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死于合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98 次 更新时间:2008-09-02 10: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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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费普一生中有三个时候与合唱有关。这里说的合唱,是指音乐意义上的合唱,不是光指人数很多。象文革的时候,费普天天要和许多人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语录歌,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那不算。

  

  费普第一次见到合唱,是他刚上初中不久。在费普上学的路上,有一家汉口最大的教堂,是天主教的。那时他家住在英租界,学校在法租界,那座教堂便在他上学的路上。

  那时的汉口,以那座著名的江汉关钟楼为界,沿江往下都是租界区,英租界,法租界,再往下走,是俄租界,再走,是德租界,日租界,再往下,就是郊外了。对汉口人来说,那曾是很远的地方。那时的汉口人,将方向只称为“上”“下”两种。上头,也叫高头,是指六渡桥一直到桥口,就是汉口的西头,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那一带是汉口的老城区,是大汉口的开埠之地。下头,也叫底下,是指江汉关以下。当然,也有更相对一些的说法,凡是下游的,都叫下头,比如身在桥口时,便可把六渡桥叫下头。反之亦然。有人说,解放以前,汉口最有钱的人和最好的房子都在下头,这话大约是对的。今天也依然如此。但是在洋人到来之前,那一带却是一片荒滩荒地荒湖,与我们今天坐轮船时,沿途见到的乡下江岸滩涂差不多。有钱人和好房子,原来都在上头的。就是在老人们说的“五口通商”之后,短短的几十年,洋人们你划一块我圈一块,将那些荒滩荒地荒湖迅速地弄成了一个新世界,一个高等区。很有一点今日新区的味道。那时的洋人很注重建筑质量,似乎打算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住下去,一座座房子做得又别致又结实,而且,没有两幢是相同的。近一个世纪了,没听说有倒塌的。前几年一些房产商在这一带拆旧房搞开发,真是费劲得很,比拆新房还难。拆房的民工说,洋鬼子做的东西就是扎实,别的夯一榔头就行了,这里要夯十榔头。其实这些房子都是中国人做的,连那些建筑材料,除了一些马桶,吊灯,门把手之类的小零碎,也都是中国做的。直到今天,市里许多要人的宅邸和重镇机关都还在这里。早年开埠汉口的那些先人们聚居的闹市区,渐渐倒成了贫民窟。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轰炸汉口时,炸弹都是往那儿扔,让那日渐衰落的城区更显破败不堪。稍有钱势的华人,也都纷纷搬迁到租界区去了。费普家住进去要早一些。费普的父亲年轻时在法租界的法国领事馆当杂役。他干的活,类似我们一些首长的生活警卫员:购物,跑腿,做清洁卫生。他没有什么文化,只读过几年完小,但人很聪敏。干着干着,便会说许多法国话了。那时,许多在洋人的公司银行轮船上做活的中国人,都能很快地学会说一些洋话。那种掌握外语的速度和能力,比今天许多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的学生要强得多。尽管他们许多人连一个字也不会认,连一个字也不会写,但那外语是很实用的,有的人甚至还有二外三外,能同时对付几国的人。我就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是一个西餐厅的“ boy”--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跑堂的--他能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报菜名、酒名和价钱,还能说一些迎来送往的礼貌语,过了几十年,他居然还没忘。费普的父亲在法国领事馆干了几年,很招领事夫妇的喜欢。这对领事夫妇没有子嗣,便将他收作义子,职务也升为管家。这也有点象我们那些首长的贴身警卫,机灵一点的,许多后来也都做了大首长。前面说了,费普的父亲人很聪敏,又生得清秀,在这样的西洋文化熏陶中,很快演变得文质彬彬高雅俊逸,再配上那一身得体的西服革履,全然看不出一个集稼嘴杂货商子弟的气质来。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许多的汉口人都是这么梦幻般地改变了自己的。随着那一片五花八门结实又精美的租界建筑的升起,一批另类汉口人也诞生了。文革初期,费普帮他父亲烧照片的时候,看着上面那个优雅华贵气宇不凡的男人,宛如一个隔世的贵族或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慨叹之余又有许多恐惧,心想,这些东西要是让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看见,怎么辩说都是无济于事的。虽然那时费普的父亲早已是一副劳苦大众的模样了,但这样一来,更会让人起疑,那时许多电影中的潜伏特务,都装扮成劳苦大众的模样。

