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第一辑）

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

《文化研究读本》

罗纲、刘向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一、从台湾看大陆

对于大陆文化研究的发展情形，似乎也是华文地区的我们部份关切所在。起初，我们对大陆学界的认识不一，多年来如果台湾的文化研究以「外文学门」和的研究者居多，大陆文化研究学者则以偏重「中文系背景」为主。从双方的接触与互动中，要找到「对口」单位，都必须经过一段摸索与调适。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文化研究的认识与讨论，也逐渐脱离八十年代「文化热」、「文化批评」的既有老旧框架，重新接收、吸纳与融合（来自西方与其它地方的）新的理论与实践。台湾的文化研究学会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完成建制化，代表着学界对于知识与实践的某种集体需求提升。中国大陆呢？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蕴酿，也在二千年生动展现出某种知识界与出版界的「文化研究热」。

其一，先锋学术论丛之一的《文化研究》期刊于2000年6月，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发行第一期，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以「文化研究」为名的期刊丛书；其二，《文化研究读本》于2000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面对中国读者对于此广泛领域的知识需求，提供新的知识内涵与挑战。文化研究「期刊」与「读本」浮上台面，两者一前一后，相差不过数月，可以视为中国大陆文化研究者的时代氛围或集体想象。在这些作品中，这些大陆学者投射出对文化研究「地图」的何种想象、进行想象的方式、以及文化研究在大陆的再现状态等问题，或许可能提供身在台湾自称「搞」文化研究者的我们一些参照坐标。首先，我们可以先检视这两本书籍的编委名单，来看看究竟是「谁」在搞文化研究。　

二、从编委名单看谁在搞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读本》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之一，该书系编委会以Frederick Jameson(詹明信)为顾问，主编为王逢振、J. Hillis Miller(米勒)，编委则包括米勒、王宁、王逢振、白烨、詹明信、李自修、刘向愚、汪民安、张旭东（美国）、罗纲、章国锋、谢少波（加拿大），目前该书系已陆续出版二十余种编选译着，主题遍及解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等议题。除了西方理论者（如德希达、德曼、费许、詹明信、米勒、萨依德、德里克、伊格顿、本雅明、葛兰西、安德森等）个人著作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读本》是其中两本份量较重的读本级出版品。

相对于《文化研究读本》的专书性质，《文化研究》或许因为属性不同，属于期刊，其编委名单几乎整整一页。大陆国内学者包括乐黛云(北京大学)、王逢振(中国社会科学院)、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周宪(南京大学)、高丙中(北京大学)、赵彬(北京大学)、王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戴锦华(北京大学)、史建(天津社会科学院)。从名单上看来，似乎比较集中于北京与其外围学术建制机构，而其中许多学者出身自文学研究的背景。

在国外学者部份，则包括Tony Bennett (英国开放大学)、Wolfgang Welsch(德国耶拿希勒大学)、Ien Ang (澳洲西悉尼大学)、Arif Dirlik(美国杜克大学)、John Hartley (澳洲昆士兰大学)、G. Murdock(英国拉芙堡大学)、David Birch(澳洲迪金大学)、Simon During (澳洲墨尔本大学)、Michael Keane(澳洲葛里菲斯大学)、徐贲(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刘康(美国宾州州大)、王毅(澳洲西澳大学)。除了几位由大陆赴美的学者之外，西方学者比较集中于澳洲（五位）、英国（二位，Bennett其实曾待在澳洲相当长一段时间）两地，美国与德国仅各一位。不过这些英语系国家的文化研究者，其实都有跨学科、跨区域、甚至全球性的知名度，若干学者也曾到过台湾访问（如Bennett、Dirlik、Hartley、Birch、During）。

另外，名单中的编委，除了在中国内部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并和世界各地保持一定的联系关系之外，若干编委也和台湾交流密切，甚至曾来台访问讲学（刘康、王宁、乐黛云、戴锦华等）、或在台湾均出版专著，譬如乐黛云（《我就是我》，正中）、王逢振（《文化研究》，扬智）、陶东风（《后殖民主义》，扬智）、戴锦华（《斜塔瞭望》，远流）、王宁（《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阐释》，淑馨）等。　

