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2008北京奥运:一个符号的政治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56 次 更新时间:2008-08-25 2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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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 (进入专栏)  

  

  一个区域的人们在一起生活,构成政治社会,形成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既精神性地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中,也通过各种符号现实地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要理解这种秩序,理解一个时期某个政治社会的自我理解,就要仔细阅读那些符号,体会符号背后所折射的生活经验,以期把握符号的意义。奥运会是体育盛会,然而奥运北京这一象征背后仍有深刻的政治意涵。

  奥运会在中国举办,为何是在2008年?这个问题初听起来十分愚蠢,因为北京申奥成功也有可能早几年或者晚几年甚至晚很多年。然而,如果我们不局限于具体的年份,而是放宽历史的视野、长距离地去看,事件的真实意义便可展现出来。必须承认,只有在当代中国,北京奥运才有可能举办。不少宣传提到,北京承办奥运会是当代中国富强、大国崛起的结果。这种观点说出了部分真理,但并未抓住要害。要说明2008北京奥运的独特意义,必须从奥运会的起源谈起。

  

   一

  

  现代奥运会是近百年的事,但奥运会的起源则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政治是城邦政治,奥运会与城邦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古希腊时期,城邦是基本政治单位;大大小小的城邦同时并存。城邦起源于卫城,但它并不局限于城市。它实际上是城市连同其周围的乡村区域在内的人民所构成的基本自足的共同体。城邦繁盛时期,希腊本土有六七百个城邦,加上殖民地城邦,总数则在1500个左右。雅典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城邦之一。城邦与当时希腊人的关联之密切,远甚于今日之民族国家与现代人。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从天性上来说是政治动物”便是明证。亚里士多德的话至少包括两层涵义:首先,人生下来进入城邦,生存与发展皆与城邦不可分离,生为城邦之人,死为城邦之鬼,与城邦荣辱与共。当一个城邦为另一个城邦战败时,失败的一方有时沦为奴隶,甚至会遭到全体杀戮的厄运。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话还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城邦公共生活的热衷。说人是“政治动物”还意味着,人要成为一个完美健全的人,必须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对独善其身者、沉湎于思想生活者、纵情于物质享受者的鄙夷。古希腊人乐于参与政治,公共政治生活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的闲暇并不是由于奴隶制的存在,而是由于他们满足于非常简陋朴素的物质生活水平。

  奥运会的精神与古希腊人的城邦生活状况一致。奥运会是古希腊诸城邦间的体育竞技活动,其最初的直接目的还在于敬神——敬奥林匹亚山的宙斯神。当时人们约定在和平时期,各城邦派代表参加。奥运会的常规项目主要有:短跑、长跑、穿盔甲赛跑、掷铁饼、标枪、跳远、摔交、拳击、马车赛。理解古代奥运会,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奥运会作为体育盛会,是一项文明人的活动,而非野蛮人的肉搏;它同时兼顾文明与尚武,尚武不等于野蛮,尚文不等于柔弱。雅典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在他著名的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中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爱好理性,但不因此而至于胆怯;我们追求美丽,但并不沉湎于此而至于柔弱。”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希腊城邦间常有战争,公民亦时常操练,甚至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也开体育课。但操练并非为了战争,如果以运动会的方式来展示操练的成果不也很好吗?奥运会体现了文明的进步,这不仅体现在运动会本身的和平竞赛为目的,还体现在观众的文明。早在古希腊时期,奥运会的观众已经十分文明了。古罗马作家普鲁塔克为我们讲了一个有关礼仪的故事。一个斯巴达老年人观看奥运会入场晚了,经过斯巴达人的观众席时,斯巴达人全体起立,争相为其让座。普鲁塔克本意是在褒扬斯巴达人的品格,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时观众的文明礼貌不成问题。

  第二,古代奥运会是竞技性的活动。这种竞技背后是古希腊人追求卓越、争强好胜的精神之写照。并非所有的文明都有竞争好胜之风气,追求卓越、争强好胜是希腊人的特征之一。古希腊人参与城邦事务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卓越人格、真知灼见的展示。并且,这种展示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古代奥运会与现代奥运不同,当时并无集体项目,这正如城邦中公民参与政治展示一己风采、发表自己观点一样,城邦中也没有现代人所司空见惯的政党政治。正如柏拉图所言,党争的观念乃是城邦瓦解的标志。

  第三,奥运会讲究竞赛的公平规则,这是古希腊人正义感强烈、规则意识清晰的体现。事实上,不仅在体育赛事中,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希腊人也是如此。伯里克利称雅典人把法律铭刻在心中,而不必写在纸上。雅典的民主选举、表决、轮值、争讼,皆有章可循。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伯里克利曾因一时得不到人民的理解而被课以罚金;苏格拉底之死在规则方面并无漏洞,而苏格拉底在可能逃离监狱的情况下依然表示遵守城邦法规甘愿受死,足见希腊人的规则意识和正义观念。

  奥运会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象征,是希腊文化实质的象征,是西方古典文明精神的象征。奥运会产生于古希腊,也只有在古希腊,它才可能产生,奥运会是西方古典文明的独特产物。下此断语也就意味着: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西方意义的竞技性体育盛会。

  

   二

  

  古代中国也曾创造过成就斐然的文明。然而,古代中国文明与西方古典文明在诸多方面皆存在深刻的差异。堪与古希腊城邦繁盛时期相比的是秦汉大一统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周天子式微,诸侯国分立,彼此间相对独立,相互竞争。在列国之间,尽管偶有盟约产生,但战争时常发生。这与希腊诸城邦之间无多少差别。然而,举办一场诸国之间的竞技比赛盛会的念头似乎从未出现。各国内部或有各种形式的比武赛马等竞技项目,但设想在诸国之间进行一场体育比赛,是十分困难的。为什么会如此?

