次 更新时间:2008-09-11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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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进入专栏)  

 

进入8月,世界迎来了“风季”。

8月8日,代号“北京奥运”的旋风登陆中国;同日,代号“北高加索”的腥风登陆黑海南岸。9月1日,代号“古斯塔夫”的飓风登陆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四州;同日,代号“十年九相”的“辞”风再次袭击日本。

这四场风的最大亮点,还不是它们的巧合:一日两风,两日四风;而是三风皆骇世,只有一风尽欢颜。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奥运的“溥畅”欢乐之风,就是宋玉所说的“雄风”;而其他浸淫颠沛的“勃郁”之风,就是他所说的“雌风”,但也许我可以说,这场登陆北京的奥运雄风,虽然也像宋玉笔下的“大王之风”那样,“目旬焕粲烂”,舞松蹈柏,但它并不“起于青萍之末”,而是起于76年前远渡重洋的一个孤单背影。

一,奥运与国运

2003年12月底的一天,美国哈佛大学礼堂里高朋满座,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像磁力线一样,被讲台上的一个磁场所吸引,磁场中心是一个演讲者,他讲到了71年前一个人和三个国家的故事:

“……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只有一个运动员能够参加奥运会,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坐船到美国的,他的身体已经很疲劳了,他代表中国参赛虽然没有取得优异成绩,但就这一个人参加奥运会,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演讲者是当时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他明确讲出来的一个人叫刘长春,两个国家是中国和美国,没有明确讲出来的第三个国家是日本。美国是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中国是向那届奥运会派出唯一一名运动员的参赛国,有日本什么事呢?

当然有。就在那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刘长春的家乡和中国东北全境,并且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人知道,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机会,通过把“满洲国”申请为独立参赛国,并让中国最著名的短跑运动员代表“满洲国”参赛,就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可它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假如这名运动员还可以获得奖牌,那将升“满洲”国旗,奏“满洲”国歌,这无疑是给日本的侵略行径颁奖,给它的非法附属国颁发认证证书,颁奖典礼将成为加冕典礼。

当时的日本决策层应该清楚,奥运会即使是一个游戏,那也是一个以体育竞赛为表现形式的国家主权游戏。这个游戏的最简单规则是:首先,任何一个运动员要想参加这个全球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必须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并要接受这个国家的委派;其次,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要委派一个运动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参赛,这个运动员必须已经是它的公民,而且本人要同意作为它的代表参赛;第三,只有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认可的地缘实体(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才可以成为参赛国或参赛地区。

1932年日本统治下的“满洲”,不能满足上述规则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但占领当局想倒过来操作,企图通过造成派运动员参赛的既成事实,让国际社会追认、让参赛选手默认派出“国”的合法性。于是有了日占区大连《泰东日报》1932年5月21日刊出的爆炸性新闻:“新国家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等人,代表满洲国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奥运会,而且,国际奥委会已复电承认,并要求速交满洲国的国旗和国歌。”这则新闻此后被反复刊登了5次。

这期间,傀儡国政府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征得当事人刘长春的同意,而此时的刘长春,已经和母校东北大学的师生一起逃亡到了北平。他立即向校长张学良将军表露心迹,绝不代表侵略当局参赛,并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耶!”

张学良虽然不一定懂得奥运游戏的性质,但他懂得爱国的价值,和他这个学生的内心清白。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决定。1932年7月1日,他在东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宣布,刘长春将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他当场捐出8000块银元,作为参赛费用。7月8日,刘长春和随行教练宋君复从上海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船,启程赴美。当他在甲板上面对茫茫大海时,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他其实并不孤单,他的祖国与他同行。经过太平洋上21天的艰苦航程,7月29日下午,奥运会开幕前一天,邮船到达洛杉矶码头。

刘长春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美国之行,如其说是体育竞赛之旅,不如说是他一个人对抗一个侵略国家的战争之旅,当然是不流血的道义之战。他能不能拿到奖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了,参加了,并且表达了一个被侵略、被占领的国家公民绝不屈服的意志。有这种意志的公民组成的国家,今天快不起来,明天可以快起来;今天高不起来,明天可以高起来;今天强不起来,明天可以强起来。否则,只能更弱更贫更慢。

本节简单的结论是,能不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个主权资格问题;能不能在奥运会奖牌榜上位于前列,是个国家实力问题;能不能成为奥运会举办国,则是个国际地位问题。一个国运兴隆的国家,自然有资格,有实力,有地位,自然能在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在刘长春生活的年代,中国只有资格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还谈不上别的问题。他代表中国实现的第一次奥运之旅,显示的是这个民族生命力中最顽强的部分:在任何恶劣情境中生存下去,并显示自己的存在。

二,大球推动小球

1907年10月24日,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全国体协董事张伯苓,在全校运动会闭幕会上作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了3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派出一个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一次奥运会?”

