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自古封王是祸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9 次 更新时间:2008-08-12 15: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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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所谓封王,原本是西周体制,也叫“分封制”,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家族式的统治,由“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民”所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统治,周朝立国初期分封的诸侯大部分都是自己家族的人,周王朝统治者主要就是通过血缘关系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将社会控制权掌握在一个家族手里面,儒家礼制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对周制的完善性认识。其好处在于权力下放,各诸侯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富于针对性与灵活性;但其弊端也一目了然,那就是各唱一本经各自为阵,常常因为诸侯间利益而彼此混战,国无宁日。这种混乱情形,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到了各国诸侯“征城以战,杀人盈城;征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地步。很显然,这种分封制至此已走入末路,再不变革,整个社会将面临崩溃。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分封”体制后来被“郡县”体制所代替。担负这变革任务的是西方新兴大国秦国。它彻底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即分天下为36郡,把郡县行政区划制度推行到全国。这是郡县制在中国确定的标志,也是中国和世界行政区划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种体制的特点在于:皇帝成了国家真正唯一的统治者,以皇帝为端点,行政系统一直下沿,直至县级,国家政令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不会有任何走展。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国家统一政令统一,国家可以在一个有效的行政体制下正常运转,应该说,这种体制的转化,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然而,历史的进步却总是一波三折波澜壮阔的,在秦以后,历史舞台上依然上演过多出“封王”闹剧,而其结果当然是兵连祸结国无宁日。我们不妨来尝脔一鼎。

  第一次封王狂潮,起于西汉时的汉高祖刘邦。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建立许多诸侯国。它们占有广大的领土,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较大支配权,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为汉王朝培植离心力量,埋下了种子,创造了温床,最后发展成为西汉社会的祸患。诸侯王国初立之时,各国经济实力薄弱,一时无力与汉廷分庭抗礼;而且多数诸侯王年龄还小,汉廷所派丞相及太傅,基本上能左右王国事务。刘邦死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也起了催化的作用。经过近二十年的体养生息,诸侯国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甚至于“富埒天子”(《汉书·食货志》)。汉文帝时期,羽翼日趋丰满的诸侯王势力,离心倾向日益显著,终于发展成与汉廷相对抗的政治势力。先是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刘兴居公然以武装对抗汉廷,表明这个汉室的“辅翼”,此时已经发展成为汉廷的对立面。在诸侯王势力中,济北王力量不为大尚且如此,其它诸侯王就更加无视汉廷的存在了,只是矛盾尚未激化。接着淮南王刘长,也反了。此外,如吴王刘濞也利用封国的自然资源,不断扩张势力。他在豫章郡采铜,大量铸造钱币;又利用近海的方便条件,广收煮盐之利,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了收买人心,他免除封国内的赋税,招揽天下亡命之徒,不断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到文景时期,实际上已成为对抗汉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深感这一社会病态的严重性,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文帝六年(前174年),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指出如今天下的形势、象一个患肿病的人,小腿胖徘几乎象腰一般,一个指头就象腿那么粗,平坐不能屈仲,一两个指头疼痛起来,就难以忍受。如不及时救治,必将成为痼疾。因此,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对策,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缩小诸侯王的耕地,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其结果是后来的晁错削蕃与七王之乱,给国家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逮至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样在封王问题上大跌跟斗。清军入关之初,为了“以汉制汉”,启用了大量投降他们的汉人来“为王前驱”。为了调动这些汉奸的积极性,满清统治者还将他们中间的头面人物封为“王”。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三藩”即: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和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他们是清廷镇压南方抗清武装的急先锋,因此尽管他们在辖区内肆无忌惮,滥施暴政,清廷也放任不问,只求得到他们的效忠。结果尚、耿在粤期间,贪得无厌,大肆横征暴敛。广东渡口众多,仅广州府就有300多处,两王令兵卒把守津口要道,重重加高税钱。商人过渡,按货物担数交钱;普通客人过渡,则一只渡船挤载数船之人,以求多收渡钱。这样,一遇风浪,十有八九船翻人溺,行商渡客无不视之为畏途。而尚、耿每年从中获取私银二三万两。 与此同时,“两王”还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把持行市。这些总店均由其亲信掌管,遍布广东重要的关津、市镇,行商每过一地,都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陋税。乾隆《广州府志》载:粤东多商,粤西多农,泉布菽粟两相便也。“自江河路口设立总店后”,藩吏肆扰,两江之船遂不往来。藩王与盗贼勾结坐地分赃,使广东商民裹足,不敢出门经商,船户纷纷破产,内河上航船几近绝迹。耿氏去福建后,尚氏只手把持广东军政财权,“广东督、抚、提、镇,俱听可喜节制。遴补将吏,调遣兵马,均得便宜从事”。 随着时间推移,除台湾郑成功外,南方抗清武装基本都被镇压下去,而尚、耿、吴各踞广东、福建、云南,拥兵自重,反而成了清廷心腹大患。最后,康熙认为“三藩”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清王朝的集权统治,决计铲除“三藩”,强化中央政府统治。1673年康熙下令“撤藩”,结果,撤藩令一下,11月21日吴三桂便以“共举大明之物,悉还中华之乾坤”为旗号,在云南举兵反叛。尚氏、耿氏相继呼应,平定藩乱的战争前后进行了8年,国家社会又一次为“封王”付出沉重代价。

