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周文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1 次 更新时间:2008-08-31 21: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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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直到确认没有盯梢,周文半途下车,他的新郎角色到此结束,因为他还要去起草刻写此次大会的宣传品。到了会场有另人继续扮演新郎。

  会址在唐山路附近一幢僻静的红砖洋楼里,临时租用的,里面各种古色古香茶几,长桌,椅子也是临时租来的,连屋里的公公,婆婆,新郎一应亲属也是临时扮演的。当郑育之一行将一应嫁妆搬进屋时,她怎么也没想到这幢居家小楼,数日之后,将有近百人潜藏在里面开一个国际性会议。多年之后,郑育之回忆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层楼上已来了六七十个人,在地板上有睡有坐,鸦雀无声。有纪律规定不能立起来在房间里走动,也不能开窗,又不能在窗前眺望,既不能跑到楼下,更不能出大门,只有大小便才能离开房间到厕所。这些人中,指定了两三人,做房主人的厨师和听差,有的派出去买米、买菜、买汽油,有的煮饭吃,因为新搬入这房子,水电还未接通,所以有的还要到老虎灶买水。第一天大家用面包充饥,第二天一听说烧饭吃,都很高兴,都想插手。但是,哪有少爷少奶奶动手做饭的。我们只好闲坐在楼下,警戒着户外动静。饭是一锅接一锅的煮,由于米多,锅又小,烧的饭既生且焦,而且只有咸菜下饭,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烧了一天,也吃了一天,还轮不到吃第二顿。到夜深人静时,不应再烧了,才各自休息。马桶又无水冲洗,于是塞起来了。挑来的水冲进去也漫出来,怎么办?群众有办法,索性把三楼的浴缸当作马桶使用。傍晚,江苏省委负责筹备这个会议的冯雪峰同志到会场检查工作,并带来两个消息。一是说我们左面邻居,是公共租界捕房的侦察头子,另一个是说今晚有重要代表到来,要更加提高警惕,注意作好掩护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于是,我们进一步检查掩护工作中的缺点,一致认为没有准备好对付强行入内的军警,也没有准备好通知楼上准备战斗的方法。于是我们又做了细细研究,决定采用飞行集会、罢工游行时使用石灰包朝追近来的军警的眼睛扔去,再用铁器与之搏斗的办法。用绳系一铃在三楼,如杂人来,即拉一声,通知代表做好隐蔽;如拉乱铃,即是有军警要上楼,要做好战斗准备,并决定,如来三五个军警,就在楼下干掉,如人多,就引上二楼干掉。这样决定了就分头去购买石灰和废铁棒,又到厨房拆炉台,取炉柱,找砖头。同时迅速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以免暴露。

  夜幕降下了,后门传来暗号声,代表们又到了,三、五人成一批地引进来,摸索着上楼。夜深人静了,我们还轮流隐蔽在后门右侧汽车房前守候着,不时注视着右侧邻居侦察头子家中的动静。那一夜,除一老一小睡了以外,都不肯睡,坚守在自己岗位上。但是我们的情绪是愉快的,精神是饱满的。夜半一时左右,三个重要代表来了,一看全是外国人,他们也是摸黑以脚尖轻轻地走上楼梯,被引上了四楼。我以为重要代表到齐了,有部分人可以休息了。后听说还有个重要代表未到。于是我们继续等下去。黎明快到了,门外还没有代表到来的暗号,我们开始紧张起来了,以为这位代表出事了。又听说如果这位代表出了事,这个会就开不成了,而且到会的代表们必须迅速转移。好焦急啊!天已蒙蒙亮了,暗号声才传来,引进一位穿黑旗袍的妇女,一看是宋庆龄先生。当时敌人对她监视很严,出门就有特务尾巴跟着,那天她好容易才甩掉尾巴来到这里。”[5]

  第二天,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就在这幢小楼里主持召开了上海远东反战大会。会议决定由宋庆龄,两名英国人,两名法国人,一名比利时人共同调查中国被侵略的实情。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工农代表,中央苏区派来的红军代表和其他爱国军队的代表一百多人。

  会议顺利结束,代表顺利撤走。第三天,家俱店搬走了家具,租房人退掉了房子,像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但是,此次活动还是被发现了——一百多名代表,在马桶里,浴缸里留下的那些东西。

