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三十年回顾与展望:光荣与梦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58 次 更新时间:2008-08-31 01: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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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进入专栏)  

  

  住进上海南京路的新世界笠笙大酒店(Radisson)时,服务员说查到了我曾经多次入住这个酒店的记录,我面露惊讶,说我怎么不记得。服务员说,大概是因为是很久以前住过的。于是优惠了一下,把朋友帮我定的标准房间升级为豪华套房。这是南京路上和人民公园旁边的五星级酒店,标准房间的价钱就高达1500元一晚,豪华套房就可想而知了。住进去后,我常常为了找自己一双鞋子而在几个房间奔波,洗澡和厕所都得转几个弯。我躺在床上想了一下,最后认定一定是服务员搞错了,我在记忆中搜索不到曾经住过这间酒店的任何蛛丝马迹。当然,不排除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可是,记忆可能出问题,历史却无法改变,因为我不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有条件住进这间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很久以前”,我的历史是一穷二白的。

  套房的窗户装进了整个人民公园,绿树成荫的公园被一圈高耸入云的建筑物环抱其中,从楼上看下去,有如盆景般精致,如诗如画。虽然我还是记不起曾经在这里凭窗眺望过,然而,眼前的景物却勾起了我的回忆。

  就在这间五星级酒店旁边有一栋古色古香的金门大酒店。记得在1983年我刚刚进复旦大学读书时,曾经来过这里。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见到过“妓女”是什么样子的,有人说,金门大酒店门口就有妓女,为了感受旧社会的东西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我们同学决定结伴前往。那天我们搭公车来到金门大酒店门前,那晚遭遇到妓女没有我记不太清了,但让我始终无法忘怀的是,那个酒店我们是进不去的,需要护照或者住房证。而我们是中国大陆人——和穷人几乎同义的,自然无法登堂入室。

  这次在南京路散步时,我要很小心才能找到一点过去的记忆,这也难怪,别说我试图回忆起二三十年前的景物,就是连上海人,听说一年不进城,都会迷路,又会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突然挡住去路。不过,南京路上有一家酒店还在,虽然已经关门停业了,但那饱经风雨的老招牌还依然挂在那里,吸引游客们咔嚓、咔嚓地照个不停。我在这间叫“和平饭店”的酒店门前逗留了一会,想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进去的情景。当时一位叫田中的日本留学生请我进去吃饭,我们两人在大堂的对面餐厅一人要了一碗四川面条。结帐的时候,我赫然发现那碗勉强把我的胃填了三分之一的面条的价格是38元,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当时我每月的生活费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80元。

  好了,我想说什么?我想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中国人,无论处于什么阶层,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实利和好处。在上海的几天我突然开始怀旧,可能和我两天后就要前往北京参加的一个会议有关。会议是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省人文学会联合举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集中了国内最多经济学家的一个会议。

  我一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不那么感兴趣,但这不说明我就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视而不见。当我在网络上写文章谈政治、谈民主、谈人权的时候,经常有网友严厉地指责我,你难道看不见我们取得的经济进步吗?

  我当然看得见,不但看得见,而且我本人可能就属于改革三十年得益最大的那群人。我也许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理论水平,有哪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我更多地是根据我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来写作。这样的优点是更接近现实和我的读者,缺点是没有系统的理论,有时甚至以偏概全。我知道自己的弱点。但由于自己学识的局限和精力的牵扯,我一直无法系统学习以便提高自己。

  曾经和比我年轻的读者聊天,当我说到我在2005年开始接触到自由主义理论,随后又认识了中国一些主要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把年代说错了,因为他们都比我早五到十几年就已经接触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且还系统阅读了一些专著。看着目瞪口呆的年轻读者,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惭愧,但这是事实。和很多朋友相比,我是一位后知后觉者。如果我身上有所不同,那是我呆过的地方和走过的路造就的,当然,还得加上一个还没有被完全扭曲、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灵魂。

  不过这些显然不够,从2006年开始,我停止坚持了近十年的阅读文学作品(小说)的习惯,开始在冯崇义博士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一些自由主义理论。这对到处奔波,经常在某个酒店醒来时突然想不起自己在哪一个半球和国家的我,真有些不容易。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很多大型的反思改革开放、展望未来的学术会议,我能够参加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省人文学会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对于我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不是谦虚的话,我从来不认为中国理论界有什么会议值得我去“完完全全”地学习,但过两天在北京参加的这个会议例外。

  在这个会议上,我将近距离接触一些熟悉的经济学家,那么我最想向他们请教什么问题呢?我想应该有这些问题: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进步仅仅是经济改革吗?三十年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三十年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动力还有活力、还可以在未来推动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吗?现在到了一个拐点?能否拐过去?拐过去又是一条什么路?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人权是不是硬道理?什么是硬道理?……(我的读者也可以在这篇文章后面提一些问题,我将找机会代大家向一些经济学家请教)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既然要完完全全当一次学生,就要敢于不耻上问和不耻下问。我也将利用这个机会,恶补一下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

