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周文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16 次 更新时间:2008-08-31 21: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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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1·谁是周文

  

  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周文猝然离世。那时他正值盛年,刚过45岁生日。

  周文死在一个新世道诞生的第三年。那曾是他梦想一世,奋斗半生的世道。

  周文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2007年,周文诞辰百年之际,我赴京参加一个关于他的研讨会,后来去拜访了周文在重庆《新华日报》的下属,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他们夫妇俩说,当时都听了关于周文之死的传达报告,毛泽东有一个八字批示:“自绝于党,弃之荒郊。”由此,“自绝于××”之说诞生。死亡开始成为最后一项罪名。

  周文瞬间失去一切,甚至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资格,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寿衣,被草草葬在了京郊一个普通墓地里,没有墓碑。周文夫人郑育之死死记住了这个无名墓地的位置。数年后,当郑育之也将被赶出京城之前,她偷偷来到这里,将周文遗骸转移到万安公墓,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开荣。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周文迅速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知道周文。

  那时,我和他那个叫李虹的、但从未谋面的外孙女相识了。一次闲聊中,她对我说,她有一个姥爷,叫周文,是一个作家。三十年代在左联工作过,当过左联的组织部长,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那时候,我自认为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已有些了解,除了左翼作家,革命作家,连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也知道一些,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

  李虹说,很长时间,她们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姥爷。

  周文重新被提起,始于文革初期,那是一个极其复杂怪异的动荡岁月。当年陷周文于泥沼的人们,14年后自己也落入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周文这个被封存已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大字报上,一些知情人和群众组织开始质疑周文之死。被“周文自杀”事件压抑与牵连了多年的郑育之——一个三十年代初期入党,有着许多传奇经历的上海滩上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不屈不挠的为丈夫寻求平反之路。但一直未果,反倒又吃了许多苦头。一直到了波谲云诡的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起为周文恢复了名誉。1976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不久,李虹拿来一份装订成册的复印文件,首页是一份标记为1975年第263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整页是大字体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十月三十日。”

  后面是中共中央邓办发出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周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调查》及邓小平给毛泽东的请示:“主席: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组织部对周文同志的复查报告,同意中组部所拟三条平反和善后处理意见,现送请批示。邓小平 十一月二十八日”,随后附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给周文的数封亲笔信和郑育之给毛泽东的申诉信。然后是追悼会上发布的悼词和一大片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周文的文字材料。

  从此,周文那张清癯、文静又隐隐透着川人倔强的照片开始挂在家人子孙的厅堂里。这张脸渐渐开始为我们熟悉了。但这一切,周文都一无所知。

  周文是在惶然,悲怆,痛苦与绝望中离世的,那是周文对这世界最后的情绪。在那之前,周文努力过,挣扎过,苦苦思索过,甚至违背周文一贯的做派,违心地反省过、自责过、检讨过。但都没能得到解脱。

  1978年,周文从未谋面的外孙女李虹成为我的妻子。我们生了一个男孩。于是,这个对周文一无所知的男孩与周文有了八分之一的血统,于是,周文与我也有了某种关联。周文与我另一种更深刻的关联是,我们有着同一种终生热爱的职业——写作。

  八十年代开始之后,我陆续读到了重新出版的周文作品。那是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一批杂文,随笔,评论,短篇,中篇,长篇……可以说,周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三十岁以前写完了。那时,从文学领域发端的白话文运动兴起还不到二十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只受过十多年旧式教育,进过两三年新兴学堂的年轻人,周文无疑是极具文学天赋的,在他动笔写小说之前,读过的文学经典,不会超过十部。更可贵的是,在左翼文学中常见那些毛病——狂热,教条,偏执,功利,廉价的浪漫主义,空洞的鼓动宣传,甚至直接用文学来组织群众发动革命……这些,周文都很少沾染。本原,对一个从偏远边城来的一个左倾文学青年,这些都是极易受到蛊惑的。周文走了另外一条踏实的路,写他熟悉的,写他心中的,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像《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烟苗季》等等一大批内容独特,风格迥异的周文式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幅不可取代的社会生活画卷。雪域高原,茶马古道,险关狭谷,挑夫马帮,军阀土匪,山民烟客,家族倾轧,同仁暗斗,帮派火并……读周文的小说,常让我想起凤凰城下的沈从文,呼伦河畔的萧红。

  周文几乎是一脚就踏入了中国文坛,处女作就是成名作。他被鲁迅先生看作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约,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入选23位作家,周文名列其中,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也推荐给了伊罗生。我后来常想,如果周文就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又会如何呢?三十年代他的许多同道师友——胡风,巴金,聂绀弩,靳以,肖乾,黎烈文,肖军,肖红,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周文会成为哪一个的相似者?

