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1978:找回父亲、找回自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3 次 更新时间:2008-08-26 17: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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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 (进入专栏)  

  

  1978年7月28日, 是我人生中应该记下来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和大姑姑、大姑爹一起,从长沙动身去看望软禁在安徽大别山中的父亲——李锐。我知道那一步一旦迈出就再也不能回 头了。从那一天开始,我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用自己的头脑追寻真理的崎岖小径。相对于同时代的很多人,我的觉醒来的非常的 晚,因为那黑透了的出身,让我除了一心一意地改造自己,在每一篇日记的末尾写上:“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天天铭记住我应该跟的人,我应该走的路而 外,我不敢往歪里想,我不敢往偏里走。

  

  那一天,距我最后一次见到父 亲,已经整整十一年又两个多月了,我对他已经非常、非常陌生。确切地说,其实我也从来不曾非常地亲近过他。小时候打有了记忆起,父亲很少出现在我的生活 中,对于我,他几乎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儿园和上小学的头五年半都是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周末,他很少在家。与他的工作相比,我没有什么分量,是 个很不重要的物件。只记得父亲和母亲一同带我们去过一次颐和园。可那天起了风,我们的船划不回去了,母亲大发雷霆。父亲勉强将船靠了岸,给了岸边两个年青 人一些钱,请他们帮助将船划回到租船的地方。因此对那次可贵的全家出游的记忆并不愉快。至于父亲当的是个什么官,甚至后来给毛泽东当了兼职秘书,父母从未 向我提起过,我混然不知。及至我九岁时,父亲被发配去了北大荒劳改,后来又回到北京,母亲和他离了婚,他就住在我们前边的水电部的单身宿舍八号楼,才有了 个可以见到面的父亲。但是又不方便见了,因为常去看他,妈妈会不高兴。爸爸有时会用电炉子烧些清墩甲鱼煮粉丝类的好菜,叫我们兄妹三人去吃饭。坐在矮凳 上,围着权当饭桌的方椅,吃着爸爸亲手烹饪的饭菜,心里是暖暖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是我主动去的,因为在书店看到一本描写运动员生活的新书:《礼物》,没有 钱买,就去爸爸那里要钱,并且多要了些。他给了,我就又多买了另一些一直想买的书。我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同的,他是可以“请求”的。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 车,是爸爸带着我第一次上的大街。我在前面骑,他在后边跟着。骑到德外大街,前边突然横过来个行人,我慌得连闸都没捏就跳下了车,父亲在后面猝不及防,为 了怕撞到我,连人带车倒在路边。我吓得赶紧去抬压在他身上的自行车,问他摔着了没有,以为要挨骂了。父亲反问我:“没有事吧?”然后拍拍身上的土,看看自 行车没有摔出毛病,说:“没关系,走吧。你怎么不捏闸呢?下次有了情况要先捏闸,不能跳车,这样太危险。”我们一直骑到新街口我所在的女十中附近,才返了 回来。从此我就开始骑车上学。但是这个实实在在的爸爸没多久就又没了,他被发配去了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我不久之后开始要求入团,就和他划清了界限,不再写 信。

  但是父亲人虽不在北京了,却并 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他永远是我倒霉的源泉。在家里,听脾气变得越来越暴戾的母亲的责骂:“你这个小李锐,你和你爸一样坏。”是我的家常便饭。有了“用 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所见所闻”的口号后,在学校,我被同学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我的出身——当然是父亲的问题;我的表现——骗取同学们的信任当了政治课 代表;分析出了我身上应该让同学们警惕、应该让同学们都疏远我的肮脏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后就更不用说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出来, 庇护我入了团的妈妈的“革干”身份便不算数了,我成了“儿混蛋”。无论我怎样挣扎、怎样表现,怎样经年累月、坚忍不拔地表示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 底!”,都无助于我逃出父亲罩在我头上的阴影。有个干部子弟对我颇有好感,想和我交朋友,他父亲对他说:“庐山会议是个死案。这个女孩子是永远没有出路 的。”我不恨说这些话的人,我只恨我的父亲,我恨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其实,我从来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怎么犯的错误,他错在了何处,也从来没有想 过要去搞清楚。一来我无处去问,二来如果找处去问,让人知道了,就有“替父亲翻案”的嫌疑。因此我根本没有动过那根筋。直到周恩来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江青 四人帮招摇、霸道、不可一世到令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无法忍受,我才开始想:“毛主席有问题”。1976年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就在那前后的日子,我 又看到了彭德怀1959年上书的油印件,方知道:“‘反党’的人都是些好人啊!” 因为如果我在北京,我也就是广场上的“暴徒”;因为彭德怀上书中的话,句句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党好。我才从真正意义上有了个自己的脑子,有了真正意义的 思和想。

