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3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1 次 更新时间:2008-08-19 23: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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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刚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进程为背景,简要总结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及其成果,以及简单的评价,并尝试着指出进一步创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中入手的几个重要领域,这几个重要领域所包含的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深入推进所面临的和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改革开放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这是《国际体系这的中国角色》一书第九章“结论:创见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部分。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几乎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两者相互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中国逐步推进深入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课题与任务,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介绍各家理论,解释种种问题,从各个角度和方面来回答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从而又反过来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促使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塑造者。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这个世界急剧变化的30年。中国要对外开放,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体系,就要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国内和国际双重的巨大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繁荣。

  本文并不想全面系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这样一个篇幅里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这里我们主要想采用一种回溯法,即从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推进、世界变化深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出发,回头来看这30年来我们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这么做意味着:第一,本文与其说是回顾和总结,还不如说是代表了我们对当前国际关系的理解,并努力使这种理解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二,我们这里所作的回顾和总结无疑不可能是全面的,进入我们视野的研究成果和领域完全是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具有很大的选择性。

  

  一、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国际体系的转换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一个思想范式的革命性转变,这一转变就是邓小平同志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认识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其他各个方面的改革与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可能。这一思想认识的转变也使得对外开放成为可能,从而为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展开打下了基础。这种思想范式的转变同样也直接影响和主导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

  中国理论界很早就认识到了时代主题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它是一个国家制定重要发展战略的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特色烙印。邓小平同志讲到,“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和平与发展既点出了世界问题的所在,也指出了价值追求的方向,或者说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平与发展两大力量是互相支撑的,在和平是主流的时期,大家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建设上,而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发展的力量强大了,也就促进了和平力量的增强。在和平与发展这样一对辩证关系的指导下,我们指出发展是硬道理,首次确立了发展的合法性,取得了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今天的崛起奇迹。

  和平与发展既是对时代主题和时代主流的判断,也是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的一种分析。“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2]在当时,东西南北这四个字简洁明了地指出了世界力量的分布格局,也点明了不同力量之间相互较量而形成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中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改革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就是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和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3]在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同时,国际合作、世界和谐成了时代主流新的发展趋势。这既是全球化的发展所推动的,也是全球化的发展所要求的。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更深化了,其内涵更丰富了,和平、发展、合作、和谐共同构成了当前世界的主题。

  改革开放30年,既是中国自身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也是国际关系经历急剧变革与调整的30年。国际关系的变动和调整导致了对霸权兴衰历史规律及国际体系转换的讨论。我们大多接受了霸权周期论对历史规律的探讨,[4]同时并不赞同其对战后以来历史及今后发展的解释和预测,因为今天的世界已发生了与以往具有本质性不同的转变。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家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同时“全球性或称跨国界安全威胁,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环境保护、经济安全等等,这些构成了大国合作的条件。”[5]这些都很可能终结霸权兴衰的周期性更替,但要说美国霸权的衰落还言之过早,它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6]

  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当今的国际体系是否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代表了某种本质性的不同;二是如果国际体系正在经历转换,那么它能否避免霸权兴衰理论所总结的那种必然伴随的大国战争和冲突,体系能否实现和平转换。

  尽管还未最终定型,但变动中的国际体系有些特征已经可以辨认。其主要表现包括:两极体制瓦解,新的力量格局表现为美国单极格局和各个大区域内的多极力量并存的局面;格局转换是在总体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的;民族国家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中仍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区域一体化、全球化、非传统安全、非国家行为体等许多新的力量、因素和趋势已经出现并可能左右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与方向;以“9·11”事件为标志,国际体系从传统的大国对抗为核心向大国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转变;以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南非(BRICS)为代表的一批非西方的地区性大国崛起,将改变国际体系的西方属性,在利益诉求和正义主张上更趋多元化;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共同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各种极端势力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单边主义成为国际政治新的主要威胁。[7]

  迄今为止,国际体系的转变总体还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局部地区的变化可能正在改写传统的国际关系性质,这里主要是指欧洲一体化。同时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等也为国际体系带来了许多新的内容。

  

  二、国际制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国际制度理论在国内吸引了众多中青年学者,构成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这种状况与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逐步扩大国际制度参与的过程。这一现实的情势也迫使我们不断丰富和加深对国际制度的研究。

