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小刚:形上学与形而上学:道学与形而上学的先行预备性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9 次 更新时间:2008-08-19 1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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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小刚  

  

  翻译是一件危险的事业。但是对于现代中文思想来说,这场危险是必须蹈赴的重生之焰。这个文化,这个语文,这个我们从之而来、正在其中写作着并且为其未来而写作的语文,这个中文的道-德文教[1]传统太老旧了,以至于无论在其开端之初多么富有创始的活力,近百年来它显然已经面目全非了——即使没有西方文化从外面强加而来的变容改写,它自身也早已经模糊了源初的容貌,而到了不得不自我革面的时机。

  

  “六经责我开生面!”这个文教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导师王夫之的这句话早在三百年前就已经发出的革面号召,直到两百年后才在西文殖民者的文化暴力压迫之下得到不情愿的和扭曲的施行。一百年后,我们看到这个被迫的施行是极度缺乏原创力的、仓皇失措的,无论于中于西都只知舍本逐末,取用其中各种浅薄的东西混杂成殖民地文化特有的各种半成品和怪物。

  

  现在,这个语文以及必将生发于其中的思想必须面临这样一个抉择:要么借助外来利剑的革面再造之力,在焚烧了传统文化的殖民地大火中重生,要么继续殖民地文化,继续萎缩下去、败坏下去,坚持它作为西方主流文化附庸的地位,直至最后灭绝于博物馆收藏。

  

  问题的关键将集中于如下问题:在用固有的中文词语翻译西文概念并随即把这些通过翻译而改变了的“新文化的”中文词语作为我们唯一可以借用的思想词语的时候,中文,你得到了什么?丧失了什么?在命定的丧失中你又将重新得到什么?所有这一切问题,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审查时刻。

  

  如果说在两三代人之前,当人们刚刚把“美台斐辑”(metaphysica)[2]这个西文词语翻译为“形而上学”的时候,由于无论翻译者还是读者都还主要是从中文固有的感觉来格义西方哲学,从而使得他们还能够领会这种翻译的狡黠之处的话(这个狡黠来自于两个词字面上的契合与本质上的错位,一种喜剧性的错位),那么今日的读者则更多地是以一种更接近于“metaphysica”的含义——但是更准确地来说,这种含义并不直接来自“metaphysica”这个西文词语,而是来自于“形而上学”这个新生不久的洋泾浜中文词汇——而来理解何谓“道”以及所谓“中国哲学史”中的“道学”。“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其不行矣夫。”[3]道之不行与道学之失由来已久矣,这本无足怪。只是大道之移何以至于今日,这其中的源流或道路却不可不察。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易·系辞传》中的这段话乃是“形而上学”这个为了翻译而生造之词的原本出处。“形而上学”这个词的生造首先必须从“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句话中截取“形而上”三个字,然后按照近代以来引介西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惯例,安之以“学”的科班名目。其次,这一为了翻译的生造以及为了生造的截取复又奠基于如下一种截断之上:那便是从“道—器—变—通—事业”的一贯之道中截取出相互对称的两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便把这两句改造为一种“宇宙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命题”。“形而上学”这个洋泾浜中文词的来历便是根源于此多重的横断截取,而犹以从无穷开放的易道中截取出一个有限封闭的对称结构为基本前提。

  

  《易传》原文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原本,形而上下,道器之辨,本来是而且在易道中只能是从形而上下的道-器而来,裁-推-举措而至于变-通-事业的一个环节,但是在现代汉语新文化的“形而上学”中——再强调一遍,“形而上学”并不等同于“metaphysica”,同时它又是对道学的偏移,它代表着现代汉语思想的双重贫弱无根——却被单独截取出来作为一个“定义”式的“命题”:“那形而上的东西叫做道,那形而下的东西叫做器。”然后再给这个生造出来的东西加上一个“学”的名目,用来翻译“metaphysica”。但问题是,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个翻译既没有很好地传达出metaphysica的原意(因为这种“意译”的方式偷换了语境),也从根本上丧失了无论形而上下还是道器之分的本意。