  那次会议上被选为名誉主席的鲁迅先生没有参加会议,稍后在给肖军、肖红的信中说:“会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

  周文来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最后的那些天不知他如何过的。从鲁迅先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以下几条:

  12月15日:下午得谷天信并《文艺》(三)一本(谷天即周文)。

  12月22日 “上午寄俊明信”。(俊明即周文)。

  12月30日: “上午得谷天信。”

  鲁迅先生日记中提到的《文艺》月刊,此时已经被禁。现代文艺研究社也停止了活动。郑育之依然被软禁家中。

  1933年,是周文凤凰涅槃的一年。新的一年又要来了。

  其后几年中,周文依然过着这种风雨飘摇或曰风雷激荡的日子。让人感慨不已的是,他竟然总能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断写出一些作品来,甚至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想,这是因为他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自由与崇高。

  1934年开始后,随着日寇侵华的脚步声一阵阵逼近,随着国共两党较量的升级,上海滩上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周文曾这样说到那一段时期左联的境况:“不久,组织部长被捕了。党要我担任组织部长。参加党团。党团是周扬同志任书记,由文委林伯修同志出席领导。这期间,上海的白色恐布一天比一天更加厉害。过去“左联”的工作过“左”,弄得和党一样,参加小组的联盟员的日常工作是贴壁报,散传单之类,在文艺工作上发展得太少,因此有的同志很容易遭到破坏了,有的不愿意作这种散传单的工作,便不参加小组生活,和“左联”的个别负责人发生着不大密切的关系,有的则认为“左联”的工作还不够“左”,便转到别的组织去了。使“左联”的工作受到相当的影响,我于是提出意见,要加强联盟员的文艺教育和文艺工作。一方面在组织工作中逐渐改变着过去的作风,帮助联盟员研究文艺写作问题,帮助介绍稿子出去发表,我自己在这时期,除了经常领导各小组外,也抽出时间来写东西,断断续续的又写了好几篇!这期间的生活全靠这些文章的稿费维持的。”[6]

  左联的工作方针调整之后,受到的破坏迅速减少,成员渐渐增加,胡风调来任宣传部长,各项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周文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重,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越来越坏,肺病复发,痔疮加重,走在路上也会掉出来。

  这期间他两次被捕,一次是误捕,他们夫妇和彭柏山一起去霞飞路巴黎大戏院看苏联电影《循环》,因为衣着太差,被一俄国商人指认为偷了他钻石的窃贼。虽然没有定罪,但是吃了许多皮肉之苦。一次是接头人被捕,他们被守候在那儿的巡捕抓住。这两次最后都由郑家出面,花钱具保化险为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反叛的儿女们,总还有一些仁爱之心,骨肉之情,和许多年后,他们的革命儿女对他们的大义灭亲不太相同。

  周文向组织请假,得到了批准。他一边写作,一边用写作换来的稿费养病。周文后来说:“因为肺病,因为两次的被捕,因为一次挨了毒打,我便作较长期的休养。为了文艺工作,也为了生活,这以后的一年半我完全是在写小说,而我这时期的小说也特别写得多,有二十篇之多,当时曾被傅东华在文章上说我多产。其实我还开始了写长篇《烟草季》。至于我们这一年多党的关系仍然是由路丁同志和我们发生联系的。”

  三十年代中后期,周文几乎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批作品。八十年代后出版的几个集子,收录的也大都是这些。其后的岁月中,他虽然又写下了各类文字数百万,我想,今后能留下来的,还是那几年的。那是他一生中任情率性的一段岁月。许多文学界老人,都记得他和傅东华的那一场“盘肠大战”。

