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周文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3 次 更新时间:2008-08-31 21: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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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周文去世时,她39岁,从此没有再嫁,一直到90高龄辞世。整整半个世纪,她除了几段岁月有一些降职安排的工作要做,几乎全部生命都在为周文忙碌奔波,为周文的昭雪一次一次赴京申诉,有时候在那里一住数月,招待所,地下室,有一餐,没一餐,就像现在那些专业访民一样。四处探访周文故旧老友,仔细搜寻周文的每一个字——我今天所看到的百万资料和大量图片,都凝结着这位执着老太的血泪与痴情。

  在郑育之家的那几天,她刚好在清理文件,我便要她给我找找我想看的那些东西。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本四十年代的日记。郑育之说,周文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便是在地下斗争的危险中和抗战初期的繁忙中,他也尽可能写着日记,还保留大量信件。这些文件——包括鲁迅先生给他的信件及赠书,在他第二次出川时,都放在一只箱子里,交给刘盛亚保管,后来在日寇轰炸成都中遗失了。

  兴致勃勃读起这本日记,发现全是公文——工作笔记,会议纪录,事务安排,有几处写到与生活相关的,也是衣食住行开荒纺纱之类。有一些页面或段落被浓重的墨迹涂抹,用尽办法,也看不出原来的文字。后来,周文的夫人与子女整理出能找到的所有这一类文字,依然没有我想知道的内容。周文的日记从1940年3月到1944年2月,整整4年间全部缺失。1944年之后的日记,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一本一样。

  那些年,他写下的文字数以百万计。而作为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文字中表达的个体思想和心绪,也是缺失的。

  1946年,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任副社长兼主笔。那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另一个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留下了中共新闻史和思想史上最绚丽的身影。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前些年的一本书《历史的先声》,里面文章大多来自于这两份报纸: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里面那些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张扬民主自由理念的文章,教育鼓励和召唤了无数追求进步向往新生活的人们,直到今天,里面的许多话依然掷地有声。作为副社长和主笔,其间想必留下了周文的许多文字或思想。如果是这样,我想那就是周文在他的文字生涯中又一段值得珍视的岁月。只是他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当年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查禁的文字,被自己的机构查禁了。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晋绥。

  其后的五六年岁月,风雷激荡气象万千如梦如幻。根据地土改,内战,建国,镇反,全中国土改,审干,抗美援朝,批《武训传》,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每一样都是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建国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在北京召开。周文接到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李井泉通知,让他带队前往参加。他文心涌动烦乱不安,觉得自己多年已经没有作品问世,无颜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盛会,也无颜去见那些多年未见的各方文友。他婉谢这样的安排,提出另换他人前往。被说服后,他终于去了。

  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团进京。

  周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联络处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晋绥文艺工作的报告,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任组织部负责人,在这次大会上,他与冯雪峰,丁玲,胡风等一大批故旧相逢,再一次燃起了重返文坛的欲望。

  会后,周文回到晋绥,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准备参加接管四川西康,当时,西康还是一个独立省份。周文异常兴奋,那是他的故乡,那儿有自己阔别多年的亲人友人,有自己熟悉的土地山川,他准备在那里续写《烟苗季》的姐妹篇。还要让又是一别十年的母亲看看新添的孙儿孙女——周文的两个弟弟逝去之后,那宝贝孙儿,成了何家唯一续接香火的独苗。

  正在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刻,接到周恩来一纸电文,调周文到中央政府国务院写作组工作。周文的文学梦再一次破灭,他有些沮丧。向中央组织部报到后,他去见周总理,希望去学习一个时期马列主义理论再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担任秘书长,并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付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我不知道周文提出这一要求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真想加强理论修养,还是回避那种公务写作,寻机迂回到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中来?到马列学院之后,他参加谢觉哉率领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去了南方数月,收集了许多素材,想回来写小说,依然没能如愿。

  周文接来了母亲和岳父。大女儿何文康,二女儿何靖康也已经工作数年,两个女婿都是年富力强的红军干部,一跨下马背,就接二连三地给周文添了一群外孙、外孙女,四世同堂了。二十年的艰苦奋斗披肝沥胆,终于换来了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这样的日子将会长长久久地过下去,他总有机会写出许许多多的好作品。

  

  6·周文之死

  

  谁都没有想到——包括他自己,一年之后,他会忧愤而孤独地死去。

  周文死在三反运动末期。他本人当然不是老虎。个人品质上,他是一个清正廉洁到无可挑剔的人,他身上有着中国旧式文人不可救药的道德洁癖。他受命打老虎。老虎没死,打虎的死了。中国的事情常常如此乖谬。关于这一个微妙,复杂,充满中国政治诡秘色彩的过程,至今也没有谁人将它说明白。

  1951年末,毛泽东发动了 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这是建国后短短两年中,继“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三查运动”,“民主改革运动”,“批武训运动”,“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等大大小小十几次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与前者不一样的是,这一次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党内的。