  明眼人不难看出,上述问题实际是社会科学中“韦伯命题”的一个具体化。马克思·韦伯是著名德国社会学家,他毕生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只是在西方兴起。为此,韦伯考察了西方文明与其他各大文明的不同之处。在比较中西文明时,韦伯强调,西方文明从古典时期就具有“理性化”的特征,而中国文明与之相比则不那么“理性”。韦伯曾提及,几何学、建筑学、天文学、史学、政治学、和声音乐等等,都是西方古典文明独特的产物。就中国古代而言跨国竞技体育盛会无从产生的问题,据笔者所知,最早乃由加拿大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提出。贝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笔者在学生时代曾于北大听过贝教授的一个讲座,题目即为“为什么古代中国未能产生奥运会”。贝教授多年来关注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如果把韦伯命题与之联系起来,贝教授选奥动会为切入点进行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研究,其意义便易于理解了。

  其实,不仅在古代中国,即使是在现代中国,此种运动盛会亦无从自发地产生。其中原因颇多,例如,秦汉以降大一统局面确立后,竞争性的诸侯国殊难存在:即使在历史上不少并不短暂的分裂时期,也仍无从产生。究其根源,乃在于儒家文明自身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倾向。与西方相比,儒家文明崇尚和,贬斥“争”。和平、和谐、中庸,这些理念皆无助于竞争性观念的产生。加上儒家文化本质上乃集体本位,反对个人本位和英雄主义,重实质正义而缺少形式正义的诉求,凡此种种,皆与古代希腊文明大异其趣。我们不难作出如下判断:古代中国,即便到列国竞争的时代,亦无从产生似于奥运会这样的竞技性体育盛会。

  然而,在当代中国,却即将承办一届源于西方的奥运会。这确实是亘古未有之大事。奥运会期间,外国友人大批来到北京,来到中国,他们将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奥运会将增进中国人与世界他国人民的友谊。这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一个标志,是北京城市向国际化迈进的又一个里程碑。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最关键的在于,源于西方文明的事物,虽无从在中国本土产生,但却可以移植到中国。这便涉及到了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古今中西问题。晚清以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已成不争的事实。纵然设计师们煞费苦心地试图在奥运场馆、服饰、海报、音乐等方面加上一些中国元素,但其大体都是西式的、现代的。奥运主要场馆 “鸟巢”、“水立方”等样式极其现代化,与古典中国左右对称、天圆地方、亭台轩榭、雕梁画栋等建筑理念毫不相关。

  

   三

  

  如果说奥运会与古代希腊城邦政治观念在气质上相一致,与古典理性主义的政治观念相匹配,与西方追求卓越的个人英雄主义相吻合,那么在当代中国,当人们思考中国社会政治走势时,在2008北京奥运会这一象征下会作何种想象?或谓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但在精神层面,仍有相通之处,更何况我们现在正是以政治的方式办奥运呢?奥运会可以说是目下中国最大的政治。

  在北京,人们是最能真切地感受到“奥运”气氛的。电视媒体加强奥运主体的宣传,街头巷尾有大幅的海报、标语,这种由政府操办的宣传攻势胜过任何一家公司所做的商业广告。街头各站点穿统一服饰的大学生城市志愿者开始上岗,各小区都有佩戴写有“首都治安志愿者”字样的红色袖套的居民来回巡逻,甚至原有在小区定点修车的、收破烂的、摆摊卖菜的,都穿上志愿者服装,戴上红袖套,摇身一变,充当起治安志愿者来,说是要打一场保卫奥运的人民战争。这些志愿者虽然战斗力有限,但据说对坏分子有威慑作用,这让人想起过去农田里用来驱赶麻雀的稻草人,也让人想起戴红袖套的红卫兵,想起全民动员的六七十年代。而北京的地下室也被早早清空,贴上封条,那些住地下室的低收入者皆被驱赶出去。这一切无非都是为了奥运。中国人要办好奥运,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所有为此作出的牺牲让步都是应当的。上述多项活动执行中很少遇到阻力,原因正在于此。

  就理解中国现状而言,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北京奥运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政治统一体的构建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这对缓解前些年出现的社会分化严重、对抗加强的趋势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治仍然表现出十分保守的色彩,政治体制改革仍有待推进。旧有全能主义体制下的全民动员、搞运动、意识形态灌输等做法仍不时被运用。这与奥运的精神多少有些抵牾,也是西方一些好事者拿奥运说事、指责中国政府的依据。

  然而,西方人并不了解现代中国人内心的分裂,我们欢迎奥运,认真地承办奥运,但奥运毕竟是西方人弄出来的东西。我们热爱自由,追求民主,但自由和民主也同样是舶来品。在体育中,学习竞争、规则的理念是容易的,在经济中学习竞争、规则的理念也还不难,但在政治中学习竞争、规则的理念就十分困难了。然而,这并非不可能。文明的政治必定是良性竞争、遵循规则,讲求公平正义的政治,而非恶性角逐、不按规则办事、力大为王的野蛮人游戏。

  2008北京奥运,中国进一步向世界开放,中国政治也势必越来越向世界开放。奥运的狂欢过后,我们还有什么;中国人好面子,奥运期间我们尽力向外国人民展示美好的一面,掩盖丑陋的一面,旧墙刷上新漆,老楼加新顶,然而,冷暖自知,在重大问题上我们不可自欺欺人。我们需要从奥运精神中汲取营养,从世界政治中学习经验,充分利用奥运会后全国和谐团结的整体氛围和民族士气,不失时机地稳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步伐,使中国政治由传统的秘密政治、全能政治、人治走向公平、透明、自由、民主、和谐的新型现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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