  傅东华该算是周文的前辈了,周文出道之初,傅东华已是著名的学者、编辑、翻译家,1935年,傅东华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周文的《在山坡上》,小说中写道,一场血腥混战之后,战场死伤一片,夜半,一个腹部刺破肠子外流的士兵醒来,发现与他肉搏的敌手也受伤未死,于是又是一场残忍的带伤厮杀。傅东华认为这一细节不真实,未与作者商量,擅自删去与此情节相关的两千字。这本是一桩不算太小也不算太大的事情,再说傅先生主持《文学》以来,已发过多篇周文的作品,似乎并无个人嫌隙在里面。但有着战场生活并亲眼见过类似场景的周文较真起来,写了文章为此辩解,对傅的删稿表示抗议。傅东华也迅即回应,周文再作反驳,你来我往,刀光剑影,紧接着,又有观者参战,拥傅的,挺周的,有的说文学与生活,有的说作家与编辑,有的由两人的身份背景牵扯到各自的文学派系……一时间,上海滩打起了一场文坛“盘肠大战”。这官司就打到鲁迅先生那里去了。

  鲁迅先生亲自向日本军医了解腹破肠出,是否仍可继续搏斗,得到肯定答复,但又担心周文过于执着,陷于长期纷争,反误了自己的写作。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廿四日,写信给胡风说:“前天得周文信,他对于删文事件,似乎气得要命,大有破釜沉舟干他一下之慨。我对于他的办法,大有异议。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饭店开张时,由你为磨心,定一地点和日期,通知我们,大家谈一谈,似乎比简单的写信好。此事已曾面托肖吟太太(即肖红)转告,但现在闲坐无事,所以再写一遍。也因心血来潮,觉得周文反会中计之故也。”

  一月廿九日,当胡风代鲁迅邀周文到陶陶居吃饭,鲁迅先生对周文说:“创作应该是艰苦地、不断地、坚韧地去做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就是。在路上,自然难免苍蝇们飞来你面前扰扰嚷嚷,如果扰嚷的太历害了,也只消一面赶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为了赶苍蝇,竟停下脚步,或转身去用力和它们扑打,那你已经失败了,因为你至少在这时间已停滞了。你应该立刻拿起你的笔来。”

  周文深受启迪,感动至极,将这一场大战打住。后来,鲁迅先生还是在《半夏小集》一文中,批评了《文学》杂志主编对待青年作家的态度。

  傅东华先生因这场笔墨官司及其他非难,辞去了《文学》主编一职。他长周文20岁,但比周文多活了近20年,也是一位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他翻译的《飘》,《红字》,《琥珀》,都是我年轻时代爱读的书。现在看当年那一段删稿之争,与今天的一些事儿相比,觉得是太过轻巧了。只是周文那种可爱的执着率性,到得后来,却再也没有见过。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我后来才知道,当年读中学时,方志敏那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清贫》、《可爱的中国》,也与周文夫妇有关。

  当读过这两篇文章的学生们已经进入中年时,郑育之回忆了当年的往事:

  “一九三六年,冯雪峰同志来上海后,有些东西交给周文保管,周文管不了,就交给我保存。王稼祥同志来前,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存放的许多文件除由冯雪峰同志拿走外,其余都烧毁了,只有卷成一卷的《清贫》和《可受的中国》两份手稿,冯嘱我暂存。王稼祥同志来沪后,先到我们旧居住,然后一起搬进新房,这两份手稿也带到新房子去了。不久,王稼祥同志要我们检查一下,有无粗心大意留给敌人以借口整人的证据时,我就提出这两份手稿,恰巧那天潘(潘汉年)、冯(冯雪峰)先后来到,我把两份手稿的事提出来请示处理意见,他们当着我的面跟王稼祥同志一起研究、讨论,一致意见是要很好珍藏起来,以免丢失。这时,我才知道这是方志敏烈士的遗著。过了两天,潘、冯一起来,潘还带照相机,一页一页地拍下来,并把底片拿走。原稿则由冯雪峰同志转移到别处保存。六十年代,我在一个展览会上看到展出《可爱的中国》,惊喜交加,喜的是这文稿保存下来了字迹还非常清楚。我想,三十多年的战争岁月中能够保存下来是多么不容易啊!冯雪峰同志将原稿转移到哪里保存,我并不知道。但是,为了保存这两份手稿,王稼祥、潘汉年、冯雪峰同志确实有很大功劳,虽然主意是三个人研究定下来的,但估计王稼祥同志的意见要多一些。[7]

  ……我常想,如果让周文一直活下去,给他一个清明安宁的环境,他该可以写出许多奇谲瑰丽惊心动魄的作品来的。这世界上许多的精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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