  

  在“形而上学”所割裂出来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对称、封闭结构中,“道”、“器”或“形而上”、“形而下”不再是灵动氤氲的“形而上”、“形而下”,而是被僵固成了“形上”、“形下”。“而”这个字的丧失是微小的,但也是致命的。因为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中,大道之化易的灵动性就蕴含在“而”这个字中。“而”保证了形而上下或道器之分的暂时性或权且性;“而”意味着一种逸出“形上/形下”或“道/器”对称结构的大化趋势,这种大化趋势必将导(道)致“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是天人道德一以贯之之道。

  

  这种裁-推-举措或变-通-事业的大化趋势,也许可以被命名为道所蕴含的权:既是权且之权,亦为权能之权。这种难以把捉的“权”(子曰:“未可与权”)在这句经典文本中谦逊地绕开了“道”和“器”这对大词,而是出其不意地体现在“而”这个毫不起眼的小词上面。[4]“而”的权且性蕴含着这样一种权能,这种权能不是使得形上之道得以高高凌驾于形器之上的僵固之物,而是道之为道的枢纽:即道器之间的“而上”、“而下”、化裁变通,并终将以此而上而下贯通道-德的全体大用而成就天下事业。

  

  “道—器—变—通—事业”的一以贯之之道决定了“形而上”这三个字的截取远远脱离了道和器的真实关系。道与器的真实关系是一种“体用一如”的灵活关系,它生动地体现在“形而上”、“形而下”中的“而”字上面。正是这个“而”决定了这种截取的非法,以及在截取之后安之以“学”字的不伦不类。只要有“而”这个字在中间梗阻着,“形而上学”这个词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别扭的、尴尬的。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形而上学”简称为“形上学”。“形上学”这个简称暴露了“形而上学”这个洋泾浜中文词的本来面目:即“而”字在这个为了翻译而造的词中完全成了一件多余的东西。“而”被遗弃了:它成了一个完全无用的累赘,丝毫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而相反,在易传原文中,正是这个“而”字成就着道器之间的一种微妙贯通,并以此微妙贯通而开启着变—通—事业的可能。

  

  这种微妙贯通的微妙性决不表现在所谓本质对于现象的内在规定或某种高高在上的东西对于较低事物的决定之上。“形而上”、“形而下”中的“而”字首先指引给我们的是:并没有一种关于在上之物和在下之物的固定的、对称的区分。这一点正如朱熹所强调的那样,形而上下的区分并不是形之有无的区分:

  

  问: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当,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又分别而不相离也。[5]

  

  “器亦道,道亦器,又分别而不相离也。”作为一种解释,“器亦道,道亦器”的“亦”字远未能穷尽“形而上”、“形而下”的“而”字。“亦”首先预设了两个对称的、固定的东西,然后再将它们外在地连接起来:这个也是那个,那个也是这个。而“而”字则自始就以其独特的权且性-权变性既作出了区分又防止了区分的对称化和固定化,从而保持了道一方面作为差异化的运作本身、一方面作为源初未分的同一性原则这一根本特性。

  

  “而”为什么能传达这种既运化区分又不拘泥形迹的道之特性?这或许相关于“而”这个虚词的特殊语法功能?关于“而”的句法功能,王引之《经传释词》说道:“而者,承上之词,或在句中,或在句首,其义一也。”[6]而孙经世在其《经传释词再补》中则进一步把“而”的句法功能区分为“因上启下”和“词之转也”两个方面。[7]综合上述两位虚词训诂大家的见解可知:“而”一方面是转折,另一方面又是顺承,而且这两方面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转折露出差异的端倪,而顺承则在转折的同时维护着差异的生成性,使得这一差异性不至于因僵固为对称的对立性而丧失其源初差异化运作的活力。

  

