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5 次 更新时间:2008-08-13 1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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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  

  

  一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四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邪恶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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