回答他第一个问题,中国花了25年:1932年,中国终于有一个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如果不算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装的样子,回答他第二个问题,中国花了45年:1952年,中国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则整整花了一个世纪:2008年8月8日,奥运季风第一次登陆北京。有趣的是,每回答一次,中国就跨越一个时代,3次回答,跨越了3个时代,这很像是中国这名超级运动员,在历史田径场上的三级跳远。

第一级跳跃,是从帝国到民国。1907年,中国还被称为大清帝国,4年之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变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国家主权不再是皇帝家族的私产,而由全体国民分享,所以国号为“中华民国”,政府自封为“国民政府”,执政党自名为“国民党”。这样一来,有两种现代国民意识开始觉醒:一种是作为结束异族统治的结果,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兴起;另一种是作为结束君主统治的结果(这种君主统治被认为无力应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平民爱国主义激情得到释放。

因爱国,而希望国家强大。于是全体国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强国梦,有实业强国梦,有军事强国梦,有教育强国梦,当然还有体育强国梦……上文提到的张学良将军大概是当时的国人中梦做得最多的人之一,他做军事强国梦,所以做了少帅;他做教育强国梦,所以办了东北大学,自任校长;还做体育强国梦,所以培养刘长春,把他录入东北大学,专门为他举办中、德、日三国田径邀请赛,他还代行中央政府职能,出资让刘长春临危受命,出征美国。

不过,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里所说的,那时的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因此有中国在大陆上的第二级跳跃,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这次跳跃在体育上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回答了张伯苓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于1952年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

也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当时的中国是“站”起来了,但还没有“壮”起来,所以还要被人害,受人欺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因受各方阻挠,到达赫尔辛基时许多比赛项目业已结束,仅有3支球队与芬兰队进行了4场比赛,也就是意思意思。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游比赛,成绩为1分12秒3。整个代表团算是留下了一个成绩,但没有获得一枚奖牌。

另一个遗憾是,有人在国际奥委会里玩弄主权游戏,要让台湾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在联合国没有合法席位。中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先是主动缺席1956年的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后又于1958年8月19日,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中国自即日起断绝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关系。这就是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资格还没有被国际社会,主要是联合国认证,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向奥运会派代表团资格的合法性受到怀疑。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体育问题,与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水平没有关系,而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有关系,也就是说和国际政治有关系。对这一点,毛泽东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打不赢朝鲜战争,特别是后来,深深陷入越南战争泥淖,让它感觉到了中国的力量,再也不能把中国看成小菜一碟;中国与苏联决裂,让它看到了中国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不介入霸权冲突的独立与和平倾向,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返回国际舞台,可以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对峙。

可以这样说,当时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需要,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需要。所以才出现了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海蓉描绘的中美“乒乓外交”那一幕的序幕: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日本,美国队提出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外公(即毛泽东——本文作者注)。

“4月6日,外公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华似成定局。因为4月7日世乒赛就闭幕了,各国代表团将陆续回国。”

本来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传奇故事似乎到此就夭折了,不过,美国球员科恩主动与中国球员庄则栋之间的友好互动,激起国际舆论热烈反应,毛泽东从《参考消息》上看到报道后,4月6日晚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毛泽东,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现在已不可考。可考的是,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10日至17日访问中国;可考的是,半年后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除;可考的是,一个月后,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

这就是史称“小球推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美谈。把它当做外国记者的一个噱头这样说说也无妨,但假如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国际政治事件来分析,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没有中国国家实力,特别是核打击力量的增强,如果没有中国在美苏争霸的全球政治中发挥的缓冲作用,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遏止苏联扩张野心方面的相互战略需要,那只小小的乒乓球就不可能飞越太平洋。

因此,是大球推动了小球,而不是相反。不过,作为一个象征,1971年4月间在中美两国运动员乒乓球拍子之间弹跳的小球,可以被看作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和奥运记忆的一个新起点。

三,第三级跳跃

按道理讲,1971年10月,中国大陆恢复了联合国席位,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恢复国际奥委会成员国的席位应该顺理成章,或者用俗话说,是分分钟的事情。值得玩味的却是,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算,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只花了半年时间,恢复在国际奥委会成员国的席位倒花了8年时间(1979年11月恢复),莫非国际奥委会比联合国还牛?