  1978年3月12日—— 活到今天,再也没有哪一天的感受可以与那天相比:父亲的形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那天的报纸刊登了一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附有一张照片,我的父亲就站在 周总理的身后,虽然只露出半个脸,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一瞬间我确确实实几乎窒息。自从变成了“狗崽子”,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每一个重大节日、每一次 共产党的会议之后,报纸上登出的长长的出席人名单,我都要仔仔细细地、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那些人名会告诉我,又有谁被“打倒了”,又有谁被“解放” 了。我百次千次地梦想着——明明知道那是白日梦,还是不能不作那个梦:“李锐”两个字会出现在名单中。我不能相信,我绝绝对对地不能相信:这一天竟然真让 我等到了!我泪眼模糊,擦不干、摸不净,我擦完了看,看完了擦:没有错,那半张脸属于我的父亲,那是李锐的半张脸。我将照片指给丈夫悌忠看,那种激动是找 不到任何语言表达的。

  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信被转给了新华社,就收到了这样一封回信:

  四月二日的来信,由人民日报社转来我室。

  关于你父亲李锐的情况,我们不知道,无法告知。请你找中组部或你父亲原来所在的有关单位了解。

  特此回复。

  此致

  敬礼

  摄影部照片档案室

  1978.4.30.

  (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照片档案室公章)

  我憋在秦岭山脉中的三线工厂已经八年了,八年之中,每年只有15天 的探亲假可以让我离开那里,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像只掉到井底的青蛙,向往着外面那蔚蓝的广阔天空,却没有爬到外边的本事。中组部、电力部,对于我这个小 工人是太大的衙门,如何去攀?思前想后,想到了我的大姑。我记得她的名字叫李琬华,记得她是在湖南体委工作,我而且确信这些记忆的准确性,因为小时候在电 视里看到过她在全国篮球联赛当裁判,是唯一的女裁判。我还记得妈妈说过,我的两个姑姑都是觉悟很低的人,李锐出了问题还把他当弟弟,完全没有原则。所以我 相信只要父亲活着,大姑姑一定会知道他在哪里。给大姑姑的第一封信石沉大海,但是我不能放弃,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父亲的希望所在。再发信,这次写上了李琬 华姑姑,而不是同志收,我分析,即使大姑已经不在体委,只要有认识她的人碰巧见到,知道这是家信,是会转给她的。果然,第二封信被一个偶尔路过传达室的朋 友见到,拿去交给了已经退休在家的大姑。大姑姑那天正在厨房做饭,一听说有人以大姑姑的称呼给她写信,脱口而出:“那是小妹呀!”大姑姑围裙没解,冲过去 接下信,刚读了开头“大姑姑,你好!……”,已是涕泪滂沱。大姑立即提笔给仍囚禁在大别山中的父亲报信:“小妹在找爸爸了!”我不知自己的信会是一声霹 雳,给陷在死谷里的父亲带去了巨大的安慰:“火山爆发逊于斯,我女书来独坐时。闻唤爸爸泉泪涌,悠悠别后二十年思。”后来读到爸爸的诗,我才知道女儿在落 难父亲心中的分量。

  我就和悌忠商量要去看父亲。悌 忠说:“你去吧。”我问:“你不怕连累你?”他回答说:“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来吧。我真的无所谓,现在有思想的人,哪还有什么前 途?最不济就是当一辈子工人,有什么?我没什么可怕的。”我想起第一次到他们家见未来的公婆。我说:“我出身不好,父亲是庐山会议反党分子。”没想到他爸 说:“早晚会翻过来的。”我真地觉得他爸是不懂政治,痴人说梦。哪知道,其实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

  1978年6月11日我到了长沙,6月19日,揣着大姑姑一家人和自己的热望走进北京富强胡同六号的那个大宅门,见到了胡耀邦,知道二姑姑替父亲递上的申述材料已经批给了中组部的李步新副部长处理。