  也许因为要参加这个会议的缘故,在上海这几天,我心里就不太平静。特别是当我透过酒店的窗户看到外面仿佛一幅画卷的景色时,我心里充塞了对过去三十年的回忆和对未来三十的幻想。我总觉得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有一些断层,而连接这断层的东西,却在我所处的当下,寻找不到。

  就在我站在窗户前沉思的时候,电视里传来熟悉的演讲声,那是四十年前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的演讲: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原来今天正好是金博士演讲的四十周年纪念日!电视上在播送完金博士演讲的黑白片段后,随即出现了来自美国的现场直播: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黑人奥巴马向聚会的支持者挥手致意,在他的支持者中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希拉里。

  金博士的那个梦不但实现了,而且现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当时的梦想。他当时只不过是想消除种族歧视,只不过幻想黑人的孩子能够和白人小孩一起坐车、读书、玩耍而已,即使如金博士这种牵引历史的伟人,也绝对没有预测到,短短的四十年,一个黑人总统候选人登上历史舞台,台下是成千上万的白人、黑人和亚洲人……

  我感叹不已,感动中夹杂的却是伤感。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美国人权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三十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完成了西方用了更多时间才完成的经济奇迹。看到窗户外那些高耸的大厦,我想起《V字仇杀队》里的一句话:这个国家不需要高楼大厦,需要的是理想。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中国几千年试图实现的梦想,然而,当梦想成真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失去了信仰和理想的国度。过去三十年中国的GDP发展迅速,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人均GDP上,我们仍然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展国家。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那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GDP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至少和当时诸国不相上下,比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要高很多。然而,却始终没有冲出怪圈。

  我在想,如果一些利益集团劫持了改革开放,使得相当大一部分在经济上得到改革开放好处的民众也对改革开放产生仇视心理,如果我们在观念、信念和理想上不与时俱进,我们会不会在某一个拐点翻车,突然回到起点?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那样?

  和上海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相比,去过欧美的人士应该发现,无论是纽约、华盛顿,还是柏林、伦敦,过去几十年的新大楼并不多,根本无法和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大城市相比。然而,他们并没有停止进步,这种进步不但是GDP,更重要的是在人的心里。四十年前的美国,黑人和亚洲人甚至连“人”的地位都没有取得,今天,奴隶的后代准备竞选总统,统领西方第一强国走向未来。

  这件事也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普世价值。不是有人说普世价值——包括人权,人人平等和自由等这些价值观——是西方的,是美国的?那么请你翻一下中国的宪法,早在四十年前,这些价值观都在我们的各种文件里了,至少1949年后我们的各民族是平等的;可是再看一下美国,仅仅在四十年前,黑人和我们华人都是受到严重歧视的。——如果我们要追究下去,有些普世价值应该是我们比美国推行得还早、还彻底(马克思的有些价值观本身也是普世价值的)。那些被我们今天指责为美国的普世价值根本不成立。只是,美国利用过去四十年,不但赶上了我们,还把我们抛弃在了后面。当今天曾经的奴隶——美国黑人竟然能够参选总统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兄弟至今还被户口定为二等公民。

  财富可以得而复失——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这种事周而复始,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人不是没有富裕过,但至今还是世界上最穷的;中国不是没有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富翁,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富翁能够富过一个朝代的寿命,而大多大富翁在社会变革和改朝换代时都面临家破人亡、人头落地的命运。

  如果集权制度以及逆世界潮流,例如违反普世价值的社会制度能够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话,我想,专制和不民主制度的历史最悠久的中国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事实是,中国人民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平均最穷困的族群之一。

  如果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或者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能够保持未来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一旦接受了普世价值经济发展就会慢下来;如果中国人民就此达成协议——宁愿继续享受经济增长也不愿意冒险进一步改革的话,我想,大家都应该无话可说。

  有人说,中国现在处于最好的阶段,所以不想再提继续改革开放了,更不想提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我首先提醒大家,现在中国之所以处于最好的阶段,正是因为三十年前的那场政治改革(从一个人的死到四个人的锒铛入狱开始)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其次,我还想提醒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民众也许失去了改革的愿望,但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必须认识到,有些改革,最好是在处于高潮的时候开始,否则,一旦开始走下坡路的话,也许你想改革也来不及了!

  这些都是我站在南京路上酒店的窗户后面,面对着早已经媲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都市的大上海时的思考,我想,不知道两天后见到中国最牛的经济学家们时,我是否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理论指引,为我这个学生解惑。

  期待中!

  

  杨恒均 2008-8-28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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