不是更“牛”,而是更“软”。联合国是个硬性国际政治组织,它硬就硬在必须在利害之间作出及时选择。让台湾退出联合国虽然在价值方面违背西方理念,但那是软的,长期的;让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并出任常任理事,对于防止东西方两大阵营由冷战转变为热战利益大,而且是硬的,当下的。所以,联合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当年就作出了选择。

奥运会组织则不然,它是软的。它的利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较硬的利益:扩大成员国,这不仅能扩大它的影响力,还可以增加它的收益;另一个是较软的方面:贯彻它的宗旨。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它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以提高人类尊严;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赛的精神,促进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与和平的世界。用6个字来表达这段话,就是和平、友谊、进步;用8个字来表达,就是和平、友谊、尊严、公平。尊严和公平是“进步”含义的延伸。

显然,在国内政治中不尊重个人尊严,在国际政治中让弱小为强大作出牺牲,都不符合奥林匹克宪章。或许因为前一个原因,苏联才缺席奥林匹克运动31年(从1921年到1952年),它能被邀请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那可能还是因为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自己赢得了道义积分;可能因为后一个原因,中国大陆8年后才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那还得感谢倡导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猜想当年,国际奥委会显然不愿意接受恢复中国席位的联合国模式,那意味着开除台湾奥委会,体育运动不愿意接受让弱小为强大作出牺牲的政治思维;中国当时也不愿放弃“两极思维”,这种思维反映在台湾问题上,就是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从而形成了维持现状的僵局。

幸运的是,1978年,中国开始了20世纪的第三级跳跃,从封闭到开放。毫无疑问,这级跳跃的伏笔是毛泽东埋下的,是他在晚年让国门对美国开了一条门缝。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对内开放,和范围更为广阔的对外开放,则开始于1978年。这次开放对于中国有全方位的意义,单从体育上就能看出端倪。在中国网编辑的“中国体育大事记”里,1977年可记载的事只有寥寥3件,1979年则记载了16件大事,其中就包括:

——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会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它不得使用它目前所使用的歌和旗。这项决议有待于国际奥委会各国委员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予以批准。

——10月26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表决的方式批准了此决议,此后,游泳、田径等国际体育组织相继恢复我合法席位。

这几行字虽然轻描淡写,但它描述的事实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却浓笔重彩。首先,中国“软”化了自己过去的立场,用开放思维代替了两极思维,在台湾放弃主权诉求的前提下,保留了它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这是在解决香港问题之前的创制行为,可以称之为“一会两制”,它为后来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问题的“一国两制”提供了成功的探索。

其次,中国开始生产“软”力量。这里的“软”,并不是软弱的软,而主要是非暴力非对抗的和平力量。在中国当代的三级跳跃中,前两跳(从帝国到民国、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是“硬”跳,因为它们是通过革命和战争完成的跳跃,第三跳是“软”跳,因为它想通过不流血的渐进改革道路,完成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和向现代化的转型。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主张协商与和解。

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梦寐以求的国际奥委会席位恢复以后,中国反而忍痛割爱,没有派代表团参加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不是因为准备不足,中国早在1979年2月就开始了准备)。除中国外,还有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日本等65个国家参与了抵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就在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7个多月时,也就是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突然开进其南方邻国阿富汗国土。一面请各国运动员来给自己装饰太平,一面却派自己的士兵去别国领土杀人,这虽然有点黑色幽默,但不是中国喜欢参与的游戏。

从1956年到1980年,中国主动缺席了两次奥运会,一次是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另一次就是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同样是缺席,意义可不一样。第一次缺席是为了宣示自己主权的神圣,第二次缺席则是为了宣示奥林匹克宪章的神圣,套用一首诗来说,就是:比赛诚可贵,金牌价更高,若为和平故,两者皆可抛。从宣示主权,到宣示和平,表明中国的国家实力从硬到软都开始增强;开始从拒绝别人干涉,走向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开始担负一个大国的责任,担负这个责任的代价就是牺牲参加一次久违的奥运会。这同时还表明,再一次在奥运大舞台上亮相的中国,向世界亮出的是和平姿态。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高谈大国责任与和平价值的国家都愿意付出这种牺牲。就在中国、美国和其他65个国家的运动员一起退掉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机票后不久,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国旗却不止一次地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升起。这让我忽然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莱蒙托夫的两句诗:

“我们也在恨,偶尔我们也在爱,

不管对于恨、对于爱,却一点都不愿牺牲……”

这说的仅仅是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吗?