  几天以后,我返回了长沙,大姑姑将我送进姑爹所在的长沙湘雅医学院,住院检查我发了五年的低烧原因。医院的老人,都听过当年共产党接管湘雅时我父亲做的报告,记得他的倜傥风采,他们把我当成“好人家”的女儿看待,我一辈子忘不了在那里度过的日子。

  终于盼到了出院、离长沙赴安徽的那天。

  1978年7月29日 黄昏时分,经过了一夜火车、在信阳像打仗一样地挤购长途汽车票,汽车抛锚、修车和我一路高烧的艰辛旅途,我和大姑姑、大姑爹终于在磨子潭水电站下了车。大 姑姑这是第二次来了,她拉着姑爹在前面急切地走,我提着大包跟在他们的后边,走到了一座矮矮、长长,一溜十几个窗口,显示着是个单身宿舍的平房前。大姑姑 在走廊的第二间停了下来,我知道那一时刻要到了:十一年了,就要见到被定为“死案”的父亲了,不觉得脚下有些发软,不知道自己会怎样面对。门开了,大姑姑 立即紧紧地抱住了那个开门的人,叫了声“明弟!”就哽咽地再出不来声。姑爹轻轻拍着她的背,嗔怪地:“好了,好了!还要让我们见那。”他用湖南话道了问 候:“您家还好吧?”我一直被挡在姑姑、姑爹的身后,突然感到了一种手足无措,近在咫尺的父亲,一下变成了遥远的影子,我真想就这么一直在他们的背后呆下 去。我看不见父亲的脸,只听到:“还好,还好。”这是爸爸的声音,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时间的距离好象一下消失了。姑爹让到一边,我直直地对着父亲了。他很 瘦,非常瘦,眼睛还是那样象鹰一样闪着灼人的光。

  “爸爸””,多少年没有叫了,我自己能觉出这两个字吐得有多么不自然。

  “小妹呀!怎么这么瘦呀!”爸爸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父亲是慈爱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离。

  大姑姑大概觉察到我们的尴尬,赶忙地擦去眼泪,一件件拿出带来的东西,张罗着作饭了。我环视着爸爸的这间小屋,大约有7、8平 米,四个人已经把它塞得满满的了。靠门的右手是一张木床,从门框起,一直顶到墙,一张凉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那 床蓝白条的,心中的陌生感一下退去了许多。床边靠墙放着一个竹书袈,插满了书。对着床是一扇窗户,窗下是一个破旧的三屉桌,上面堆满了书,就象当年六铺炕 八号楼的那张一样。我心里的那层硬壳在融化了。转过去,对着书袈的那面墙,放着一个脸盆架,架上面的墙壁贴着报纸,几件衣服挂在那里的钉子上。地面是土 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间门口放的煤油炉上做开了饭。饭好了,爸爸搬过一张方椅当桌子,又到邻居那儿借了三张小凳子,听到邻居友好地问:“来客 了?”“是啊,是啊!”爸爸的回答是欢愉的。我们围“桌 ”而餐,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在爸爸那儿“蹭”饭的时光,暖暖的感觉从胃里向全身散开。饭后爸爸带我们去招待所。招待所在磨子潭电站的入口处,依着山,看招 待所的大爷种了好些花,门口有石凳,石桌,幽幽的、静静的。爸爸在我们来之前就买了好些葡萄,我们把东西放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 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边,吃着葡萄开始了长谈。那一夜,我走近了父亲,我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急切地、要让我了解一切的心,感到为了这一天的谈话,他早就 作了足够的准备。父亲从他惹祸上身的三峡争论谈起,向我展开了一幅我闻所未闻,完全无法想象的历史长卷。现在的人们对那段历史已不陌生,父亲的《庐山会议 实录》一书光盗版就有五百万册。可那是1978年 的夏季,四人帮还没有审判,中国还被禁锢在“凡是”的牢笼里。父亲所讲的一切,犹如把我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毛泽东在他的故事里是跟 我们一样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的床边谈话,曾和毛一起在他的床边进餐!爸爸的故事里没有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只有彭德怀、朱德、周恩来、林彪、刘少 奇……这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我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坚强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父亲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里闪着光,我一眨 不眨地盯着那双眼睛,惊叹他的记忆,惊叹他的智慧,惊叹他的乐观豁达。父亲不停地讲、几乎不喘息,直到招待所的大爷说:“不早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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