  “而”作为转折和顺承又可以同时体现在“以”这一个训义之上。根据王引之《经传释词》的虚词(语词)训诂学,“而”在诸多经传典籍之中可训为“如”、“若”、“然”、“乃”、“则”、“以”、“与”(“及”)等七义。在此基础之上,吴昌瑩又在《经词衍释》中增添了“其”、“岂”、“且”、“犹”、“故”、“夫”、“此”、“唯”等八义。[8]那么,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中的“而”字应该训为上述十五个义项中的哪一个呢?对此,《经传释词》曾有明确的提示。《经传释词》在“家大人曰‘而,犹以也。’杨倞注《荀子·强国篇》曰:‘而往,犹以上也。’”一条下有注曰:“已,与以同。凡书、传中言而上、而下、而前、而后者,皆放此。”这就清楚无误地说明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应该训作:“形以上者谓之道,形以下者谓之器”。

  

  初看起来,这一训诂的结果似乎僵化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划分,但这只是基于现代汉语之“以”字的肤浅理解。根据我们在《道路与广场》[9]一文中对“以”字所做过的文字学思考,这里的“以”决不仅仅就是“已”,而且同时也是“不已”。“以”是古文“已”字的今文变形,但“‘以’字古今变化之幾微,则发轫于‘巳’之独特的时间性。”当巳之时,“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现),成文章。”(许慎:《说文解字》)这个时间在十二生肖的系统中被分配给了刚刚从蜇伏的阴气中发动出来,见(现)身于斑斓文章之中的蛇。“这条蛇既是五彩斑斓的见成文章、合围贞定的已成之形,又是这一见成文章的变幻不居、已成之形的变化不已。”(《道路与广场》)在《道路与广场》中,我们曾以此已之不已、不已之已的“以”论证“道路的开辟离不开广场的敞开”。在这里,我们也许同样可以借由这个训为“以”的“而”字来深思“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之间的关系。

  

  也许我们可以说:“形以上”乃是“不已的形已上”,而“形以下”则是“已(经发生)的形之不已”。“形以上者谓之道,形以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所要道说的,决不是对所谓本质与现象的划分,而是形而上下之间的而上-而下、形成-不已,道与器之间的变-通-事业、一以贯之。也许我们可以继续《道路与广场》中的主题在这里说:形而上的道路之开辟离不开形而下的广场之敞开,而形而下的广场之敞开也离不开形而上的道路之开辟。在这里,所谓“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不仅是“道路之开辟”和“广场之敞开”的形容词,而且在更加本质的意义上可以说:“形而上者”也许直接就是我们在《道路与广场》中曾思过的“道路之开辟”,而“形而下者”直接就是那里的“广场之敞开”。

  

  但遗憾的是,作为虚词的“而”字在历代《周易》注疏家那里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基本上未曾提及:这向来是被忽视的一个词,因为它是小词、虚词。这种忽视虽然看起来无伤大雅,但有时候却带来根本的误解,譬如说在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的疏解中,“而”字基本上就被悄然替换成了“之”字:“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10]在这样一种截然划分形上形下的思路指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颖达在这段易传文本中特别偏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两句了。而相比之下,在魏晋时期王弼的注中则对所谓[11]形而上下的道器之分未着点墨,而直接落脚于后文的变通之意——而那本来正是形而上下道器之分的真正意旨之所在:“因而制其会通,适变之道也。”[12]这就特别体现了王注对形而上下之分的权且性与变通性的领会。从王弼到孔颖达注疏着眼点的变更,不能不说与一种印欧思想(这里指佛教思想)的影响与日俱增有关。孔颖达一代大儒,当然不屑学佛,但是他对形上形下两重划分的兴趣却鲜明地烙下了时代的印记。[13]这也不可避免地为宋学带来了一些问题。

  

  晋唐两代注疏的不同落脚点给宋代经典注疏带来的处境是:他们既要力图回到那种从化裁变通而来解释形而上下之分的原初意义,又绝不可能回避唐代以来由于印欧思想方式的影响而导致的本体-现象两重划分的时代语境。于是他们所能做的以及必须做的便是:首先假设所谓形上形下或道器的固定划分仿佛已经成为常识(在印欧思想的广泛影响之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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