三、从内容架构看如何想象（搞？）文化研究

从出版的意义内涵上来看，两本书籍其实都有帮助学术界认识「文化研究」的基本目的，而在操作上则以翻译重要文献、配合专文介绍为主，而以大陆学者相关文字生产为辅。其基本关切，则在担心「西方学术潮流以及中国本土学术发展态势严重脱节的现象」的前提下，企图「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历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重要文化理论家，翻译西方文化研究的经典文献，研讨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如大众文化问题、传媒与公共性问题、后殖民批评问题、民族文化认同与族性政治问题、性别政治问题、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重建问题、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功能问题等)，考辨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的关系。(p.4)换句话说，「《文化研究》的宗旨是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包括理论家、理论观点及流派等)与推进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并重」(《文化研究》，页5)。

《文化研究读本》由罗纲和刘向愚主编，除了主编的前言之外，其余搜录二十五篇文章，约有三十八万，全部都是译自外文数据(英文数据占绝大部份)，而且译文作者皆为英语世界知名文化研究学者。在前言部份，主要阐述＜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作者提到「在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对比当中，勾勒出一些基本倾向」，其中包括：（《读本》，页1）

与传统文学研究着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

与传统文学研究着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

与传统文学研究着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与亚文化（次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次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

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重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机制。

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态度和研究方法。

除了第五点之外，我们可以清楚读出，对编者而言，文化研究是相对于文学研究存在的。对《读本》的读者来说，这是大陆学界进入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调性。至于文化研究对其它领域的影响，便没有进入讨论，甚至没有提及。如此「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线性说法，究竟是这里部份的再现情况？是否过度单纯化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多面向、多层次效果，甚至局限文化研究的火力，仍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从内容来说，《读本》全书分成「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传媒研究」等五个子题。在「什么是文化研究」部份，包括Richard Johnson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Stuart Hall＜文化研究：两种范式＞(或译「典范」)、Larry Grossberg＜文化研究的流通＞、Henry Gilroy et al.＜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Tony Bennett的＜置政策于文化研究之中＞。这些文献或许涵括西方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替文化研究勾勒出一些描述与图象。不过，正如许多介绍文化研究的书籍（如Graeme Turner, John Storey）都会策略性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没有(或不应有)规范性的历史说法。换句话说，没有要定义「什么是文化研究」这样的问题，而是点出文化研究(在某些脉络下)的某些问题意识。编者在前言中，以「文化研究的起源」、「意识形态理论：从阿尔图塞到葛兰西」、「阶级、种族、性别」、「快感、大众文化、观众研究」等四部份，共计三十九页的篇幅，提呈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但却没有说明《读书》选文的标准、组织与安排。若不是有意让文字自己说话，实有必要解释如此安排下所呈现的文化研究，是否曾考虑参酌或切合中国大陆目前社会脉络与文化政治？否则，便是认为有一种超越经验层次的「普遍性」文化研究存在？

主编在前言中跟随一般意见，认为英国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的起源」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大量引用英国脉络的思考与分析成果。其中文章包括Richard Hoggart＜人民的「真实」世界：来自通俗艺术的例证＞、Raymond Williams＜文化分析＞、E. 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在「差异政治与文化身份」部份，包括Corel West的＜新的差异文化政治＞和＜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以及Stuart Hall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等。而在「大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则多方伸出触角，搜录美国（曾居英、澳）John Fiske＜大众经济＞、英国Simon Frith＜通俗文化：来自民粹主义的辩护＞、英国Janice Radway＜浪漫小说的机构形成＞、澳洲（现居香港）Meaghan Morris＜购物中心何为＞、法国Michel de Certeau＜走在城市里＞、法国Pierre Bourdieu＜如何才能做一个体育爱好者＞等文章。除了学者背景部份的选择较为宽广，这部份以文化商品、流行音乐、言情小说、购物中心、城市漫游、体育活动等文化实践作为分析对象，进而衍生问题意识，找寻理论化的方法，笔者认为这个部份的选文相当有趣，值得品味。

同样值得一读的是「传媒研究」部份，包括Stuart Hall的重要文章＜编码、译码＞、Armond Mattelart＜国际影像市场＞、伊安昂（台译：洪宜安）＜《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台译《朱门恩怨》）、Richard Ommond＜广告的双重言说和意识形态：教师手记＞、Larry Grossberg＜MTV：追逐（后现代）明星＞等。虽然这些讨论个案或文献已经有二十、或十多年之久，但在传媒研究的意义上，大陆的传媒研究一向偏重新闻宣传，对于电视剧、音乐录像带等影像文化形式，原本也非大陆传播研究重点，如今似乎不论传播学界、文学界到史学界等，都有许多人力投入当代传媒文化研究。　