  由西康边城到十里洋场,周文成为一名作家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这两种身份,编织成他跌宕复杂的人生。

  回望中国漫漫百年,怀想周文传奇一生,突然发现,他一生中有两次出川,神秘地划出他两道古怪的命运曲线。

  周文的两次出川相隔整整十年。

  第一次出川是1930年初,行川江,过夔门,下江南。那一年他23岁。

  这一次是苦闷,忧愤,孤独而出,自信,睿智,从容而归。

  第二次出川是1940年初,越秦岭,出剑阁,赴陕北。那一年他33岁。

  这一次是豪迈,热情,坚定而出,却是归去不再来兮……

  

  2·披云出夔门

  

  1907年6月17日,川西,山水林木深处的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荣。踏入文坛后,他给自己改名为周文——周,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本姓。文,他钟爱一生的文学。

  一百年之后,我来到周文故乡。飞抵成都,行驶三百多里到美丽的雨城雅安,再驶数十里,到群峰环绕,林木森森的荥经,这里还保存着数人环抱的古树,保留着数百年前的老屋和风情如梦的旧街巷。我想,百年之前,在这样偏远闭塞,与世隔绝,又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会囿于故土,终老一生。特别像何家这样有房有地有店铺,家道还算殷实,未有衣食之虞的人家。4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15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16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18岁,到表姐夫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20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从上面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他算是顺遂的。他有一个能干果决的母亲,有一个稍有权势的亲戚,还有几个慧眼识才的师长。就这样一个本原可以安宁平庸度日,或升官发财娶姨太太的边城青年才俊,突然决意出川,浪迹天涯了。

  生活中有许多偶然。周文恰恰在他人生的几次关键当口,都被某种偶然遇上了。

  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是他出走的第一推动力。中国五四之后的作家,革命家名单中,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而走上新路的人不在少数。周文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周文的父亲是秀才,中医,开了一家药铺。父亲在他5岁时患肺病去世,母亲独自撑起家业,养育失怙三子。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孤儿寡母有许多的凄凉、苦楚与无奈。周文的父亲离世之后,母亲便让孩子们对她以“爸爸”相称,并寄希望于长子周文,希望他早日成人成才,成为家庭栋梁。在他16岁的少年时光,周母便主持周文完婚。新娘是周文全然陌生的,比他大两岁,是临近一户小地主家的女儿。紧接着,母亲让周文到表姐夫的部队里任职,周文离家赴职,也算是一次对无爱婚姻的逃离。但是对于一个单纯,善良,梦尚未做完的知识青年来说,部队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强食的生活,无异是另一种地狱。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获,就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独特又鲜活的素材。

  他不断地变换职业,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个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寻到生活的意义,也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婚姻。

  在川康边政训练所时期,周文遇见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两个人,一位叫刘伯量的老师,一位名叫骆枕寒的青年友人。周文后来说:“我一位同学的弟弟骆枕寒和我很要好,他也不满于家庭和军队生活,坚决离去,在上海流浪,他的个性很强,人很正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经常和我通信,叙述他流浪的苦境,也叙述他的快乐。那种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觉得倒是一种快乐。我能够离开我的家乡,能够离开周围一切我所痛恶的……”[1]

  无爱的婚姻,两人都被深深伤害。母亲渴望家族早日兴旺,周文的小弟不幸夭亡,母亲太需要男丁,周文只得生下一个孩子——可惜是一个女儿,在母亲要求下,妻子又怀孕了。周文不能够再忍受下去,编了一个谎言,从母亲那儿要来了200银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骗来了200银元。于是,1930年3月,他抛家别子,跋山涉水决然出川了。

  船出夔门,他回头对着渐行渐远的家乡喊着:你丑恶的四川,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往后的十年,是周文一生中可圈可点日新月异的十年。那是一次痛苦,艰难而绮丽的羽化,他破茧为蝶。

  三月出发,五月到上海。骆枕寒的哥哥接待了他,告诉他上海太过奢华,不能久留,带他去到南京,住在四川会馆,与骆枕寒等一批川籍流浪青年开始了一段艰苦又浪漫的生活。有钱大家花,有饭一起吃,读书论世,桀骜不驯,看《阿Q正传》、《拓荒者》,看花花世界,新生活。这天地人三不管的日子倒也很自在。但等到大家的钱都花光了,还得去找寻吃饭的行当。

  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刘伯量老师,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有吃有住,月薪50元,这一类查毒禁赌的肥差,还有许多额外进项,像他这样的外来流浪打工者,该是非常满足了。但周文身上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都视为身家性命的道德追求,就像学者张宁指出的“他与周扬、丁玲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周文的不同,并非来自独立思考,而是来自独立道德。”这一点,让他不见容于所谓的旧社会,到得后来,同样也不见容于他曾经以全副身心去拥抱的新制度。

  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甚至很不快乐。他不喜欢整日在身边蝇蝇嗡嗡的那些想从他身上讨些好的地皮流氓,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一次接报有豪绅聚赌,抓还是不抓,局长很是犹疑。周文坚决要抓,并且果真就抓了,还亲自审问施以处罚。果然就弄到县长跑来责问局长,被抓者放出后扬言报复,让局长非常狼狈,只好赔罪道歉。刚刚到任几个月周文慨然辞职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40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

  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共产党,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共产党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在1940年到达延安不久,交给中组部的自传中,周文这样写道:“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许多人去参加了义勇军,在南京城里报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参加义勇军,我当时觉得那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那时我认为所谓保卫国家者,是替国民党,替压迫阶级保卫国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共产党。我非常苦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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