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7 次 更新时间:2008-09-07 11: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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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武  

  

  [摘要]  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其核心就是“延伸”和“拓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这导致一种对“安全”概念的综合化和多学科的定义。

  

  [关键词]  安全概念; 安全研究; 延伸安全; 拓宽安全; 综合化; 重新定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安全”的定义一直很不成熟。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 s) 很早就指出,“安全是一种价值观”,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但他认为,如果没有具体化的使用,安全的概念较为模糊,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1〕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也认为,“安全”是一个“发展得很不全面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2〕这正如赫尔格•哈夫藤多尔( Helga Haf tendorn) 所言:“对安全是什么、如何被定义和什么是其最相关的研究问题,没有共同的理解。”〔3〕而且,即使这种不成熟的“安全”概念也长期被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话语所主导。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始,随着冷战的缓和乃至最后结束,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这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的重构进程,其结果是对“安全”概念理解开始超越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而出现包括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后实证主义安全观的转向。〔4〕本文通过对这一重构进程的具体阐述,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安全”概念的实质性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尝试给予“安全”概念一种全新而严格的定义,以期为当前安全研究和政策分析提供一种严谨的概念化的框架。

  

  一、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话语

  “安全”一词最初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时采用的是“国家安全”话语,即安全威胁的对象和安全的行为体都是国家。这样, “安全研究”实质上成了“国家安全研究”和“战略研究”。这就是所谓冷战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国家安全”概念。

  这一概念主要由4 部分构成: 一是就不安全(威胁) 的来源而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其边界外部其他国家,尤其是不满于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这种威胁不但大部分来自近邻,而且主要归因于冲突的物质资源,如领土、边界、种族和民族主义;或者是具有推行全球性权力能力和世界范围利益的大国。〔5〕这样,“安全”被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以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6〕“国家安全”就被定义为:“一国保护自身价值观免于外部威胁的能力。”〔7〕

  二是就不安全的本质而言,它涉及的大部分是由对手所拥有或承认的进攻性军事能力,但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对进攻和防御能力几乎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区分,对手的军事强化被认为是潜在的威胁。这样,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成了最核心的关注,而债务的负担、环境恶化甚至饥馑都没有成为安全事务的一部分,除非它们对国家边界、国家制度和统治精英产生威胁性的政治影响,或者削弱国家和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的有效行动的能力。〔8〕

  三是就维持安全的手段而言,按照传统的安全方法,对这种军事威胁惟一相关和合适的反应也被认为是军事的,即通过武器、武力动员和警告以及外交、军事方法,即建立联盟等保持一种威胁的态度;权力平衡也成为稳定的重要条件。这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只要国家认同游戏规则并为相同的有限风险而参与游戏之中,均势就能发挥维持国际稳定和国家独立功能。”〔9〕又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国家寻求安全也许必须建立联盟,而联盟一旦形成就必须加以管理。”〔10〕用安•提克奈尔(J . Ann Tickner) 的话说:“在这里,安全的含义纳入权力的成规之内,它在概念上等同于反对外部威胁的国家安全,而它是通过增加军事能力来实现的。”在冷战时期, “安全成为核威慑和核均势的代名词。”〔11〕斯蒂芬•沃尔特关于“安全研究”的定义,反映了这种根植于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观。他说:“军事力量是该领域的核心关注⋯⋯安全研究可以被定义为研究军事力量威胁、使用和控制。”他强调,“对军事纬度的关注将安全研究定位于熟悉的现实主义范式”。〔12〕沃尔特的“安全研究”定义“实际上是立足于战略研究的理解,捍卫战略研究传统的行动”。〔13〕

  四是就安全的行为主体而言,因为没有可靠的超国家对各国提供安全,国家本身就成为保护自身安全惟一可靠的团体。按照传统的安全概念,国家要保护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保持其主权、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和边界的不可侵犯、不容忍对国内事务的强制性干预,都与民族国家相关,所以,只有国家才能成为这些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保护者。〔14〕

  简而言之,这种现实主义的“安全”概念可以被描述为两个方面:作为单一纬度,它关注惟一类型的行为主体———国家和惟一形式的权力———均势。〔15〕

  

  二、对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的批判

  全球化背景下“安全”概念的重构正是从对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理性主义主流安全研究内部;二是后实证主义安全研究。〔16〕

  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最早的批判来自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理查德•乌尔姆( Richard Ullman) 和约瑟夫•奈、西恩•林恩———琼斯(Sean Lynn2Jones) 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乌尔姆率先质疑聚焦于军事安全的实用性,因为它一方面“传播了一种抽象而虚假的现实意象⋯⋯它促使国家聚焦于军事威胁而忽略其他也许甚至更有害的威胁”。另一方面, “它助长了国际关系中军事化的扩散。长远而言,只能增加全球的不安全。”〔17〕奈和林恩- 琼斯等人指出,这种由美国学者主导的安全研究,不但忽视了安全的经济、文化和心理侧面,而且反映了“当前政策时尚的优先性”,表明“安全研究的工业化”,由此导致一种“种族中心主义”。〔18〕