四、乐观推进文化研究在中国

《文化研究》第一辑由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共搜录十八篇文章，英文翻译文献共五篇，共二十七万字。相较于《读本》的「让文字自己说话」，《文化研究期刊》清楚交代选文的目的。翻开《文化研究》目录，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担任上述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书籍顾问的詹明信。对中国大陆批判思潮的影响极大，要回溯自八十年代中期至大陆讲学开始，尤其引发大陆学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学习与讨论。而关于詹明信思想的引进与讨论，在大陆一直不断进行。此处，则有研究詹明信甚久的王逢振＜詹姆逊谈现代性、后现代性及其它＞和吴琼＜总体性与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哲学＞两篇文章。因此，对大陆学界来说，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吸纳先于文化研究，加上詹氏曾猛烈攻击过文化研究(“On cultural studies”)，或多或少可能引发学者对文化研究的认识欲望。

由于《文化研究》期刊目的在于「介绍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推进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并重」，因此在清理文化研究的知识系谱时，除了Stuart Hall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节译）、洪宜安＜谁需要文化研究＞两篇文章之外，还有陈晓明＜文化研究：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来临＞和王宁＜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方与中国＞等两位中国学者的专文。

陈文中首先提到（国外）文化研究的当前趋势，讨论（文化研究以）后结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作为必要前提，接着描述（文化研究引发）学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问题，并关注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的后殖民理论、及大众文化带来新的压迫和解放问题。在文章最后，陈文提到文化研究的意义与新的理论期待，直接陈述文化研究对中国存在什么样的可能性？他指出「文化研究对中国当代学界还属于相当陌生的领域」，对比八十年代「文化热」、「反传统」、「全盘西化」等思想解放运动下的思想斗争，现今的文化研究是「多门类知识会聚的跨学科研究」（页37），文化研究可以「对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研究有直接的示范意义」（页39），因为目前大众文化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不过是传统文学批评的简单翻版而已」(页39)。总括来说，陈文认为「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现实给中国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也提供了极好的遭遇。」而关于「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与新的文化公共空间建构问题、中国大众文化的集权特征与民族的主体重建的冲突问题、大众文化的寄生性与颠覆性的双重性质、后现代时代文化霸权与个体能动性的关系等」，也给西方的文化研究提出新的挑战（页40）。最后，陈文认为，不管文学、社会学、大众传播学，新的知识会聚、跨学科研究视野的建立，都是「势在必行的趋势」。

王文中同样先对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反思，讨论范围涵盖英语世界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涉及文学、传播、文化批判等范畴，指出文化研究原为「边缘话语」，才逐渐中心化自身与去中心化其它领域的同时，也受到许多质疑与批判。他特别引述Harold Bloom的批判说法：「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学者的理论书籍，常常只是写给自己的同伴看的，根本没有市场，也没有读者」（页65）。这种将文化研究与文化批判等同看待的视野，显然是为了捍卫文学研究立场，而窄化文化研究的广泛意涵。接着，王文讨论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的课题，回答文化研究是否必定与文学研究形成对立、文化研究如何被导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以及文化研究必然占领文学研究的问题？其中，王文特别以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接合两者之间的间隙，并论及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等传统比较文学方法，说明文化研究也可以帮助文学研究扩展视野。最后，王文再以文化研究与跨东西文化对话为结语，认为「尽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异，在很多方面无法进行对话。但是，在文化研究的诸多课题与层面上，这样（中国与西方学术界之间的）对话却是可能的，并且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页77)。王文认为，应该对此抱着乐观的态度，而进行文化研究的最直接现实意义，就在于「二十一世纪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经过冲突、磨合之后，达到新的层面上的融合，产生具备东西方各自特色的文化」(页78)。

仔细探索陈、王两人对文化研究在中国发展前景的讨论，多从勾勒文化研究系谱入手。不同的是，陈从理论思潮的变动抽丝剥茧，而王从各地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互动谈起。相同的是，两人都对文化研究充满期待，认为不管是九十年代的中国、或者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文化研究都提供了一种多元、异质的思维方式。在这种乐观态度之下，陈文着重于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研究的精进，而王文则特别以全球化语境和东西跨文化对话为背景。　

