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从被殖民到自我殖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6 次 更新时间:2008-09-07 12: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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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 (进入专栏)  

  

  一,中国近代史,是列强殖民史——追求独立自主成为中国人的“百年共识”;

  

  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发展国家工业化,以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富强。

  

  二,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历史,是国家对农民的“殖民”史;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很快被迫走上了依靠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剥夺农民——“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完全丧失自主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工具。在不长的时间内,“剪刀差”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被殖民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工业化最终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中国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失败。1949-78年的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对内“殖民”发展道路的失败。

  

  三,中国1978——1988年的高速发展历史,是农民自主性回归的历史。

  

  到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对内“殖民”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农民很快有了积累(钱),有了购买能力。但当时的情况是除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外的所有物质都极度短缺,农民有钱买不到所需的东西。很快,农民将需求冲动转化为了投资冲动——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个体户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获得了在本乡本土发展非农产业的自主权。到1985年的时候,中国农村不仅出现了卖粮难和农产品的极大丰富,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材建筑业、服装加工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不仅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连城市待业青年和国有企业退休干部职工也加入到乡镇企业的行列。

  乡镇企业的发展,很快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80年代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80年代的中后期,农村区域或局部市场已经不能适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政府准许农民在城市开设窗口和销售网点成为一时风尚——农民企业家和农民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农村企业和农民进城成为中国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并为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内需市场,有力的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同时也逼迫国有企业和城市不得不改革开放了。

  中国80年代改革发展的成就,是在没有外资、没有中央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的背景下取得的;是农民自主性不断发展,创造性也同步增强的结果。中国80年代的改革发展证明,不走对内“殖民”的道路——“内卷化”道路,中国也能自主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

  

  四,以《土地法》为转折,中国重新回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的轨道;

  

  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在农民和农村主导下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乡镇企业”过渡论,认为中国遍地开花式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水平低、没有前途,认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要加大对外开放,以市场换资本主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促进高水平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此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种思想逐步在80年代后期占据主流地位,中国悄悄地发生了三项影响深远的事件。

  第一项是《土地法》出台。1988年《土地法》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带来了三个改变,一是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了,农民集体不能直接用地发展农村工商业了;二是城市和城镇用地权收归国家,城市化用地的增值收益归政府独占;三是各地新办企业必须进入“经济开发区”——合资或外资企业特区。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剥夺了农村办工业的权利,剥夺可农民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一句话:农民被政府“殖民”了,农民的自主性又一次被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战略剥夺了。

  第二项是1987年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从1986年开始,各级政府开始“分灶吃饭”(下面以县(市)乡(镇)政府“分灶吃饭”为例加以说明)。县(市)和乡(镇)的财政“分灶吃饭”是以1986年为基数,乡(镇)政府每年按照7%向县(市)递增上缴财政收入。但随着9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凋敝,乡镇财政的收入并不能每年递增7%,有很多乡镇的财政收入甚至是下降的,但递增上缴是不能少的,基层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收不抵支;更为严重的是,财政改革同时,“依法治国”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法律越来越健全,执法的部门的越来越多,基层的执法人员越来越庞大,乡镇财政供养人数有了10倍以上增长,少则300人左右,多则1000多人。上面任命干部,下面承担工资和费用,乡镇政府的合法支出超出了“分灶吃饭”初期基数的数十倍之多。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增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力,县乡基层政府的钱越来越少——服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

  第三项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的财力(国税收入)得到空前加强(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不足30%提高到了54%左右,省(市)财政也占到24%左右,经过县(市)一级之后,乡镇财政(合法收入)几乎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90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一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1996年各种收费和摊派146.15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56.52%,占县乡财政收入的96.29%。这就是说,分税制后的乡镇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依法”向农民和乡镇企业“寻租”获得的。

  乡镇政府和部门的合法支出在日益膨胀,但合法收入却在日益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和部门不得不“依法创收”——“合法寻租”,直接的后果是加重农民负担和乡镇企业负担,并大规模强征抢占农民土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大约为100斤粮食;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1987年前,乡镇企业大约只向乡镇政府上缴利润的30%左右;到1992年,乡镇企业所有利润都必须全额上缴乡镇财政、甚至出现贷款上缴税费的情况。在征占农民土地方面,有学者计算,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府”已经剥夺了农民土地价值19万亿!尽管如此盘剥农民,全国乡镇(村)在9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5000多亿的财政债务。

  乡镇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严重,乡镇企业的负担和农民负担逐年攀升,农民创造能力和消费能力急剧下降,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也急剧萎缩;加上土地制度变革后“政府”独占土地增值收益,导致银行不再向乡镇企业和小农贷款,给了乡镇企业和小农雪上加霜的打击。在上述三重压力之下,80年底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出现了“倒闭”潮,也导致了90年代农民“盲流”潮的出现。

  不仅如此,财力上收,事权下放,还导致了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完全抛弃在“国家责任”之外了(在90年代的农村义务教育总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财政支付不足2%;在90年代的农村医疗总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财政支出不足0.5%)。1949年建国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制度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倒退。90年代的中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包括农民工)沦为了贱民,不少地方的农村沦为国家的“殖民”地。

  1949-1978年,牺牲农民,理由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农民带来的困境,通过80年前后的恢复农民自主性得到了很好的解决;80年代后期开始,再次牺牲农民(包括农民工),理由同样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占国民人口绝大多数农民(包括农民工)必然再次导致困境,可是,历史并没有简单重复过去,中国并没有用恢复农民(包括农民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办法去应对危机,而是走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也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不争论)的道路。

  

  五,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中国走上了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

  

  在中国以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的理由,剥夺农民和农村自主性和自主权,导致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之后,中国出现农民“盲流”潮的时候,也正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中国农民和国际资本都需要寻找新出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92年南巡了。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到中国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邓小平极端权威而又非常自信地给了外国资本超国民待遇——土地不要钱、税收减免、财政和金融支持、低环境成本、低工资和社保等等。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实在短期内帮助中国农民——“盲流”实现了异地就业,并通过异地就业的低工资转移回农村维持了数亿小农家庭经营的简单再生产。但是,一方面是中国的中西部乡镇企业普遍生存在高税赋之下;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不仅享受低税赋、低工资低社保成本、低环境成本政策,还享受土地、金融、财政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导致很多中西部的企业老板,关闭或变卖企业之后也来到了东部沿海,加入了“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行列,在加速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凋敝。

  对于90年代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乡镇企业先天不足——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必须补课。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资本)特权模式也在中西部乡镇和农村开始推行,国家给所谓的龙头企业(私营企业)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普遍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政府将帮助农民致富的责任委托给了资本家。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几乎无偿送给了极少数“能人”和私有“龙头企业”,“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的结果,是农民只能从事养殖业和种植业,农民被无情的排斥在农村经济的加工业、运输业、储藏业、营销服务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业、土地开发和交易等等之外了。农村经济GDP的70%以上部分被5%左右的资本家所拥有,占农村人口95%的农民只占有农村GDP的30%。中国农民的经济自主性和创造性在“补资本主义课”的过程中被资本特权给彻底剥夺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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