  费普的家在英租界一条宁静舒适的里份中,那是他父亲结婚时买下的,独门独户一楼一底共四间房,每间房都很大,楼下水磨石地面,楼上地板,都是红色的,厨房厕所在后天井中,上下两套,用现在的话说,双厨双卫。每间房都有两面墙的窗户,窗户很大,所以一年四季光线都很好。还有很宽阔的窗台,可以摆放一些山水盆景插花烛台什么的。后来费普家住房紧张的时候,那窗台可以放下全家的锅碗瓢勺剩菜剩饭。前院依墙有两个小花坛,种了几株夹竹桃,常常把花开到墙外去。楼上还有一面小小的平台,可晒衣乘凉。后来费普的妻子计算过,连后面的天井和前面的小院加在一起,共有一百八十多个平方。在那时的汉口,这要算豪宅了,起码是康居楼。那时能住里份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住的是那种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砖木结构的老屋或歪歪斜斜的板壁房。这些房子,至今在高头还能见到一些。实在歪得很厉害了,便在外墙斜打一根柱子撑着。不过那样的板壁房便是塌了,也没有太大危险,连顶带壁都没多重。那时能住里份的,一般也就是一两间房,楼上楼下几家共住。再好一点的,便是楼上一家楼下一家。所以象费普家那样一家一套的,算殷实人家。费普从出生一直到死都住在这里,只是其间居住面积有几次变化。解放后几年,他家便让出了楼下的房间。文革中,他全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他,他妻子,女儿,还有那个终身未嫁、一直随他家生活的姑妈--统统被赶到楼下朝北的一间二十四平方的房间。这对费家来说,简直象进了地狱,但那时的汉口,一家五六口人住十几个平方多的是。八十年代,政府返还他一间,朝南的。后来女儿结婚,占据了那一间,他又回到了朝北的一间。他们曾申请政府发还全部房产,但政府说,这房产是他父亲自愿上交的。一查房产档案,还果真如此。政府还说了,这房子一直以来由政府管理维修,花的钱比这房子都多。

  

  费普上中学的那一年,突然会感觉到孤独了。那时他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时常见的一种现象。他常常为这孤独痛苦或甜蜜。费普的父母生下他之后,不知怎么就再没有生育了。那时的家庭一般生育都很多,象他这样家境的人,要多生就更容易。请保姆请奶妈,怎么生都行的。他那个里份的住户,大多是教师,医生,会计,银行职员或中小商行的经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大家穿戴都很得体,言行很有礼貌,互相间交往很有分寸,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张太太李先生陈医生王律师见了都叫得很亲热的。但决不会过分亲密。因此,各家各户的孩子们也不太来往,放了学,各自在家做做功课,听听无线电或不声不响地玩玩具。不像高头街巷里的那些孩子三五成群一天疯到黑,打珠子,赌洋画,官兵捉强盗,到汉水里去摸人家船上的西瓜,隔几条街的人都能混熟。费普的母亲也算一个大家闺秀,学历比他父亲高出许多,在一家女校教过英语,但结婚后就不再工作,在家里操持一点家务,读读小说,弹弹钢琴--那钢琴是法国领事夫妇离任时送给他们的,或者邀了三两女友来家小聚,聊天,打扑克牌,下弹子棋,有时夜间也出去跳跳舞,那时汉口的夜生活很发达,一些老汉口至今还记得那时的一些有名的舞厅,酒家,夜总会,记得那几支风靡江城的爵士乐队--“波依也”,“夜巴黎”,“安多乐”……一说起来,腿都会情不自禁地扭动。他们鄙夷不屑地说,如今这些舞厅这些乐队,哼,连过去的一半都赶不上。前些年,几个还活着的老爵士乐手在怂恿下又聚集起来重操旧业,一些老舞迷们闻说后激动地赶去,试了一两场,有许多感慨又有许多失落,说大不如以往,太丢生了,那萨克斯吹得,都关不住风了……据说,费普的母亲就是在舞场上遭遇了那一次很猛烈的婚外恋情,后来神经便有了些毛病,一直到文革中去世,未曾好利索过。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来武汉,一大批文艺人士也来到此地,演戏,唱歌,画画,写诗,开会,演讲……一时间,名流云集,将武汉变成了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那位三厅抗敌演剧队的男演员就是在那如火如荼的一瞬间与费普的母亲相遇的。过了如火如荼的一小段日子后,那象蝗虫一样飞来的各路名流又匆匆忙忙地飞走了,那男演员从此也杳无音讯,将一个痴情女人弄得恍恍惚惚。解放后,费普的母亲曾说某一个有名的大导演就是当年那位男演员。但她说这种话的时候,总是不太清楚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她又什么都不说,所以,人们也不能太当真。文革初期,北京有人来外调,说那个大导演自己都招了。可费普的母亲一口咬定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不久,有消息说那个大导演自杀了。这次费普的母亲彻底地疯了,见人就说,××怎么还不来呢,我还怀着他的毛毛呢,他不来我怎么好生下来?费普的母亲一边说,一边拍打着自己那故意朝前挺起的肚子。