五、全球化、传媒问题与文化研究

和王宁提出的问题意识颇为接近，史安斌访谈刘康，也多以「全球化」为主要命题，并完成＜关于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的答问＞一文。着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和《妖魔化与媒体轰炸》等书的刘康，先描述了全球化与文化逻辑的关系，对「全球化」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回顾，然后讨论「全球化与中国八十年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话语变迁，尤其是官方话语和（毛泽东建立的）革命话语体系。接着，刘康回答了九十年代全球化与中国的现代方案问题，从四个现代化的经济面向，转入官方、民间与精英份子的话语解析。在回答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英话语时，刘康分析「国学」、「后学」和「人文精神」三个主要范畴，都脱离不了全球化的大背景。文章最后，刘康提出呼吁：在全球化大潮下，中国文化批评必须建立「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换句话说，必须坚持理性批判的立场，反对工具理性。不过，刘康也特别强调，中国的批判理论与当代西方的左翼理论流派不同，不应该全盘否定现代化，而是站在批判理性的立场，为中国寻求富有建设性的现代化方案，而这也是他之所以呼唤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初衷。（页108-9）

王岳川在＜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传媒问题＞，首先讨论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然后以第三世界传媒为对象，讨论全球化与消费主义的失灵现象。基本上，本文偏向理论概念层次的说明。在其它传媒问题方面，除了T.W. Adorno的经典文章＜文化工业再思考＞之外，还包括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导香港回归为例＞一文。编者在前言中「向读者郑重推荐潘文，认为「此文通过大陆媒体对一九九七香港回归报导的个案分析，精彩地阐明『香港回归』叙事中的、国家主义特征和表现：本质化中华民族、等同民族与国家、突出国家政治权威代表中华民族的合法性、家-国一体的叙事策略等，同时还对于中国当代传媒运作中体现的国家—市场—社会或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复杂牵连与纠结关系，作出了深入的剖析」（页5）。

最后，让我感到有趣的是，《文化研究》刊登两位美国学者Nick Browne ＜社会与主体性：关于中国情节剧的政治经济学＞和E. Ann Kaplan＜质疑跨文化分析：晚近中国电影中的妇女个案研究＞两篇译文。这两位学者都因八十年代中期中美电影交流的因缘，曾赴中国北京讲学，也曾到过台北访问。在Kaplan的文章中提到这段背景，谈到（中美）双方当时在理论介绍、影片分析和社会脉络、文化政治的多方参照影响。在文章中，她并以《天云山传奇》、《女儿楼》等影片分析，说明西方论述系统（特别是女性论述）和中国妇女、公共领域等纠结问题，具体将跨文化分析「问题化」，并以自己的分析实践为切入轴心。（关于这段「电影论述进入中国的过程」，以及电影论述系统如何扮演承载中国大陆新兴思潮的园地，将另文讨论。）不过，显然这连续多次讲学之后，对于中国大陆电影生产、评论体系、或者将中国电影引导进入理论话语，都有具体的影响。譬如，一九九O年便于洛杉矶举行的第一次两岸三地华语电影研讨会，这也是Browne的文章第一次发表（部份会议论文搜录于《华语电影与文化批评》与《当代华语电影论述》）。该文以谢晋《芙蓉镇》为论述对象，藉由「情节剧」（台译通俗剧）类型因素的探索，探讨影片内外的社会系统与政治脉络如何和个人主体性相嵌。尤其令人深刻的是，他在文章中特别提出警惕，必须注意西方批评理论与中国电影文本之间的方法论问题。不过，该文其实早已中译，并于台湾《当代》杂志上发表。两岸信息交流不够，似乎让一些工作产生不必要的重复。　

六、结语

从《文化研究读本》与《文化研究》期刊的出版，可以意识到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学者已经进行集结，从翻译工作到在地分析研究，以集体式极有效率的方式共同完成知识实践与论述生产。

大陆学界面对学科建制的破与立、面对社会文化情境的转折、面对民族国家主义与全球化大潮的夹击，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验。虽然大多以「文学研究」传统为出发参照点，可能有窄化文化研究之嫌，但是却是解决现实困境的最实际谈法。

对大陆学者来说，文化研究似乎是他们得以「乐观」态度面临上述考验的武器，也是接合西方、国际与全球层次与中国，并与西方学界进行对话的有效管道。另外，从若干批注中，我们看到大陆学者引用台湾出版的文化研究文献，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台湾对中国大陆文化研究讨论的些微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