  国际制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正面的事物来接受,“制度起作用”而不是“制度起作用吗?”成为大多数国际制度研究学者的逻辑起点。[8]这样,研究主要的问题就集中在制度如何发挥作用、制度为什么会发挥作用、制度选择、制度效用、制度遵守、制度传统、制度文化及具体制度本身等方面。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国际制度并非完全中性的,它和国家制度一样有着特定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9]比较乐观的国际制度理论认为当前的国际关系是有限的政府状态,其中大量的规则、规范、制度、体制以及国际公共舆论都起到了一定的超越无政府状态的作用。

  国际制度的研究还促进了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开始把国际社会看成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变量,而非完全依附于国家,以国家为前提。国际社会并非完全如现实主义所说的那样完全就是无政府状态,只是在这里无政府不是与有政府相对应,其对应面变成了社会性。社会性或与之相关的社会化本身就意味着使自己的行为、政策和观念与一些共有知识、共同规范、集体认知相适应,从而克服完全无秩序的状态。

  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强化了国际政治的这种社会性。[10]秦亚青教授认为,当今国际关系存在三种基本的秩序观:霸权秩序观、均势秩序观、法制秩序观,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不仅需要权力的支撑,也需要法律、制度、规则、道德等因素,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塑造它们的身份与认同,这就是国际社会的秩序。[11]在国际关系制度化或社会性增强方面,欧洲的区域一体化走在了发展的最前面。传统国际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一直面临它既是国际制度,又不是一般的国际制度的解释困境。有的研究最后跳出这种逻辑困境,指出这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超国家机制及超国家治理是这一国际关系新形式的主要因素。[12]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全球化的研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更热衷于全球化,拥抱全球化。不过,如果我们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全球化的讨论,那么可以发现当时大家还是有很多争议、顾虑和却步的。当时全球化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上:全球化是真实的吗?全球化是经济的,还是全面的?全球化是全球西方化、美国化、自由化、资本主义化吗?全球化是否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全球化会导致世界同质化吗?全球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反全球化,其根源和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应如何对待全球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利弊如何?[13]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事实上并不允许等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后才加入全球化行列。全球化很快开始被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来接受,国际关系以此为基础直接跳到了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的讨论。中国的发展,注定要走全球化的发展之路。

  全球性问题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而引致的全球治理,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国际关系变革的可能性及其趋势和方向。全球治理当前还处于其雏形阶段,其发展前景似乎让人看到了介于无政府状态和世界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国际秩序选择,在其中民族国家既没有必要被世界政府所取代,同时世界政治因被分割成一个个主权独立国家而留下的空隙又可以被填补,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公民运动甚至公民个人相互合作,通过专业和权威而非权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优化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家治理相比,全球治理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是跨国界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把治理理想化,社会资源配置中也存在治理失灵。[14]善治永远只能是一个可以无限接近的无穷值。

  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和全球治理的形成,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的诞生。全球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跨国活动领域,[15]可以分成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其联盟、全球公民网络、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共领域等四个主要方面。[16]全球公民社会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把国内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三分法运用到了国际层面。当前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其局限性,作为其主体之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受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左右比较多。全球治理体系还不存在国内政治体系所具备的那种代表性、民主性、服从性、合理性,在这一体系当中,权力、资源、机会、影响等极不平等,资助者和活动精英处于明显优势地位。

  

  三、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

  

  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国家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单位。国家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和主权。

  在国家利益概念上,我们最首先的突破是还原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应有的地位,认为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指导原则和政策依据。我们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哪些是核心国家利益,哪些是阶段性国家利益等这样的问题上。因为随着国际参与的日益加深,我们必然会面临国家利益的协调、妥协和坚持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既有其实践的意义,也有理论回答的需要。大多数学者主张在概念上把国家利益分出不同层次,如生存利益、发展利益、核心利益、边缘利益等,其中生存利益当然是必须始终坚持、不能让步的,而有的利益是可以交换、协调的,有的甚至是可以牺牲的,这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核心利益。而且这样的划分是动态的,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内容和范围可以不一样。

  建构主义则从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构建角度讨论了国家利益的外生因素。[17]这样,促进自己规范和价值的国际化和社会化也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国家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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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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