  随着中共进城执掌政权,一大批共产党人迅速蜕化变质,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勾结奸商,中饱私囊,吃喝玩乐,吸毒嫖娼,投机倒把,生活腐化……这一幕幕,让半个世纪后的我们是如此眼熟。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东北局书记高岗,随着朝鲜战局进展和财政困境的出现,这位东北王首先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口号——让人震撼的是,两年多后,这个率先提出“三反”口号的人,因另一类罪名举枪自尽。

  毛泽东很快注意到这个令他焦虑的现象。

  

  不久,著名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一案浮出水面,两人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一元,后同)左右。紧接着各地一批大案要案的报告送上毛泽东案头。毛泽东震怒,发出号召:“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他并且表示:“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1]

  马列学院成立于1948年7月,刘少奇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杨献珍任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周文任秘书长,主管教学。

  三反运动开展以来,中直机关动作缓慢。毛泽东很不满意,指示说:发动不起来,一律撤职。如有不干净,撤职加开除党籍。

  马列学院也受到中直机关党委的批评。1952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直接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是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与马列学院的重要领导关系也非同一般,给这样的“老虎”拔牙有何风险,周文这一介书生没有好生思虑。

  马列学院打虎队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初步查明,刘元士及另外两人——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金额达2.33亿元。主要是四笔款项:

  1:刘元士与进驻东北兵工制材厂的私商李德庆联手,“私用马列学院名义要了49个车皮”,贩运出1300立方米木材,并替宝隆商行以每立方米172万元的价格介绍卖给中直机关修建办事处所属光华木厂700立方米。仅此一项,李德庆按成交价的10%给予刘元士报偿,刘自己坦白,李德庆给了他一亿两千万,他曾一度说他因此成了宝隆商行的半个老板。

  2:在这1300立方米木材中,刘元士经手为马列学院购买700立方米,价格为每立方米98.8万元,但其中有130立方米报价每立方140万元,冒报5356万元。此款虚悬在修建科账上,已经半年,成为黑钱,刘坦白,想上腰包,但因有沈瑛、于维琛等几个都知道此款,还未下手。

  3:刘元士挪用马列学院修建款12亿元,与私商大鹏汽车修理厂合伙倒卖汽车,刘坦白,大鹏老板给了他5000万元。

  4:刘元士替大鹏汽车修理厂介绍2部汽车,卖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坦白,其中一部,他从大鹏汽车修理厂取得200万元的佣金。[12]

  此外,刘还有买木板贪污了1000多万元,帮献珍同志做皮袄子贪污了5万元等其他零星的贪污款,报告上交之后,“打虎队”又查出刘截取银行利息款,买卖股票等多项问题。

  这些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范若愚组负责写成刘元士材料。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组织决定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关于报告形成经过,周文后来说:“党委会的三反总结,是党委分配了几个同志分担了各段的初稿,党委开会分配的那天,我不在家,几个同志写好交党委看后,党委指定由我执笔把它综合起来。”“我当时想到那经验的内容,在学校报告过两次,在中直党委召集的大会上报告过一次,后来又征求过打虎队一些同志的意见,没有了意见,由于中直党委指定写并催着要,我就没有再交党委看就直接送去了。”[13]

  这份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很快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这是周文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领导党内的政治运动。他太幼稚。竟然在报告里写下这样的文字:(刘元士)是1926年的党员,‘资格’很老,曾和伯达、献珍同志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到马列学院以来,他认定献珍同志一直对他很信任,在公审大会以后他还在念叨着。二、政治上很落后。他整年不看党报,长时期不缴纳党费,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三、有流氓性。他过去作地下工作时和京津一带的流氓关系很多,他自己就很流氓。四、贪污手段相当老辣,有好些事情从表面看来都可以作两种可能的解释……[14]

  如果说,毛泽东是从巩固新生革命政权,强化个人权威的角度发动了这一场运动,我想,周文则更多是从道德立场来看待这些贪赃枉法的人们。

  周文是从一个污秽的环境中出来的,在他青年时代的各种任职中,有无数的机会收受贿赂敲诈勒索而发财,也有无数机会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而升官,他所以厌恶并拒辞这一切,是因为他希望进入一个更纯美的世界。这也是当年许多出身钟鸣鼎食之家而全心拥抱革命的知识分子们的乌托邦。

  周文太单纯,他没有想到这样一桩正义在手天经地义的事,到后来变成自己的炼狱。

  像中共的许多运动一样,势如破竹排山倒海地开场,柳暗花明和风细雨地谢幕。作为非法制化的一场全国性运动,“三反”“五反”带有天然的弊端。最高领袖强力推进,“打虎”指标层层加码,时间紧,任务重,不少单位沿用多年以来的关押、吊打、车轮战、逼供信等手段,打虎越多越光荣。造成冤假错案无数。数月下来,有人杀人,有人放火,有人发疯,光中直机关就有22人自杀或自杀未遂,14人逃亡。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三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在学者朱鸿昭的《周文,走出延安的第一桩文人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刘元士与杨献珍曾经于1930年代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1~1936年期间被逮捕同时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后经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报请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洛甫(张闻天)批准,同意他们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办理手续出狱。同时出狱的六十一人中还有徐子文(安子文)、张永璞(薄一波)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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