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拯:反美主义:美国软权力的悖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9 次 更新时间:2008-08-14 11: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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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拯  

  [22]注意到这两点,对于我们分析反美主义的来源及其与软权力的关系是尤其有价值的。[23]

  如吉尔平所言,相互依赖本身是一种“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24]源于国家间资源、财富与权力等种种分布的不平衡,相互依赖中的非对称性几乎是必然的。虽然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世界似乎不只在经济上,而且在诸多领域都进一步趋向一体化,但信息并不在真空中流动,信息的“跨界传播”本身就意味着它是在既有的民族国家政治结构中进行,而信息传递成本剧降也使得其他资源因相对稀缺而更显重要。[25]今天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间无论在信息的流向和流量上都是极度不对称的。在这里,与其说世界是平的,不如说世界是斜的。[26]

  这种不对称性是可以被利用与操控的,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基欧汉与奈提出了分析相互依赖条件下政治关系的两个变量: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 。它们都可能构成权力的来源。[27]认识权力分布结构是政策分析的最佳起点。今天的美国在软权力力量对比上拥有绝对优势,依旧占据着资源与能力上的霸权地位,这应该是毫无争议的。[28]在这里我们将“软权力霸权”理解为相互依赖关系高度失衡的一种状态。它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社会与民众面对美国无处不在的软权力影响时高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由此出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理解软权力因素在反美主义兴起中的影响。

  权力资源能否获得预期效果取决于其转化的过程。“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主要特征导致了不同的政治进程,而这些进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探讨符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政治进程需要综合多种解释模式。[29]政治权力分布的不平衡,经济社会领域的反全球化问题,以及文化层次的认同冲突,是政治学科视角下解释“反美主义”来源问题的三种常见视角。[30]在其中,我们都同样能发现软权力因素的作用。

  

  权力失衡 通常,对于反美主义兴起的首要解释来自“美国无敌”的单极格局下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以全方位的实力优势为基础,基于其价值观,从其自我利益考虑出发,美国的作为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美国空前的优势面前,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不是敏感而脆弱的。而这种压力绝不只限于硬权力。今天的美国霸权不仅具有无可匹敌的物质威慑力, 还具有无处不在的精神上的穿透力。[31]所谓“软”只是某种形式描述,与任何其他形态的权力一样,软权力既可行善亦可为恶。美国推动所谓全球“自由民主”浪潮,对其他国家政权合法性进行颠覆性宣传与意识形态渗透,使得许多国家遭遇到严峻的政治生态压力。而当那些所谓的“民主化改造”、“人道主义干预”以及“颜色革命”产生负面影响,造成社会分裂动荡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时,代价却往往只由其他国家人民承担,美国自己则经常置身事外。实力超群的美国在世界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也由此产生了某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或民众对美国的警惕与疑虑。难怪有人将冷战后的美国比作一头在田野上四处乱跑的大象,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踩坏庄稼。而生活在美国身边,就像生活在这头大象身边一样,不管它多么友好良善,总归要令人心怀忐忑。[32]

  这种威胁与不安全感还关涉对美国意图的认知。美国的历史纪录远不如其宣传的那般纯洁。而冷战后的十多年来,强行推销美国式的人权和民主价值观,根据其所谓的人权纪录以及宗教自由情况,给其他国家排位次,贴标签;按照自己的利益观念改造和操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美国每每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的色彩越来越明显。伊拉克战争更是暴露了美国单极霸权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美国“先发制人”、“以我划线”的行事风格,必然引起其他国家对其行为可预期性的怀疑。超强的能力与不确定的意图相结合,美国被视作一个威胁也就不难理解了。面对美国是敏感而脆弱的,因而也就必然是警觉的。与这种防范戒备心理相比,任何其他导致对美国不满的原因恐怕都还是第二位的。在这个外部制衡缺失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安全”、“国家特性”日益受到关注的“认同政治”时代,出现对美国滥用软权力的怀疑和恐惧并不令人惊讶。反美主义起伏折射出的依旧是美国与“世界”现实的权力和利益纠葛。

  

  反全球化 学者们的研究还指出反美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密切相关。跨国资本与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全球化,无论是破坏性的建设也好建设性的破坏也罢,到底是一柄双刃剑。更多的人在这一场“大转型”的洪流中,面对的将是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光景间高度不确定的漩涡。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指导”下,基于“华盛顿共识”推行经济改革。结果这些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33]放任自由的市场对利益的片面追逐,激烈的竞争构成了对社会传统价值伦理与自我调节机制的极大冲击。市场逻辑更冲散了传统的社会联系和支持网络。[34]快速的经济社会变迁,对境外市场和资本的依附,都意味着无边的挑战与无穷的风险。

  而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是由美国的政策、跨国资本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制度有意识地培植和推动起来的。借助于全球化的诸种推力,美国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现有的全球化机制集中体现了美国的经济文化特性,这不能不说是美国软权力的体现。但反全球化运动也便自然地与反美联系起来。由于其近乎无处不在的渗透影响,全球化进程已经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的烙印。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国家间敏感性和脆弱性高度失衡有关,那些被动地卷入这个“全球风险社会”而遭受冲击蒙受损失的人,对策动这场变化并从中得利最多的美国有所迁怒也就在所难免了。[35]

  

  文化冲突 此外更有文化认同上的冲突。借全球化发展之势,美国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致使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美国化”的趋向。这方面的研究也已不少。