四,咖啡与伴侣

我在本文第一节的结论部分提及奥运与国运的相关性,但是,就像咖啡与伴侣也有相关性,但不能说咖啡就是伴侣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奥运就是国运。

历史有时比人们想象的更有戏剧性。1932年,中国第一次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只有一个人,而且没有进入决赛;1984年,中国再一次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225名运动员,获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在金牌榜上排第4。如果说洛杉矶曾经是中国跌倒的地方,半个世纪后,它又成了中国爬起的地方。不过,爬起归爬起,还不能说是崛起。

金牌榜不能等同于国家实力排行榜,更不能等同于国际地位排行榜。1984年,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中国都还没有上升到金牌榜所在的位置。更有趣的还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如果仅仅根据奥运来推测国运,你会得出一些经不起时间检验的结论:第一,苏联是世界第一帝国(它高居金牌榜首位,获得55块金牌,比排名第3的美国多了近20块),第二,西方阵营输给了东方阵营(苏联和民主德国排名前两位,共获得92枚金牌,美国和排名第5的联邦德国加起来,只有47块,刚过一半);第三,韩国已经是世界大国,它不仅是本届奥运会举办国,还在金牌榜上排第4;第四,中国从1984年以来国家实力下滑,金牌总数从15滑到5,排名从第4滑到第11。

谁都知道,这些推测都不是真实的,还没有等到下届奥运会,苏联就分崩离析,东方阵营成了历史记忆,中国又超越了韩国,韩国距离世界大国还是有一段越走越远的路程……

如果像某些西方评论家所比喻的那样,冷战时期,奥运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当成了替代性战场,那么就可以说,苏联和它的卫星国赢得了体育之战,但输掉了经济之战和价值之战,最后收获了金牌,但输掉了国家。从任何意义上说,在国际政治俱乐部的咖啡座上,经济实力和普世价值是咖啡,奥运成绩只能是伴侣。咖啡没有了,只剩下伴侣,是调制不出一杯好饮料的。

当代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第三级跳跃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把国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咖啡上,而不是放在伴侣上。放在咖啡上的含义,就是放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上:一是经济平稳高速增长,二是“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访日结束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前者是国家的硬实力,后者是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软硬兼施,才能和平崛起。

作为这些追求的具体步骤,中国在经济上把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在社会方面开放并扩大了个人在迁徙、择业、婚姻、就学、出国等方面的自由,在政治上废除干部终身制,扩大非共产党员参与权力结构的渠道,下放权力,实行村级直接选举,缩小政党对行政、经济和社会生活干预的范围;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中国加入了WTO,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扮演调解者和劝和者的角色,而不是扮演冲突的一方,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所有这些,表明中国一直在努力同步推进增长持续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只要这个过程不停顿,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之所以对世界许下和平崛起的诺言,是因为中国的决策者了解,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崛起;只有中国崛起了,世界才会更和平。对后面这一点,邓小平有很清晰的表述:“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他接着说,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这不对,中国最希望和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和平,因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

推崇“民主和平论”的西方评论家可能不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中国还没有变成民主国家,她的崛起还福祸难卜。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一个国家的侵略倾向与和平倾向与其国内政治结构确实有关系,民主国家一般比非民主国家更倾向于和平;但还有另一半,一个国家的侵略倾向与和平倾向如何,第一要看它的政体的动态演变趋势,第二要看动态的国际格局。为什么美国人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中国却在帮助美国促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中国在举办北京奥运和平盛会,俄罗斯军队却在格鲁吉亚境内动手?这只能说明,一个在国内推行渐进民主化的大国,比那些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的民主大国,更没有侵略性。

我强调了作为国家实力的咖啡的作用,并不是要轻视作为其伴侣的奥运的作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各国运动员和观众品尝到了又香又浓的中国咖啡,伴侣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此之前,很有些国际人士并不认为中国要请世界品尝的是一杯美味咖啡,而更可能是一勺毒药。现在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应该是青岛海面上相互触吻的点点帆影,而不是相互对峙的艘艘军舰。

这就是我们要与世界分享的奥运记忆,它不仅是关于一个国家的美丽传说,也是关于她和平崛起的一个侧影。

(吴稼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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