  其实,封王闹剧——或者说是悲剧——不仅发生在封建统治者那里,同样也发生在所谓“农民起义”的“革命者”那里,至于结果,也大同小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近代农民革命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纵观中国历史,没有哪个朝代的王爷象太平天国那样多。很难想象一个朝代能同时拥有2700多个王爷,更何况太平天国只是中国历史上短短十几年的地方武装割据,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朝代。考诸太平天国史,洪秀全一共有三次大规模封王。最初封王是在1852年的永安,史称“永安封王”,即有名的东西南北王和“羽翼天朝”的翼王,史书上认为这次封王明确了革命的领导核心,对革命的发展壮大是有利的。然而,事实上,太平天国并不平等,它的等级观念比请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永安封王只封了五个王爷,就分为三等,东西为一等,南北为二等,翼王为三等,而且规定,东王以下具归东王节制,这是很要命的一条,洪秀全当时就犯了一个难以弥补的过错,为后来的“天京悲剧”埋下了伏笔。在天京事变前,天王共封了七个王,十九个侯(有记载的),侯爷中有很多是东王的亲信和亲戚,大多死于天京事变。 洪第二次封王是在1859年,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先后封了干王、赞王、英王、忠王、侍王、辅王、璋王,形成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干王成了国务院总理,赞王为军委主席,英王、忠王分别为军委第一、第二副主席,侍王、辅王、璋王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三次封王是在1861年以后,这次封王主要是为了分忠王、英王的权,西线英王战败,老洪一怒之下,革了英王的王位,却封英王的几个部下为王,以羞辱英王;东线忠王频频告捷,老洪担心李家兄弟权势过大,也将其部下大举封王。李秀成后来的“天朝十误”将此列为天国灭亡原因之一不无道理。因为一旦被封王,就要修建王府、要有定数的奴仆差人,同时造成了太平天国晚期的攀比、腐败、挥霍之风。国库日空,便在民间搜刮,正是王爷遍地走,小民泪常流。大举封王另一个恶果是各自为政,洪秀全封陈坤书为护王时,正是李秀成中了奸细的离间计想去征讨陈之时,气得李大骂天王糊涂,陈李矛盾由此产生,后来苏州被困之时,李秀成写信向常州的陈坤书求援,尽管语气已经非常客气地称兄道弟并申明大义,但陈坤书就是不理这个胡子,你也是王,我也是王,凭什么听你的?《李秀成自述》中说陈坤书“将常州自霸,……分制我势”,“不由我用,制其不能”。可以见之。

  历史经验值得借鉴,而在这方面最有成绩的当数中共。建国之初,就有所谓“五马进京”之举。在中共开国的方面军中,一野司令员和政委都由彭德怀担任,并且他还兼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朝鲜战争暴发后,彭开赴朝鲜,部份职务交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担任,习便成了彭之后西北方面的大员;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在战事结束不久主动交权到南京办军事学院,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成了西南方面大员;三野司令员陈毅很多时候都不是方面军的主导力量,战事结束后他调往中央三办。支配方面军的是政委兼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饶漱石。所以,饶漱石从战争前后都是中共独挡一面的大员,没人能取代他;四野司令员林彪也是主动交权到苏联养病,政委罗荣恒则更早些于1949年1月休养,所以林彪离开后,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成了方面大员。东北方面,高岗经营东北始于抗战胜利办苏军退出东北,后朝鲜战争暴发后,东北成了朝鲜战场的大后方,高岗在东北不断把补给供给前线的军队,为朝鲜战事的结束立下大功劳,也进一步确高在东北的根基。那时的东北不喊“毛主席万岁”,而喊“高岗万岁”让人联想到阎锡山在山西做土皇帝的情形。中共建政后借鉴历史,为防止地方诸候(“王”)尾大不掉,而调方面大员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这五马进京,可说是划时代的大事,因为它结束了中国近代史甚至中国几千年的方镇重权的历史,封王历史也因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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