  冷战结束后,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爱德伍德•克罗德滋杰( Edward Kolodziej) 强烈批评沃尔特“安全研究”的定义内容过于狭窄,以致陷入新现实主义国际无政府状态逻辑和现实主义的学术标准观念之中。〔19〕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 指出:“安全研究领域源于冷战的国际安全的狭窄军事观念在处理后冷战世界时已显准备相当不足⋯⋯其军事优先的治国之术限制了其容纳许多不从属于军事安全的外部和内部问题的能力。”〔20〕

  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观最激烈、最全面的批判还是来自“后实证主义”的安全研究,而肯•布斯( KenBoot h) 和理查德•魏恩•琼斯( (Richard Wyn Jones)等人所创立的“威尔士学派”( The Wel sh School) 代表的“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 udies) 因其对“传统安全研究”进行了“最持久、最连贯的批判”,而成为对理性主义主流传统安全研究的一种“明确的替代方法的聚焦点”,〔21〕所以,其更具代表性。这种批判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本体论上的“国家主义”。魏恩•琼斯认为,现实主义“国家中心”的世界观对国家的盲目崇拜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建立在主权概念之上的所谓内部与外部的两分法(即国家/ 体系互动的二元层次) 结构和具体化,而无视次国家和超国家/ 跨国家分析层次的互动;民族国家成为安全话语的指涉对象,对民族国家的威胁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以至于将国家安全等同于其居民的安全。他用相反的观点来批驳上述“理想化的逻辑”:就全球多数地方而言,国家非但没有培育可以实现稳定并创造繁荣的氛围,却成为其民众不安全的主要源泉之一。他解释说,如果把安全定义为更宽泛的包括非军事威胁,显然,许多国家深深卷入为其民众创造的其他形式的不安全(如食品、环境等) 之中。所以,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的本体论是“令人怀疑的”。〔22〕

  二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在他们看来,传统安全研究客观主义(物质主义) 认识论的目标是描述现实的世界,主张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并寻求不受分析家自身观点和偏好影响的世界的客观知识。他们认为,对安全专家而言,更多地关心主观性的现实意义比客观性更为重要,因为安全研究的学术课题最终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它是由社会建构的专业知识和传授这些知识的个人之间互动的历史性结果。所以,安全是主体间创造的,不同的世界观和关于政治的不同的话语传播着安全的不同观点和话语。〔23〕

  三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由于“威尔士学派”支持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所以,在他们看来,这种实证主义的安全研究实际上是戴着“社会科学的显微镜”去试图客观地描述和解释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以致在他们眼中,安全概念完全来自被认为是国际事务中“外在”(out t here) 的变化,而不是分析家头脑中的“内在”(in t here) 的变化。这就产生了传统安全研究理论支撑上的严重缺陷:为保持支配性的现状———一种世界人口绝大多数长期经受不安全的现状,而维护现有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其现实的反映就是国家中心、种族中心、盎格鲁- 美利坚中心和男性主义、排外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军事化理念等“冷战规范和精神”的延续。〔24〕

  

  三、“安全”概念重构之一:“延伸安全”

  对传统安全研究,尤其是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安全研究的各个流派根据冷战后全球大变革的新形势,努力建构着自己对安全概念的新的建设性的观点。其核心就是“延伸”(extending security) 和“拓宽”( broadening security) 现实主义传统的安全观。

  “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在这方面,对现实主义传统安全概念“最大的”也是“第一次严重的挑战”〔25〕来自巴瑞•布赞。他在其名著《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中对“安全”进行了“建设性最新解释”,标志着“安全概念及其是非曲直在学术争论的重大转变的开始”。〔26〕该书旨在建立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互依存。布赞明确指出:“安全概念明确要求一个指涉对象,因为如果不找到‘谁的安全’这个问题的答案,该概念就会失去意义。仅仅用国家回答,不会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很快就发现安全有许多潜在的指涉对象,这些指涉对象不仅因国家、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成倍增加,而且经由国家向下移向个人层次、向上移向作为整体的国际体系层次。因为任何一个指涉对象或层次的安全都不可能孤立于其它指涉对象和层次来实现,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安全都部分地成为总体的安全的一种前提。”他强调,国家仍然是安全最主要的指涉对象,但“安全”也有很多潜在的指涉对象,如人类集体与个体、特定区域的超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本身等。〔27〕

  布赞在他与奥利•维夫等人合写的另一名著《安全新论》中将“安全指涉对象”定义为:对生存有一种合理要求及被视为“存在性威胁”,并进一步将之明确为“有限集体”,它包括国家、民族、文明等。其主要标准是构成一个作为解释的共同体。他们将“指涉对象”与“安全行为主体”和“功能性行为主体”分开,它们共同形成安全的分析单元。“安全行为主体”指宣布某事———一个指涉对象———受到存在性威胁的某些人或集团,常见的是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压力集团;“功能性行为主体”指影响一个安全领域动力的行为体,如一个造成污染的公司在环境领域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行为体。〔28〕

  “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延伸的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肯•布斯明确指出: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多样化的,国家不是惟一的候选,可选择的还有个体的人、民族、种族、亲属集团和整个全球人类共同体等。他提出了“个体的人是安全的最后指涉对象”的著名论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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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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