  这里想要指出的是,在这样一种符号化传播过程中,由于美国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现实影响都太过“惹眼”,重要的已经不是全球化事实上是不是或者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化的问题,而在于它确实在很多群体的认知中被等同于美国化了。如学者们一再指出的,全球化是一个包含了文化上普遍性与特殊性两者互相冲撞渗透的过程。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无所不在,表明了其软权力的强大,却又由此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社会因各种差异而引发摩擦。如沃勒斯坦指出的:“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就每个主权国家范围而言,普遍主义的原则都是非常虚伪的。在现实的国家体系中,国家处于等级之中,而在每个主权国家内,公民也处于等级之中,这些都是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所难以回避的。”[36]作为强力推进某种“普遍主义”理念的象征,美国已经成为某些“传统与保守”势力抵制抗议的靶标所在,在“吸引同化”与“拒绝同化”间发生文化认同层次的种种冲突。亨廷顿有言,“美国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威胁”。[37]美国普世主义的政治理念,与众多地方和社会行为体的特殊主义的政治理念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可说是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其影响和渗透日益深入,在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中必然面临的历史性困局,而且这一矛盾还可能随着全球化或者说“美国化”的深化而越发尖锐。[38]

  

  多元的“美国”

  

  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反美主义还与美国符号自身的歧义性有关。要理解反美主义,我们有必要分析到底何为“美国主义(Americanism) ”或者说什么是符号意义上的“美国”。作为一个由移民开拓的国家,作为一个所谓的“大熔炉”与“开放社会”,美国代表的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价值光谱。“美国特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的矛盾集合。在美国政治的价值理想与体制现实间同样存在着裂痕与紧张,构成了一种亨廷顿所说的“失落的期待”。[39]于是,在不同的情境下美国的符号形象往往千差万别甚至互相冲突。反美主义的多样性根源于美国自身形象的复杂性,来自其在不同地域情境中所引起的不同反应。

  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政治过程中,存在着多元分化的参与者。联系渠道的扩展,问题域的交叉联系以及参与者的多元化,都使得具体的互动过程愈发复杂。美国各异的社会思潮代表着其国内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又在全球化浪潮之中借助其软权力上的传播优势向外投射。而当世界其他地方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政治和外交政策、军事行动、情报行动、文化产品、媒体、消费和生活方式、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教育机构甚至美国旅游者——等来感知美国的时候,它们得到的印象相互关联却永远不可能一致。于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将出现不同的对美国的主流认知。多元的美国象征与复杂变动的认知结构相作用,势必引起对美国的不同反应,其中难免包括厌恶不满乃至怨恨。[40]

  软实力作为一种吸引力具有更加明显的相对性,其效力更加取决于互动过程。如奈所言,“任何力量资源的效用都取决于它的背景环境”,“美国流行文化对不同信仰和不同团体可能有吸引也或者遭排斥”。[41]诸如妇女解放和性别平等之类的诉求,在不同社群中将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羡慕进而效仿,这正是软权力要解释的;但相反的反应却可能是反感甚至憎恶。事实上,即便在同一地域内的不同群体乃至个人其态度都可能千差万别,不同地区的反美主义可能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式各样的反美主义虽然在其灵魂深处并不一致,甚至可能截然对立,却又可以找到“美国”这个共同的攻击对象。

  那么又如何理解反美主义面临的尴尬呢?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

  这里首先要说的是,在美国软权力优势的形成与扩展中,美国社会的各种力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软权力资源同样来自于其跨国公司、媒体、大学科研机构及其他民间团体。它们在推广美国的大众文化、知识技术、价值观、社会生活方式乃至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作用是难于估量的。这些行为体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诉求,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与国外社会发生互动关联。虽然无法完全超脱,但他们在与别国民众和政府的交往中还是能保持相当的独立性,这部分的软权力资源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政府政策的震荡波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样,美国对外联系渠道的多元化成为维系霸权稳定的重要工具,奈一再建言美国政府发挥的其实也正是这一优势。

  面对如此多元的“美国”,反美也就难免有些复杂和暧昧了。但更重要的或许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商品、文化以及其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已经某种程度地“嵌入”了其他社会。可以说跨国公司的商品服务及其本地化策略下提供的市场与就业机会,使得它们成为所在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那些美国的大众文化则已经深刻地融入当地日常生活中。[42]通过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对人们学习和工作环境的设定,似乎这种软权力已经在潜移默化间塑造了其他国家的民众,影响到他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方式与准则,成为布尔迪厄(Bourdieu)所谓惯习(habitus)的一部分。于是当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抵制、声誉下降时,它们及它们所代表的“美国”也依旧相对超然,对其他国家社会保持强大的影响乃至控制。

  我们说,软权力的核心除了一种影响和吸引,在更深层次上是一种对于对方信念偏好的影响乃至改变,一种对普通人心灵的控制与争夺。[43]软权力支配更多是隐性的,通过国际机制以及国际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手段,部分或全部地塑造客体的认同与价值观,转变其态度与立场,以更精巧的方式实现“意识操纵”。[44]这或许才是软实力霸权带来的真正挑战所在。可以说,作为一种非物质实力,软权力除了直接的工具性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可以对他国的身份、利益和价值观产生某种构成性作用。[45]它绝不止是一种“吸引力”,更是对“什么是具有吸引力的”,对国际社会的一种价值理想与合法性评判标准的设定。当美国的政治价值观被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制度与价值规范,其普世性也随之成立并随着机制的延续得以固化。[46]潜在的对手也越来越难以建立一套竞争性的规则和制度,或者提出替代性的政治价值规范。可以说今天国际政治话语中的深层的意义与价值结构已经对美国有利,或者说已经为美国所掌控了。从这个角度,美国软权力应该被视作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霸权”[47],一种斯特兰奇所说的“结构性权力”[4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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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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