  

  费普从家里走到新入学的中学要走好几个街区。可以有几种走法。可以走繁华的中山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也可以走静谧的鄱阳街洞庭街,还可以走曲曲拐拐的里份。那座天主教堂就在那条洞庭街上,占据了很大一块地盘。人行道边,有一长溜镂花的铸铁栏杆将教堂远远地隔在一片草坪之后。教堂两边还有花园,花园两边又是两排低矮一些的建筑。后来他知道,那是神职人员们居住、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教堂后面,有一座很高的钟楼,在家时,他每天黄昏和清晨都能听见从这钟楼里传来的钟声。钟楼后面,是一片墓地,也修饰得像一座花园一样。那一天放学比较早。一段时间以来,学校的生活有些异样了,常常早早地就放了学,有的任课老师兀然间也再不来了。一些消息灵通的同学在私下里说,北方打得越来越厉害,共产党快要过来了。后来陆陆续续有几个同学随家人一起走了。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英国和美国。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是那个叫费普一看见便会感到孤独又甜蜜的女生也走了。临行的前几天,她邀了全班的同学到她家里聚会。在她家的花园中吃过冷餐之后,她泪眼涟涟地向大家告别,说永远想念大家,想念母校,想念可爱的江城,还念了她自己写的一首诗。大家都落泪了。费普也落泪了,这是他懂事以来第一次为情感而哭泣。在家里,费普偶尔也听见父母亲在说走和留的事。那时,父亲已不在法国领事馆做事,那法国领事于二战爆发后不久就离任了。德国法西斯占领了他们的祖国,很快便建立了维希政权--就像中国的汪伪政权。尽管维希政权对原来派驻国外的外事机构一律保留沿用,但那对领事夫妇不想干了,他们是爱国者。他们也没有返回维希政府的法国,而是与几位同胞一起,在法租界买下一座建筑,改建装修之后,做成了一家很有名的饭店。直到今天,这个饭店还是汉口一家别具欧陆风情的涉外饭店。这家饭店开张之后,费普的父亲也过去了,做了接待部经理。在共产党的军队打下济南之后,那对领事夫妇和他们的同胞要回法国去。临行前立了一个字据,将这座饭店赠予费普的父亲。这样,费普的父亲突然有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产。只是这笔财产仅仅拥有了几个月的时间。领事夫妇回国前对费普的父亲说,希望他们一起去法国。十多年来,他们与这个义子的感情已经很深,那种分别,像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一样。那时,费普的爷爷还在,老人在汉口生活了一辈子,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生养之地。费普的父亲是个独子,又是个孝子,当然不能抛下老父亲远走他乡。再说,他向来与军政无涉,不党不派清清白白做了一世本份人,觉得留下也无大忌。那时他对这场变动了解太少,不知道他的这些清白中,有许多在别人看来是很不清白的。

  那次放学很早的下午,费普怅怅惘惘地朝家里走着。那是一个深秋,起了风,很有一些寒意,小街两边的法国梧桐树叶一片一片往下飘落,积在路面上,又随风向前拥去,划出一些很寂寞的沙沙声。走近那座大教堂时,他隐约听得一阵缥缥缈缈的声音从那教堂深处传来,宛若天际风的呜咽,又宛若静夜海的涌动,勾魂摄魄的,让人的心一下提了起来。他立住聆听了一会儿,轻轻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循声向里面走去。走上十几级台阶,走进教堂的大门。他看见大厅里黑压压的一片坐满了人,竟一点声息都没有。教堂前方,在那穹形的碎花彩色玻璃窗上方,是那尊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巨大塑像,高高地悬在教堂顶端。那彩窗左侧,站着几排身着白衣的人们,他们当中有些人和费普差不多的年纪,正在一架管风琴的伴奏下唱歌。他听到的如海如风的缥缥缈缈的声音,正是他们发出来的。他不敢相信,那声音竟是人的声音。在学校里,他是唱过歌的,《童子军军歌》,《献给飞虎队》,《努力歌》,《总理纪念歌》……但那些歌,只不过是带了点高低快慢的说话或喊叫而已--“努力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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